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東繼續對我說：

“你笑么？目下的年輕人通是這樣呀！只知道自己痛快，一點也不為父輩伙著想。要是有了差錯，你想想，叫我怎樣報賬呢？……”

他搖晃著下巴，惘惘然嘆息了。

我這房東是一個沉悶而膽小的漢子，戰事發生后他就終日皺著臉，擔心著轟炸，流彈和毒氣；三樓亭子間早給他用報紙裱糊嚴密了，而在大世界慘案發生以后，只要飛機的影子一顯現：他便趕忙關自己在屋里，一面壓低聲音威嚇他的妻兒：

“你們要等在外面送死么——進來！”

他所說的是他的侄兒，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高中畢業不久，便從故鄉逃來上海碰撞自己的運氣來了。那父親原是要他當小學教師的。他初來寄住在叔父家里，隨后因為居停主人催逼他回去，便又跑往滬東同鄉處去；于是阻在戰區里了。

聽任一個老實人多上一分愁苦是不行的，所以每當這時候，我總寬解他道：

“你不要愁，也許逃回去了。”

“不會，不會！他知道家兄的脾氣糟得很。”

但停了一會，卻又自言自語似的說道：

“不過小孩子人倒還急跳……”

他的妻子，對那忤逆侄兒的態度恰恰和他相反，她只知道不斷地儲蓄糧食、煤球和食鹽，每天要提一大籃蔬菜回來，但一面卻還把自己的飯食緊縮到囚糧一樣的單薄。她喜歡嘈雜，人很瘦削，鼻梁和眼圈周圍有著過多的雀斑。

雖然有時候也偶爾提起那不幸的孩子，但她的語調照例是冷冷的，暗示出若干惡意的嘲弄：你瞎操心些什么，因為即有了什么災禍，那倒霉的也不過是他們的侄兒，而并非自己嫡親的骨肉。她已經養有三個小孩了。

她常用一種說笑的口調打趣丈夫道：

“就這樣擔心！看你還會多出一個人養老送終么。”

除了這種小家婦女的短見，她也有她自己不必擔心的理由：他并不是一具死尸，何況一個人的禍福都是老早注定了的呢？也許人間真有命運這東西，那年輕人不恰恰被派定了一分僥幸，當東區的巷戰緊急時，他終于逃出來了。

這是十八號晚間，月亮很好，我坐在天井里傾聽著隱約的炮聲，一面在祝福著我們那些浴血抗戰的民族英雄。而且對自己的平安感到惶悚。

這時妻從室內走出來了，她用嘴唇望樓上一支，意味深長地說道：

“又是她爭勝了。”

“怎么——他們的侄兒逃出來了？”

“下午就來了，所以趙先生沒見下來……”

“啊！我們去問問他滬東的情形看！”

我一下子從椅子上立起來了。而我的眼前立刻顯出一幅暗淡的圖畫：皇軍，浪人，武士道，可怕的無恥的橫逆。我在“一二八”時是逃過難的。我不相信那個中學生的遭際會比我的文明一些，但我急想知道他的經歷，并不以自己的推想滿足。

可是妻卻留住我道：

“別人家里正在賭氣咧。”

“不是已經好好地回來了么？”

“回是回來了，還強著要上前線去服務呀。”

我忽然注意到頭上的擾攘了，房東的話聲照例是喑啞的，結里結巴地在說著一長串不必要的廢話，女的依舊冷聲冷氣。中學生是個大塊頭，結實得像花崗石。他的沉默寡言也和石頭一樣。他只不時禿頭禿腦地插一句嘴：

“別人在火線上不是都會打死嘛。”

半點鐘后我才得著上樓的機會。房東悶著臉嘆息道：

“你看弄得這副腔調啊！”

他把他的侄兒指給我看：這青年人躺在一張藤椅上，已經睡著了，面貌比以前黑瘦了許多，顯得很困憊，仿佛他并不是在困覺，倒是因為精疲力竭，再也支持不住了。我那房東繼續道：

“你看昏不昏，還強著要到前方去！”

“本來他們青年人的想法和你我不同……”

“有什么不同——發昏就是了！”

他的咆哮使我局促起來；我很想告訴他，那青年人的想法是正當的，而他倒應該以自己的打算為可恥。就舉我本人講，盡管在搖著筆吶喊，到底也不過是一名啦啦隊員罷了。

那中學生給嚷醒來了，于是我乘機問他道：

“請你告訴我，滬東的情形究竟怎樣？”

“嗯，嗯，什么……”

他嘟噥著，揉著眼睛，極力想睜開它們：

“打得厲害咧。”

“那你怎么逃出來的？”

“還要說！不是荷包里有錢，連命都送了啊。”

房東太太嘆息了；于是我憤恨道：

“那又比‘一二八’更進步了！那時候兇是兇，倒還不像這樣賊足摸手的。”

“還要是洋鈔才放你走咧，”那青年人說明道，“搜出來的是銅板角子么，就劈臉撒還你，兜肚子一刺刀，腸子肚子一地……”

“這簡直連強盜都不如了！……”

“同我一道的有個女人，”他繼續說，逐漸興奮起來，“怕路上哆嗦，把一個毛毛頭（嬰兒）裝在口袋里提起！賊豬玀撲了空的時候那兇相啊！女人不必說，連口袋孩子，一腳就踢下河浜去了！”

他說著，重新躺下去了。……

這一夜我好久不能安眠。我老是懷想著那口袋和嬰兒，那無恥的殘酷的短腿。而在我的頭上，則繼續著一種低沉苦痛的爭辯：

“我看你愈來愈頑固了。……”

“你老人倒是這樣。……”

遠處有大炮聲傳來。

（原載1937年10月4日《國聞周報》第33—35期合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