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朝廷中樞回遷長安，長安城再次活力煥發，變得更加繁榮起來。
    過往幾年，在行臺的治理下，雖然長安城市井風貌也大有起色，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較之貞觀、永徽時期還是頗有遜色。畢竟行臺雖然獨大于陜西，但終究不算真正的國家中樞所在，上層的政治紛爭也難免會給民間帶來不小的影響。
    類似長安城這種等級的存在，繁榮與否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影響，政治、經濟、文化等大凡有一方面的因素不到位，都不足以將整座城池的潛力都完全挖掘呈現出來。
    如今海內重歸一統，社稷恢復秩序，大量時流也都伴隨圣駕前后涌入了長安城中。不過如今的長安城，較之他們記憶中還是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各種各樣的差異大可留待日后慢慢體會，首先需要解決的還是基本的居住問題。特別是對一些隨駕官員而言，朝廷重新返回長安，他們當然也要在長安城中各自置業，基本生活穩定下來，才能安心于事，謀求仕途上的進步。
    朝廷當然也考慮到了官員們的居住需求，所以在大禮結束后的犒獎過程中，賜給宅邸也是一項重要的獎賞內容。基本上五品以上的官員，人人都獲賜宅邸一所。但這也僅僅只是滿足了一部分需求，畢竟五品以下的中下級官員才占了主流。
    有關這一點，朝廷也并非全無準備。早年長安城中轟轟烈烈搞了幾年清算勛貴的工作，在城中百坊收回了大批的宅業，如今則就按照百司各自需求比例劃給諸司，然后再由各司以市價稍低的價格租給各司官員、供其居住。至于所得回款，則就充入各司公廨本錢中，以應付日常的福利發放。
    此前朝廷針對群臣賞賜出大批的財物，以至于府庫都略有空竭。現在通過這么一運作，困境便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緩解。官員們可以各自拎包入住本廨公宅，避免了奔波置業的勞累辛苦，而他們各自手中賜物也得以回收上來，可以維持各司日常基本運作。
    當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可朝廷這種解決方案，畢竟官員群體本身就屬于社會中的精英階層，對于基本的起居環境自然也就難免有著更高的要求。所以還是有許多官員并沒有選擇入住公宅，而是打算在城中另覓住處。
    可是在經過一番訪問后，他們才發現長安居大不易。本來長安城規模便比東都洛陽大了許多，哪怕在城池最為繁榮的高宗時期，城中百坊都沒有住滿居民，特別是西南諸坊有許多整坊俱空，居住需求并不緊迫。
    然而如今再看來，長安城卻是百坊滿盈，幾無閑地。甚至就連最偏僻的坊區，都住滿了民眾。至于一些貴坊熱地，則就更加的一屋難求。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一則是大量的宅業收為官有，二則就是原本行臺政令對居民附籍的刺激。特別是去年行臺民爵賜給與丁權發授，規定只要役滿五年，民眾就能因戶籍所在而獲得眾多的惠利。
    從垂拱年間一直到行臺分陜行政時期，兩京之間本就是人員高速流動。大量關西民眾被遷到河洛地區卻沒有得到妥善安置，而行臺方面又極為重視流民入籍，所以其中大部分民眾又重新流回關中。
    雖然行臺是鼓勵民眾各歸原籍，但無論是實際的路程還是州縣編籍安置的效率、都遠遠比不上長安京畿所在。再加上行臺在長安城周邊開設了大量的官造工坊，也急需勞動力的補充，所以許多民眾干脆就選擇落籍長安。
    隨著行臺民爵、丁權的發放，籍戶們的黏性被進一步拉升，許多人都盼望著能夠成為真正的長安人，享受戶籍所帶來的種種惠利，更加不愿意放棄如今所擁有的宅業。
    當然，具體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充滿著各種利弊權衡，只要價錢給得高，不是不可以談。但是當原本價值不過千數錢的偏坊半畝草屋都叫價百數緡的時候，這買賣似乎也沒有談下去的必要。
    聽到當地居民獅子大開口的報價，許多后來的買主都不免氣極反笑，只覺得這些人腦筋有問題。
    然而賣主們卻仍振振有詞，拍著自家搖搖欲墜的柴扉不無自豪道：“客人所見只是半幅草屋，但對我家卻是興家之所！再過四年丁權到身，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能知我家不會青蒿立梁，也出一位明經、進士？現錢百緡，已經是冒了家道中落的風險，再要削價，那真是談不得！”
    買主們看看那格局狹促、幾根蟲蝕爛木支起的草房，實在觀察不出還有什么繼續家道中落的余地，但屋主仍是咬緊牙關不松口，也實在讓人好氣又覺好笑。
    這種坐地起價的口吻，當然只是刁民無賴習性，但其背后所仗恃的，還是對朝廷政令惠民的信心。眾志成城，長安城哪怕一塊臭水溝爛地，那也是價比千金！守住此處家業，哪怕此生窮困潦倒，誰知幾代后不會門前列戟？
    尋常市井間風氣已經如此，至于城中那些貴坊、名坊，買賣雙方的交涉那就更加熱鬧。長安城雖然規模雄大，但講到宜居性卻并不如東都洛陽，但這只是整體上的一個差別，具體到一些特殊的坊區，還是很有可比性的。
    城北諸坊因為地近皇城，所以是當之無愧的貴坊，早年間便是勛貴名臣扎堆居住的區域。不過如今城北諸坊住戶大部分都遭到清洗，朝廷劃給百司的官廨公宅大多數便集中在這一片區域，也是為了保證百官免于奔波之苦，上下班方便。
    但貴坊未必宜居，否則皇家便不會放著好好的西內太極宮不住，又勞工費力的另造大明宮。真正講到宜居，還是城東萬年縣樂游原到曲江池這一片區域。此境地勢頗高且水域不少，自然也是城中置業的上佳選擇。
    因此許多隨駕返回長安的朝臣權貴們，便將視線落在了這一片區域中，或是派遣家奴，或是親自前往游訪，挑選符合心意的住宅。
    不過他們也無可避免的遇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眼挑花了、錢不夠了。城東諸坊大凡能上眼的宅邸，價格都已經超出了普通人能夠理解的范疇，而且交易起來要更加繁瑣。
    當然，對于真正的權貴而言，市場價格從來也不會對他們得到自己心愛之物形成阻礙。權力變現，有著各種各樣的途徑。甚至都不需要他們掏錢，只要流露出對這宅邸感興趣，自然會有人拱手奉上。
    千百年來，世情如此，哪怕此世也不例外。所以城東諸坊的宅業易手頻率，反而較之普通坊區還要更加頻繁。
    但是很不巧，如今長安城中有一個特殊人物存在，那就是平陽公武攸宜。武攸宜如今官居太府少卿，總掌市易平準事宜，同時兼判社監署事。前者讓他有足夠的權力干涉城中宅業買賣事宜，后者則讓他有足夠的耳目監察相關事宜。
    武攸宜這個家伙也是一個異類，神都革命中大難不死，早早的便投靠了當今圣人，非但沒有遭到閑置冷待，反而在行臺中混得風生水起。如今新朝新秩序，同樣又獲得了一個實權要位，大把熱情亟待發揮。
    最開始，武攸宜在長安城園宅買賣的熱潮中還乏甚存在感，可是當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以錢五十緡購得永樂坊數畝園宅、因亂市而被判令歸還時，等待多日不見執行，武攸宜親率府吏直入坊中，拆門拖走。
    這件事自然造成了不小的轟動，甚至就連圣人都親自過問，群眾們也都紛紛觀望事態發展。事情最終結果則是姚元崇勒令兒子歸還園業，圣人則親賜甲第一所供姚氏子弟立業成家，以示對姚元崇愛護，但卻并沒有追懲武攸宜。
    經此一役，武攸宜“拆門少卿”之名響徹京畿，而城東諸坊圍繞園宅所滋生出的官商賄結之風一時間也為之肅然。而且在武攸宜的建言下，朝廷于太府寺再設宅廄署，專門負責管理園宅買賣相關事宜。
    當然，武攸宜也絕不是什么不畏權貴、剛正不阿之人。在宅廄署設立之后，便親自參與擬定《宅廄式》，相關令則二十多條，從頭到尾突出一個重點，那就是要錢。
    長安這樣的大城，本不該因為園宅住所而產生什么糾紛，可是隨著籍民激增以及宜居住所的稀缺性，已經到了不設法監管便會亂套的程度。
    當然，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是人之本性，不該加以壓制，但若以此投機炒熱、牟取巨利，又或官商勾結、權力變現，則就必須要管。
    而且，《宅廄式》的頒行，還給目下朝廷捉襟見肘的財政直接開源創收，極短時間內，便從京畿過熱的宅業買賣市場中抽取稅錢巨萬，也讓這種風氣為之一斂，不再像此前那樣濫無節制。
    對于武攸宜的這一次行為，李潼表示很欣賞，但他也沒有想到，很快報應就降臨到自己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