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臺那場會議過去了大半個月后，時間很快來到了三月末，雍王典賣家財籌措的錢款，終于正式與朝廷使者們進行交割，作為去年秋賦的補償，合計為六十七萬緡有余。
    這個數(shù)字究竟是多是少，不太好評價。
    如果單單只論這一筆財貨多少，那自然是一筆巨款，像是作為蜀商翹楚中的宋霸子，以百萬緡飛錢投獻行臺，幾乎都已經(jīng)到了傾家蕩產的程度。長安城中商賈云集，真正能夠拿得出這樣一筆巨款的商戶寥寥無幾。
    哪怕在國家財政中，這樣一筆錢同樣頗為可觀。像從永徽年間開始征收的戶稅，雖是戶分九等，但若折中計錢的話，每戶約在百二十錢之間。陜西道諸州，永徽年間舊有戶數(shù)約一百三十萬戶，戶稅尚且不足二十萬緡。
    若從國家開支方面來算，天授年間內外在品職官約兩萬眾，合年競支祿米為一百七十萬斛。以斗米五十錢論，凡在品官員一年祿米所支折錢也不足九十萬緡。
    但事實上斗米五十錢已經(jīng)是極為高昂的價格，像在貞觀、永徽年間等連年大豐的情況下，關中米價甚至都很少超過斗米十錢。神都洛陽地處天中，漕運物流環(huán)境較之關中的長安還要優(yōu)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樣的動蕩之時，斗米都無過五十錢，長期穩(wěn)定在三十錢一下。
    換言之，雍王入繳的這一批錢款，足支內外職官一年之祿且還綽綽有余。
    但跟國家整體財政收支相比，區(qū)區(qū)六十多萬緡實在不值一提。在中唐兩稅法實施以前，大唐財政收入還是以租庸調為主，租收谷米，庸則力役，調則就是以各種紡織品為主。
    盡管永徽以來，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已經(jīng)遭到了極大程度的破壞，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種大稅、小稅并諸資課以彌補這方面的財政流失，所以總量上仍然沒有削減多少。
    像后世《通典》所載，天寶年間戶稅所收每年得錢兩百余萬緡，但在租庸調作為財政主體的情況下，這一部分收入所占國家整體財政收入不過二三十分之一。換言之，天寶年間大唐國家整體財政收入，即便是以戶稅二十分之一計? 也達到了四千萬緡之巨。
    如果以這樣一個比例來計算的話? 去年朝廷在陜西道流失的賦稅額度應該在三到四百萬緡之間。但事實上，這個數(shù)字只大不小? 因為朝廷核算財政收支? 諸物折錢主要是以和市官買物價作為標準，而這一物價較之真正的市場物價通常要低兩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陜西道諸州財政還不僅僅只有租庸調? 像是隴右的牧監(jiān)稅草、河曲的鹽稅，以及諸州物料土貢? 包括諸羈縻州府所進方物貢賦? 陜西道諸州每年能給朝廷帶來起碼一千萬緡以上的財政收入。
    也正因為物貨數(shù)額如此龐大，李潼才要想盡辦法的將物貨截留自用，如果只是區(qū)區(qū)幾百萬緡，還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費周章的謀算。
    長安城這些豪商們看似揮金如土? 闊綽至極? 但事實上怎么能跟整個國家的財政力量相比。哪怕僅僅只是錢財計數(shù)，彼此體量已經(jīng)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再加上其他社會資源的占有，無論是朝廷，還是行臺? 都遠非這些民間資本能夠撼動的。
    但朝廷財政收入雖然體量龐大，但物料品種也是復雜無比? 很難進行直接變現(xiàn)，當然也沒有大規(guī)模變現(xiàn)的必要。
    畢竟如今民間的工商體系仍然遠不如朝廷? 一直到了安史之亂后、朝廷對于社會資源的掌控力度直線下降，才使得民間工商資本得以壯大起來? 直至五代兩宋? 更誕生出頗成規(guī)模的市民階級。
    總之? 在行臺府庫空竭，度支計簿赤字成堆的情況下，雍王傾盡家私、湊出這樣一筆巨款，雖然跟所拖欠的總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顯示出雍王的誠意。
    起碼以李千里為首的這一干朝廷使者們，也實在不好再發(fā)表什么意義。行臺的財政現(xiàn)狀，他們是知曉大概，以目下行臺與朝廷的關系，再加上雍王于關內所享有的崇高聲譽與權勢，哪怕耍賴到底、讓他們顆粒無收，他們也根本無計可施。
    但雍王并沒有為難他們這些走使下僚，反而積極面對、主動尋求一個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而在這一過程中，長安士民對雍王殿下的擁戴熱情，他們也都親眼見證，心知就算不接受這個結果，繼續(xù)糾纏下去，非但不能索求更多，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陜西道對朝廷的離心與矛盾。
    “殿下捐盡家財，言則為償前過，但又何嘗不是為我等走使員眾庇護前程、免于追責波及？錢財雖是俗物，但恩義誠是感人，但使我等諸員能憑此事跡歸都登闕，必仗義直言，盼朝廷能夠正視陜西疾困，惠政施降！”
    李千里在皇城政事堂領受這一批錢款籍冊后，滿臉激動之色，嘴里更是連連稱謝。其他有份隨從出席的朝廷使員們，表情言行也都大體類似，只是在這一份稍顯浮夸的感激之情下，心情之復雜也可略作窺見。
    事情發(fā)展到這一步，大凡具有正常人智力的也都明白，一旦歸都，朝廷也絕不會因為追討回幾十萬緡的資財就對他們加以褒揚。他們這一次西行催討，可以說是將朝廷與當今皇帝的體面丟得干干凈凈。
    但他們也實在沒有什么理由去指責雍王殿下，雍王這一番操作，用心自然不可稱絕對的坦誠，但也是在朝廷步步緊逼的情況下不得已做出的應對。
    特別如今行臺府庫虛實已經(jīng)無從隱瞞，接下來或許還要面對諸邊胡寇侵擾的問題，諸邊州可能還要面對戰(zhàn)亂不已的情況。甚至他們還沒有離京，便能感覺到行臺近日氛圍凝重，人馬調動頻繁，顯然已經(jīng)在提防這一變數(shù)。
    不同于李千里浮夸虛假的道謝，跟隨出場交接的裴守真則就沉默得多，他離席入前再拜雍王殿下當面并沉聲道：“拙才猥瑣，強諫致變。近日來多承殿下謬贊錯賞，實在受之有愧。歸都之后，唯述所感，無論能否說服朝堂諸公，復命之后，此身已無顏面再充朝位，唯是請辭慚隱。若西方果有兵戈之亂發(fā)乎于此，屆時跣足來投，若得不棄，帳前卒使，義不容辭！”
    聽到裴守真這么說，李潼心里自然頗感高興，并對在場眾人說道：“行臺所在，既非化外之邦，皇命之下，無論東西，凡有志之士欲以才力為進，無不倒履歡迎！”
    雍王殿下如此禮賢下士，在朝一干朝廷使員們心中也多多少少生出此類想法，只是并不敢像裴守真表現(xiàn)的那么外露。
    畢竟他們可沒有裴守真那么強硬的家世出身，此行出使西京生出如此波折，歸都之后已經(jīng)是處境堪憂，若再在行臺這里主動迎合雍王殿下的招攬，只怕此行東歸將成死路一條。所以就算心里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按捺不發(fā)，歸都之后觀勢一番，如果真的風頭不妙，再趕緊卷鋪蓋西逃。
    足足六十七萬緡的巨資，李潼自然不能用幾張飛錢匯票打發(fā)了。
    且不說眼下飛錢業(yè)務還沒有發(fā)展到神都洛陽，單單最近這段時間里在長安城鬧出這么大的陣仗，也不能讓這群朝廷使者們走的悄無聲息。就得大作鋪張一番，給長安民眾們一個交代，讓人們看一看，當今皇帝是多么的刻薄無情，將雍王家私榨取的干干凈凈。
    所以這六十七萬緡的錢款，幾乎都被換成了體積龐大且分外惹眼的絹繒絲麻等物料。
    即便以一匹絹三百錢計，那就是足足兩百多萬匹絹，再加上雜充其他價格相對更加低廉的物料，行臺籍簿交割后，又在皇城朱雀門內點驗了足足兩三天的時間，最終千數(shù)駕托滿物料的大車才從朱雀門緩緩駛出，沿金光門橫街向東駛出春明門，離開長安城。
    這一天，雍王殿下親自率領行臺僚屬們在朱雀門前相送。而長安城中也有眾多士民聚集在橫街兩側，雖然不能近睹朱雀門前雍王殿下神采如何，但遠遠也能見到雍王殿下只著一系簡單的素色圓領袍，自給人一種淡淡得蕭索感。
    再見到那長長的幾乎看不到頭的車駕隊伍，長安民眾不免群情激動，若非行臺派遣足夠甲兵護從，嘩噪民情幾乎要阻攔車隊出城。橫街左右沿途唾棄連連，更有民眾忍不住憤慨咆哮：“神都士民喜著新袍，勿忘名王寒立長安！關西父老，與王同袍，哪懼人間險惡逼害！”
    聽到橫街兩側民眾們的唾棄怒罵聲，一干負責押運物料離京的朝廷使者們一個個也都是羞慚不已，以至于汗流浹背，其中有幾個本籍長安的朝士更是掩面而行，羞見父老。
    也幸在行臺提前準備充分，布置甲兵分巡坊曲各處，群情雖然因此激亢無比，但總算沒有發(fā)生什么大的騷亂。
    裴守真負責押尾后隊，行出春明門后，勒馬回望長安，神情不無復雜：“朝廷恩德，自此絕于西京，唐家故澤，歸于雍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