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韌
    九十年代文學有一道令人矚目的風景線，這就是一批年輕的“新生代”作家以其青春的活力與勃勃生機走上了文壇。他們沒有“五七”作家群和“**”記憶的知青作家那樣歷史的沉重，也沒有比他們稍長一些如莫言、蘇童、格非、葉兆言等那種懷舊的情結。這一批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沒有多少清規戒律，也沒有狂想或狂熱，而是以平常心面對現實，強調個人經歷和個性化體驗的寫作。他們不愿意擁擠在一個梯子上趕浪潮，而是尋找各自的文學梯子。湖南的王躍文就是他們當中創作相當活躍的一位。他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發表小說，短短六七年間從湘土偏遠縣城的一個業余作者，竟然走上全國知名大刊物，并且頻頻得獎。他的創作所以引人注意，顯然與作者拓展的獨特世界密切相關。他長于描繪縣、地級官員形象和復雜的心態，這在他同齡作家乃至今天流行的作品中并不多見。有的人認為它是官員小說，可是當細讀他的作品就會發現，其小說很少寫單個的官員或個人的命運，作者視線像扇面似的輻射某一級官員群落（或稱作“領導班子”），從各樣官員現實關系中展示那貌合神離、勾心斗角的微妙心態。所以說，王躍文的小說系列與其叫官員小說，不如稱為官場小說。
    《官場春秋》這部集子輯錄作者的不是全部而是部分的中短篇小說，僅占創作總量一半左右。《今夕何夕》、《秋風庭院》、《夜郎西》等三部中篇各自獨立而人物情節又彼此關聯。《秋風庭院》應是作者官場系列小說的開篇，也是在他諸多小說中藝術韻味最為突出的一篇。它寫地委書記離退之后的失落與清冷，展示了宦海浮沉的炎涼世態。《今夕何夕》里的張兆林就是陶凡的接任者，他對陶老書記始于推崇而終于疏離，換上自己人馬，這一過程恰恰暴露了排除異類、重用親信的官場舊套陳規。《夜郎西》里的主人公關隱達是陶凡的女婿，原來官途亨通，可是老岳父退出一線關就每況愈下了。可見其興衰成敗不取決于他個人政績如何，乃是背后的陶老書記的進退。可謂之成也陶凡，敗也陶凡。但這篇小說的深層價值不在這里。耐人尋味的是，上級部門并不賞識的關隱達，卻在換屆民選中當選了縣長，從而使這篇官場小說升騰起體制改革的呼喚。
    王躍文描繪的官員形象活靈活現，揭示官場爭斗入木三分。謀取升官者機關算盡，提職者志得意滿，小公務員仰人鼻息，當權者頤指氣使。這一切，顯然與作者職業有關。寫自己熟悉的生活，用這句老話概括他取得的成績當然是對的。不過，你如果稍加沉思就會提出這樣的問號，身任公務員熟悉公務員生活的大有人在，為什么王躍文寫出令人深思的官場系列小說呢？作者有一篇題名《我需要靈魂的安慰》的創作談。他說：“回憶起自己在那個縣**工作時的情形，一天到晚笑嘻嘻的，邁著細碎步子，在領導面前說著是是對對好好。于是領導說我成熟、能干、肯干。用世俗的標準衡量，那是我最春風得意的一段時光。”可是“我終究忍受不了不說話的日子。在那樣的環境里，成天說的話從內容到形式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說的同別人說的沒有區別，說了同不說沒有區別。于是我便開始寫小說。小說就是作家的說話方式。”原來，他不是復制生活而是有感而發，要說出與官員“程式化”有區別的話。他不是以官員身份寫官員，而是選擇了作家的說話方式。也就是說，他是從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一個作家的使命感審視和剖析他所熟悉的生活。因而他的小說突破了當代文學曾有過的那種寫干部的模式，否定了簡單化的不是暴露就是歌頌（以至神化）的寫作。它超越了道德批判，將各類官員放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對大小官員不仰視也不是俯視，以平民意識從文化角度把握形形**的官員生活。
    王躍文給我的信中說，他的小說分為兩類，一類是官場小說；一類是非官員小說，如《無頭無尾的故事》、《很想瀟灑》、《舊約有失》、《蝸牛》、《無雪之冬》、《漫天蘆花》等。應該說后一類與《今夕何夕》等純官場小說不同，筆墨不是凝結在官員之間可以感覺而難以言傳的關系，情節故事也跟官場拉開了距離。然而，這被作者稱作寫小人物的非官場小說，在我看來他們與官位、權勢依然有著千絲萬縷的或隱或顯的聯系。就如收入本集的《舊約之失》，原意是寫三位老同學常常無約相聚，無拘無束，但有一天當有約相聚，他們要共商大展宏圖的時候，朋友卻失約了。原由蓋出于：一位在公司里提升為副科長，一位升職為學校教導主任。于是，三位老友那種“有事無事到一塊侃侃”的快樂，從此消失了。人各有志，各有所圖，誰也不必責怪誰，但也無須回避，從三位老同學聚與散的友情變遷中，透出了官位的誘惑力及它銹損靈魂的東西。至于說《很想瀟灑》里的新到市府工作的大學生汪凡的命運，與官場運行的模式更是息息相關的。初進**大門的汪凡，或許有著作者自己的某種身影，但汪凡讓我聯想起另兩個人物形象，即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林震和劉震云的《單位》、《一地雞毛》里的小林。三者很相似，都是權力機構初來乍到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都有理想，渴望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但他們生活于不同的時代，性格內核與命運也就迥然不同了。林震是五十年代團中央“學習娜斯嘉”的號召中應運而出現的，對官僚主義及一切不正風氣勇于斗爭，單純，進取，充滿勃勃向上的精神；小林則是市場經濟浪潮中的小公務員，為了分得一套住房而不得不進入謀取升職的官場軌道。小林所以失去青春朝氣而陷于平庸，令人不能不為磨損人的意志那種生活墮力而扼腕嘆息。汪凡與林震思想品格已相距甚遠，卻跟小林頗為相似。他最初向往的瀟灑，無非是恪守大學生的青春理想和自由純正的人格；他后來的瀟灑，則是“無怨無尤，不爭不斗”、“該糊涂的就糊涂，該含混的就含混，該朦朧的就朦朧，這才是瀟灑”了。
    從題材層面說，王躍文小說雖有一些篇章不是刻意敘述官員官場的故事，但小說某些人物的坎坷際遇和沉浮的命運，仍然潛流著官場與權勢的投影。由此，我發現作者的藝術神經有一個敏感點，這一敏感點即官位與權勢對各色人等的特殊影響力。這一敏感點，也可以說是作家的創作個性和獨特的視角。人有三教九流，生活色彩繽紛繁呈，因此，一個有才能的作家不一定表現為包攬人間一切，而在于他是不是有其獨到的敏感點，形成他自己把握生活支點的獨特沉思。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說：“權力導致腐化”，又說，“歷史并非清白之手編織的網。使人墮落和道德淪喪的一切原因中，權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躍的。”官員，權力，文學無疑應將它作為一個敏感點，追索、開掘和追問。應該說，現在文學中的官員、官場小說不算多，尤其超越題材層面進入它的深層，更不多見。王躍文小說自然還要加大提煉和拓展生活的廣度及深度，但在那官場小說與非官場小說中注重深層的探索，因而使他在來來往往、擁擁擠擠的文壇找到了自己的方位。
    我覺得王躍文審視官員與官場生活的眼光和價值取向還可以多元多樣，放得開些。收入這本集子的中短篇小說，作者多從清正廉潔的傳統“士”的文化品格坐標剖析和評價眼下風氣不正的官員和官場。其實它也是剝開官吏“現形”的傳統小說的參照系。現實生活與歷史上的貪官固然有其相似點，但歷史畢竟從農業經濟、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時代變了，經濟環境與整個社會和文化環境變了，所以僅從千古祖訓和傳統清官品格去解剖官與權，似乎顯得單一了，還需要從現實的商品經濟、社會世俗和文化心態，多孔道地探視今天更為復雜的官員的心理性格。
    讀王躍文的官場小說還有一個印象，他寫的官場氣氛很足，很真切，很到位，那虛虛實實和傾軋角斗，在那談笑間和饕餮之中我似乎聞見拳腳往來的拼殺聲。小說有憤激有慨嘆有調侃，又止于憤激慨嘆和調侃。官場氣氛很濃又止于官場氣氛。叫人幾分嘆惋，又幾分無奈。不應要求作家“先知”似的開藥方，道出如何制止腐敗。一個作家的使命是讓作品警世駭俗，驚醒世人。官場小說不能就官論官，還要回歸到“入學”，文學批判不能不把形形**官員請到人和人性的審判臺，不是淺表而是深邃的拷問人物的靈魂。從王躍文的生活功底與藝術才氣，有理由期待他塑造更多的令人特別振奮或特別震撼的官員形象，創作更多的滲潤時代精神和觀代意蘊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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