18世紀結束時，中華帝國達到極盛。1644年，女真部落起兵東北，橫掃中國后建立清朝，其后中國發展成為軍事強國。清朝挾滿蒙兩族的軍事實力，輔以漢族的文化和發達的官僚機構，開始向北部和西部擴張領土，在蒙古、西藏和今天的新疆腹地建立了中國的勢力范圍。當時的中國稱雄亞洲，可與地球上的任何帝國抗衡。[1]
然而，清朝的鼎盛點也是它的命運轉折點。中國的富庶和遼闊疆土吸引了西方帝國及其貿易公司的目光，而它們的活動范圍遠遠超出了傳統中國秩序的疆界和觀念。有史以來，中國首次遭遇不再尋求取代中國朝廷，并稱自己承天啟命的“蠻夷”。他們提出一種全新的世界秩序觀，從而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進行自由貿易而不是朝貢，向中國京城派駐外交使團），且首次采用一種不再讓中國稱其他國家的國君為“夷”，不再要求他國效忠中國皇帝的外交制度。
中國的封建士大夫集團渾然不知，這些外國社會發明了新的產業和科學方法，幾百年來第一次，也許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領先于中國。借助蒸汽機、鐵路、新的工業制造方法以及資本積累，西方的生產力飛速發展。骨子里浸透了征服欲的西方列強踏入傳統的中國勢力范圍，認為中國自稱君臨歐亞荒誕不經。他們決心把自己的國際交往標準強加給中國，必要時不惜一戰。由此爆發的沖突挑戰了中國對世界的根本看法。一個世紀后，即便是在中國振興后的時代，昔日的創傷仍未愈合。
自17世紀起，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東南沿海一帶的歐洲商人日益增多。在中國人眼里，這些歐洲人與帝國邊疆地帶的夷人無甚區別，也許只有一點除外，即歐洲人尤其缺乏教化。中國官方稱這些“西洋蠻夷”為“貢使”或“夷商”，偶爾允許外國人前往北京。倘若他們獲準覲見皇帝，則需行叩頭禮，即三跪九叩的大禮。
外國使者入境中國的口岸和前往北京的路線均受到嚴格限制。與中國的通商是季節性的，僅限于廣州一地，且管制甚嚴。每年冬天，外國商人必須啟程回國。他們不得進入中國內地，種種規章制度專為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而定。教授外國人中文，或向他們出售中國歷史文化書籍均屬犯法。與外國商人的交往只能通過當地的特許行商。[2]
自由貿易、外國使館、主權平等（歐洲人此時在幾乎世界各地已享受的起碼權利）的概念，在中國均聞所未聞。中國只默許對俄國區別對待。俄國迅猛東擴，沙皇的領地已經與清朝在新疆、蒙古和滿洲的疆土接壤，構成了對中國莫大的威脅。1715年，清朝允許莫斯科在北京設立一個東正教傳教士團，日后，該團實際上成了一個變相的使館。一個多世紀以來，這是在中國唯一的一個此類外國傳教士團。
在清廷的眼里，中國與西歐諸國商人的有限往來反映了朝廷的懷柔。中國人認為，允許外國人與中國通商——尤其是西洋蠻夷嗜好的茶葉、絲綢、漆器和藥材——彰顯了天子的仁厚。歐洲與中國隔山阻海，絕無依照朝鮮和越南的例子漢化的可能。
最初，歐洲人同意在中國的朝貢體系中扮演朝貢者，歐洲人被稱為“蠻夷”，他們從事的貿易被稱為“進貢”。然而隨著西方列強國力愈強，信念愈堅，這種局面再也無法持續下去。
馬嘎爾尼使團
英國人（中國的一些史籍稱其為“紅毛蠻夷”）尤其反感中國的世界秩序觀。作為西方首屈一指的商業大國和航海大國，英國對中國在其世界秩序中分配給它的位置極為氣惱。英國人指出，中國的軍隊仍然主要使用弓箭，海軍形同虛設。英國商人對廣州的特許中國行商變本加厲的“勒索”極為不滿。但中國規定，一切與西方的貿易必須經過這些行商，而英國商人希望能打入東南沿海以外中國其他地區的市場。
英國人試圖改變現狀的首次重大嘗試，是1793～1794年派遣馬嘎爾尼勛爵使華。這是歐洲為改變當時中西方交往方式所做的一次最著名、最友善和最不“炫耀武力”的努力，目標是取得通商貿易和外交的利益。但這次訪問最終一無所獲。
馬嘎爾尼使團值得深究。馬嘎爾尼的日記講述了中國人對自己地位的看法，以及西方人和中國人對外交看法的巨大差異。馬嘎爾尼是一位杰出的政府官員，有多年的國際交往經驗，而且對“東方”外交有深入的了解。馬嘎爾尼有深厚的文化造詣，曾作為特使出使圣彼得堡的葉卡捷琳娜宮廷，歷時3年。其間，他與俄國談判達成了一項友好通商條約。返國后他寫了一本介紹俄國歷史文化的書，獲得好評，其后又被東印度公司委任為馬德拉斯邦的總督。在同輩人里，由馬嘎爾尼出馬開辟與另一個文明世界的外交往來，當之無愧。
對當時任何一位受過教育的英國人來說，馬嘎爾尼使華的目標都會顯得極為有限——尤其是同英國新近征服的中國龐大的鄰國印度相比。內政大臣亨利·鄧達斯把給馬嘎爾尼的訓令概括為：“設法與一國人民，或許是地球上最杰出的一國人民，建立自由往來的關系。”使華的首要目的是，在北京和倫敦互設使館，爭取中國開放沿海更多的通商口岸。關于后一點，鄧達斯指示馬嘎爾尼要對禁止英國商人參與“公平的市場競爭”（在奉行儒家學說的中國找不到類似概念）的“令人沮喪”和“武斷的”廣州通商規則予以注意。鄧達斯強調，馬嘎爾尼應申明對中國領土沒有野心，但他的這一保證注定會被接待國視為一種侮辱，因為它暗示英國有領土野心。[3]
英國政府以平等的口吻致函中國朝廷。英國統治集團成員可能覺得，這樣做給予了一個非西方國家不尋常的尊嚴，而中國卻將其視為桀驁不馴、傲慢無禮之舉。鄧達斯指令馬嘎爾尼，“一有機會”，馬上向中國朝廷強調指出，國王喬治三世認為馬嘎爾尼一行出使的是“世界上文化最燦爛、最古老，人口最眾多的國家，以求考察其聞名的政府機構，促進該朝廷與英國之間毫無保留的友好交往并從中受益”。鄧達斯指示馬嘎爾尼遵守“該朝廷的一切禮儀，但不得損害英國君王的榮譽，或是有損于他本人的尊嚴，以致危及談判的成功”。鄧達斯強調說，馬嘎爾尼“不應讓細枝末節阻礙訪華成功可能會帶來的重大利益”。[4]
為了取得更大成果，馬嘎爾尼使華攜帶了大量顯示英國科學和產業實力的產品。馬嘎爾尼的隨行人員包括一位外科醫生、一位機械師、一位冶金學家、一位鐘表匠、一位數學儀器制造師，以及計劃每天晚上演奏的“5位德國樂師”（他們的演奏屬于這次訪問比較成功的一項）。馬嘎爾尼獻給皇帝的禮物包括一些顯示與英國通商會給中國帶來莫大好處的產品，其中有四輪馬車、鑲滿鉆石的手表、英國瓷器（清朝官員贊許地注意到，其效仿了中國的藝術風格），還有出自雷諾茲之手的國王和王后的肖像。馬嘎爾尼甚至還帶來了一個放了氣的熱氣球，打算讓使團的成員乘坐它在北京做一次示范飛行。
馬嘎爾尼使團的所有具體目標全部落空，因為雙方的觀點簡直相差十萬八千里。馬嘎爾尼本想顯示工業化的好處，可中國皇帝卻把他的禮物視為貢品。英國特使本來期待接待他的中國官員認識到，中國還沒有技術文明的進步，從而需要同英國建立一種特殊的開放通商關系，改變自己。中國卻認為英國人傲慢無知，謀求天子給予特殊禮遇。中國依舊奉行重農方針，不斷增長的人口使糧食生產更為緊迫。中國的士大夫官吏對工業化的要素——蒸汽機、信貸和資本、私有財產及公共教育等一無所知。
馬嘎爾尼一行乘船沿中國海岸線一路北上，前往北京東北方向的熱河夏季行宮，船上滿載豐富的禮物和美味佳肴。然而船上插有一面旗，上面用中文寫著“英吉利貢使”。馬嘎爾尼依照鄧達斯的指令，決定對此“不做任何表示，待條件許可時再提出該問題”。[5]使團臨近北京時，負責接待馬嘎爾尼一行的中國大臣開始與英國人談判，雙方觀點的巨大分歧隨之凸顯。爭執點在于馬嘎爾尼是對皇帝叩頭，還是依照他堅持的立場，按英國習慣單膝下跪。
馬嘎爾尼在日記中寫道，中國人拐彎抹角地提出了這個問題，首先就“不同國家流行的不同服飾”發表了一番評論。中國官員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的服飾更合理，因為身著中國服飾的人更容易行叩頭大禮。他們說，無論何人覲見皇帝，都需要行三跪九叩禮。英國使者見皇帝前只是去掉扣在膝蓋上的累贅金屬扣和吊襪帶不是更方便些嗎？馬嘎爾尼反駁道，如果他對皇帝行他對本國君王所行的禮，皇帝很可能會予以理解。[6]
對“叩頭問題的討論”時斷時續地又持續了幾周。中國官員提出，馬嘎爾尼要么叩頭，要么空手而歸。馬嘎爾尼一再抗爭，最終雙方同意，馬嘎爾尼可以按歐洲禮節單膝下跪。這是馬嘎爾尼獲勝的唯一一次。（至少就他實際所為而言是這樣。中國的官方記載稱，馬嘎爾尼見到皇帝后對其威嚴不勝惶恐，自行下跪叩頭。）[7]
所有這一切均是圍繞著繁縟的中國禮儀發生的，而這些禮儀都在委婉地拒絕他提出的要求。一舉一動，都牽扯到禮儀，且每種禮儀都反映了天意，不可更改，馬嘎爾尼簡直無法與對方開始談判。同時，他滿懷尊敬而又惴惴不安地注意到中國龐大的官僚機構的高效率，揣測著“與我們相關的一切事情，我們吐露的每一個字，都被詳盡地記錄下來，呈送給上面”。[8]
馬嘎爾尼吃驚地發現，歐洲的技術奇跡并沒有給接待他的中國官員留下什么印象。他和隨行人員展示架在炮架上的加農炮時，“陪同我們的人裝出一副不屑的樣子，稱這些玩意兒中國不稀罕”。[9]至于馬嘎爾尼帶來的望遠鏡、四輪馬車和熱氣球，中國人一概嗤之以鼻。
一個半月后，特使仍在等待皇帝召見。在此期間，酒宴舞樂不斷，雙方繼續討論馬嘎爾尼一行如蒙皇帝召見應遵守的適當禮儀。一天凌晨4點，馬嘎爾尼被召到一個“華麗的大帳篷”里，等候召見。時隔不久，皇帝乘龍輦前呼后擁地來到帳篷前。中國人儀典之宏大令馬嘎爾尼驚嘆不已：“儀式自始至終莊嚴肅穆，好似慶祝某種神秘的宗教。”[10]皇帝賜給馬嘎爾尼及其隨行禮物后，“又將自己桌子上的幾道菜賜予我們”，隨后禮節性地“親手給我們每個人斟了一杯溫酒，我們隨即在皇帝面前一飲而盡”。[11]（皇帝親自斟酒屬當年漢朝對待蠻夷的五餌計策之一。[12]）
次日，馬嘎爾尼一行參加了皇帝的生日慶典，皇帝看戲時終于召馬嘎爾尼到身邊。馬嘎爾尼以為，現在可以談他此次出訪的使命了。沒想到皇帝又賜給他禮物，一箱珠寶。據馬嘎爾尼記載，還有“一本皇帝親手撰寫，夾有皇帝繡像的小書，希望我把這些禮物作為友誼的象征帶給英國國王。他告訴我，這個珠寶盒乃皇室珍藏之物，距今已有800年”。[13]
體現圣上仁厚的禮物賜給馬嘎爾尼后，中國官員建議，鑒于寒冬臨近，他該動身回國了。馬嘎爾尼抗議說，雙方尚未就他奉命前來商談的問題“展開談判”，“他的使命不過剛剛開始”。馬嘎爾尼強調說，喬治國王希望能允許他作為英國的使節常駐中國京師。
1793年10月3日一早，一位中國官員喚醒馬嘎爾尼，讓他穿戴好官服后趕至紫禁城，等待皇帝對他的請求做出答復。等了幾個小時后，他被人領上殿，來到一把外表為絲制的坐榻前。椅子上沒有坐著皇帝，而是放了一封皇帝致喬治國王的信。中國官員對信下跪叩頭，馬嘎爾尼只對信行了單膝下跪禮。最后皇帝的上諭以隆重的儀式送到了馬嘎爾尼的房間，這封信便成了英國外交史上最屈辱的信函之一。
敕諭首先表彰了喬治國王向中國派遣貢使顯示的“恭順”：
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賚表章。
隨后皇帝拒絕了馬嘎爾尼提出的所有實質性的要求，包括允許馬嘎爾尼作為一名外交官居住于京城：
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他）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為無益之事。
敕諭隨后稱，讓中國派一名使節常駐倫敦則更為荒謬：
設天朝欲差人常駐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是此事斷難準行。
皇帝認為，喬治國王派馬嘎爾尼使華也許是為了觀習教化，然而這同樣不可行。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即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即學會亦屬無用。
至于馬嘎爾尼提到的英中通商的諸多好處，天朝已經降恩于英國人，允許他們“多年在廣州自由經商”，任何其他要求“斷無道理”。至于中國與英國通商的好處，馬嘎爾尼的意思完全被誤解了：
奇珍異寶，并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賚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14]
有鑒于此，兩國現有的貿易絕無可能擴大。英國沒有中國所需的物品，中國也已依天朝定制給予了英國人所有能給予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