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近40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受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委托訪問北京，與這個國家重新建立聯系。中國在亞洲歷史上居于核心地位，而20多年來美國與其一直沒有高層接觸。美國打開中國大門的動機是為了走出越南戰爭的陣痛和冷戰的不祥陰影，給美國人民展現一個和平前景。當時的中國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仍是蘇聯的盟國，但為了抵御來自莫斯科的進攻威脅，北京也在尋求回旋空間。
此后我先后訪問中國達50多次。如同幾百年來前往中國的眾多訪客一樣，我日益欽佩中國人民，欽佩他們的堅韌不拔、含蓄縝密、家庭意識和他們展現出的中華文化。與此同時，我終生都在從一個美國人的視角反思如何締造和平。我很幸運，能夠同時以高級官員、信使和學者的身份探尋這兩條思路。
本書部分依據與中國領導人的談話，試圖解釋中國人對戰爭與和平、國際秩序等問題的理性思考，以及這種思考與美國人更為實用的、就事論事的思維方式的關系。兩國由于在歷史和文化上的差異，有時會得出迥異的結論。我并非總是認同中國人的觀點，讀者亦然。但我們有必要了解這些觀點，因為中國將在21世紀的世界中發揮重大作用。
自從我首次訪華之后，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國贏得了冷戰，中美關系成為爭取世界和平與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
盡管兩國的出發點迥異，八位美國總統和四代中國領導人在處理微妙的雙邊關系時卻顯示了驚人的連貫性。雙方始終盡力維護這一實質性的合作關系，使之不受歷史糾葛和各自國內考慮的干擾。
這是一段復雜的歷程，因為中國和美國都認為自己代表獨特的價值觀。美國的例外主義是傳經布道式的，認為美國有義務向世界的每個角落傳播其價值觀。中國的例外主義是文化性的，中國不試圖改變他國的信仰，不對海外推行本國的現行體制。但它是中央帝國的傳承者，根據其他國家與中國文化和政治形態的親疏程度將它們劃分為不同層次的“進貢國”。換言之，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普世觀。
本書主要講述了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相互交往。無論是在政府任職期間還是離開政府之后，我一直保存著與四代中國領導人的談話記錄，這是我寫作本書的第一手資料。
如果不仰賴同事和朋友的辛勤努力和大力協助，我不可能寫出這本書。
斯凱勒·斯考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助手。8年前，耶魯大學教授約翰·加迪斯把他這位得意門生推薦給我，我與斯凱勒就此相識。開始這個項目時，我讓他請兩個月假，暫時放下他的律師事務所工作。他答應了，并在整個過程中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時間，直到一年后善始善終地完成這件事。斯凱勒承擔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工作，幫助我翻譯了中文文獻，深入揣摩了一些微妙語句的含義，還不知疲倦地幫我編輯和校對。我從未遇到過如此優秀的研究助手，也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在我10年來的所有活動中，斯特凡妮·榮格–莫特都與我并肩工作，實在是我的大幸。她是棒球比賽中被稱為全能選手的人，既做研究，又從事編輯工作，還是我與出版商之間的主要聯系人。她幫助協調錄入工作，并在交稿期限臨近時毫無保留地鼎力相助。她的魅力和外交技巧使她的貢獻更顯重要。
我的老友哈里·埃文斯30年前編輯了《白宮歲月》，這次又不負重托，審閱了本書的全部書稿，就全書的文字和結構提出了許多極好的建議。
特里莎·阿曼泰亞和喬迪·威廉斯一遍又一遍地錄入文稿，犧牲了許多夜晚和周末，在最后時限之前完成了任務。他們的激情、高效和慧眼至關重要。
前駐華大使、著名中國問題學者芮效儉，打開中國大門時的同事、后來的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和我的遺囑保管人迪克·菲茨閱讀過部分章節，并做出了睿智的評論。喬恩·范登·霍伊維爾對書中幾章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幫助。
與企鵝出版社合作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經歷。安·戈多夫隨叫隨到，眼光獨到，從不添亂，讓人樂于與之相處。布魯斯·吉福德、諾伊琳·盧卡斯和托里·克洛斯熟練地指導了本書的編輯加工。弗雷德·蔡斯最后對書稿進行了細致高效的文字校對，以交付排版。勞拉·斯蒂克尼是本書的責任編輯，她年輕得簡直可以做我的孫女，但絲毫不畏懼我這個作者。她毫無保留地對我的政治觀點發表看法，我甚至有些盼望看到頁邊空白處她一貫銳利，偶爾甚至是尖刻的評論。她孜孜不倦，感覺敏銳，給我幫了大忙。
對所有這些人，我深為感激。
我所引用的政府文件都已經解密一段時間了。我尤其感謝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允許我使用俄羅斯和中國文件解密檔案的大量章節。卡特圖書館慷慨地讓我使用卡特總統時期美中領導人的許多談話記錄，里根圖書館也從他們的檔案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件。
毋庸諱言，本書的瑕疵都應歸咎于我本人。
半個世紀以來，我的妻子南希為寫作時孤獨的作者（至少本作者是這樣）提供了堅定的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她閱讀了多數章節，并提供了無數重要的建議。
謹將《論中國》獻給安妮特與奧斯卡·德拉倫塔。在他們位于蓬塔卡納的家中，我開始撰寫本書，并在那里收筆。他們的熱情好客是我們友誼的體現，這份友誼為我的生活增添了快樂與內涵。
亨利·A·基辛格
2011年1月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