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豆盧欽望拜相一事，朝廷中還未有定論，但政事堂中已經出現了重大的人事調整。
    原鸞臺納言姚璹上表自辭，并薦侍郎楊再思繼任宰相并主持鸞臺事務。圣皇予以批準，并以姚璹為麟臺監。楊再思拜相之后，便即刻舉薦鄭杲擔任洛州長史。
    鄭杲就任洛州長史后，接下來便上書陳事，直言朝廷遷民編戶存在重大的失誤，大量生民雖已在籍、但卻都是虛戶，根本無田可授，農時錯過、已經是民疾如火，若再放任不理，入秋之前，河洛之間必會餓殍遍野。
    基于這一點，鄭杲提出兩條解決的策略，第一是整頓漕運，加大江南漕米的輸濟力度，第二是以役代耕、以工為賑，征集已經編入籍戶的丁男參與漕渠運輸，確保各邊土貢并秋稅諸物能夠準時運抵神都。
    同時諸州庸工折課入錢，作為朝廷整浚河道、增加漕運量的工事本錢。同時在朝百司捉錢令史兼領工長，組織丁力參與河道輸濟。
    此議一出，頓時成為朝局之內的焦點，畢竟大勢傾軋再怎么激烈，百官也都各有衣食耗用的實際問題，而朝廷如今財政狀況也已經到了極為危險的地步，甚至一些流外胥員都出現了俸料被克扣剝奪的問題。
    對于洛州長史鄭杲所提議的改革方案，圣皇武則天也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度，制令百司各薦能士，隨堂參議，盡快整合出一個行之有效的方略出來。
    與此同時，圣皇又制令吏部天官補授相關的人才，選任相關諸司。李潼的丈人唐修忠及時進獻一份《伊洛水文圖籍》，詳錄河洛周邊河流川渠概況，得以脫穎而出，被選授為都水使者。
    這一系列的變故，集中在了四月中旬的幾天，幾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便奠定了一個改革漕運的基礎。
    而且李潼在這當中參與度極高，除了最開始幾樁高層的人事調整是通過政治交換完成，后續無論是鄭杲的進言，還是唐修忠的獻書，其實都是作為代王喉舌而發聲。
    李潼也并不忌諱掩飾他干政的痕跡，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當務之急，而且從他結束服喪、回到神都開始，便已經跟他奶奶進行了一系列的溝通。
    此前之所以遲遲難行，那是因為要作這樣一件牽連廣泛的事情，沒有一個相對成熟的班底。任何內政方面的改革，無論方案多么成熟，一定會觸碰到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所組建起來的事務班底彼此之間還互相掣肘，不能通力合作，那么無論朝廷當下惡劣的財政，還是緊張敏感的氣氛，都不足以支撐不成熟的嘗試，只會加大朝廷的內耗。
    而且說實話，李潼此前種種陳策，其實也都難免紙上談兵之嫌，武則天就算對此有認同與看好，真正將要落實的時候，也難免有些猶豫不定。
    不過，西京飛錢獲利驚人，也激發了武則天的信心與底氣，開始重新審視、評估這一系列事務調整的可行性。再說有了飛錢方面的財政補充，即便這一輪改革不能達成預期的效果，也能有外財托底，不至于讓朝事崩潰。
    對于李潼來說，在眼下這樣一個時機推行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證爭權奪利的同時還能不廢正常的內政朝事。
    一旦這樣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員們，便不再只局限于時局之內的勢位爭奪，而是扎根于利國利民的國計內政之中，安全性無疑更有保證。
    比如鄭杲的提議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來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當然也有米糧解運京畿，但卻是包含在田租戶調中，并不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提出，因此在財政度支中也就沒有獲得該有的正視。
    但事實上，經過六朝開發，江南諸州開發程度已經不低，特別是隨著關中天災人禍不斷、旱澇歉收常有，來自江南的田租貢物在整個朝廷財政稅收當中所占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像武周后期，頻有江南宰相登上政壇，開元時期，甚至就連遠在嶺南的張九齡都能成為一時名臣，無不體現出江南人在時局中的話語權越來越重。而這背后，除了各種正常與不正常的朝事調整之外，關鍵的一點那就是話語權是由錢糧打底的！
    李潼的班底中，本身就有著大量江南人的存在，借鄭杲之口獨立提出財政中的漕米這一概念，既能號召更多的江南人加入，也能增強整個派系在時局中的影響力。
    類似姚璹這種江南宰相，如果只是單純的因循權勢立足于時局之內，根基其實很淺，無論是關中人還是河北人，都不怎么將其放在眼中。僅僅察覺到一個舊案重翻，便能嚇得戰戰兢兢，要主動退位避禍。
    可是如果江南漕米在財政中被獨立強調，進行度支運算，那么意義就截然不同了。既想要江南人的米糧，還不把時局中的江南人當盤財，難道整個江南就全是冤大頭？
    所以在與楊再思達成共識后，李潼并沒有特別強調要保住姚璹，而是把推薦鄭杲擔任洛州長史作為一個條件。
    一則姚璹作為楊再思的舉薦人，楊再思是有一定義務維護他。二則一旦進行漕運改革，增強漕米的重要性，姚璹這個主動退位讓賢的江南宰相，政治上本身就獲得了從容余地。
    事實也正如李潼所料，當朝臣們針對漕運改革進行議論的時候，姚璹也被頻頻提及。他作為久參機要的前宰相，如果能夠投身此中，無疑是能發揮出極大的作用，很難被忽略，如果只是在朝擔任麟臺監這個閑職，無疑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有關姚璹的任命，朝廷中談論最多的幾個選擇，便是汴州或者豫州刺史，還有就是揚州大都督府的上佐。
    四月下旬，在李潼沒有過分干預的情況下，姚璹最終還是被選任為汴州刺史，擔任這大運河沿岸重要的上州之一的官長。
    至于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則不作調整，仍由格輔元擔任，只是給格輔元加了一級散階，以示這一職位更加顯重，督促勤功。
    得知姚璹得獲這一任命后，李潼也是不免唏噓。姚璹并不是第一個跟他有交情的宰相，在其之前，還有一個沈君諒，同樣是官居麟臺監，同樣是出身江南的宰相，卻沒有姚璹這種好運氣，直接被絞殺于殘酷的朝堂斗爭中。
    對于沈君諒的死，李潼一直是存幾分心結的。如果不是自己，沈君諒未必就會拜相，也未必就會死在朝中。
    當時的他，勢位仍淺，自身也只是勉強維持，甚至要跑到關中避開武周革命一系列的紛爭，即便有沈君諒這層關系，也根本沒有資格加以借用。同時，當沈君諒大禍臨頭時，他也沒有能量予以救助。
    內政方面的改革，本就是大勢所趨，不過是因為李潼的推動而提前引發。所以在這一系列的朝議中，他所預謀的許多目標也基本完成，甚至還有一些意外收獲。
    比如說一直暗搓搓給他上眼藥的狄仁杰，在這一輪的職事調整中，便被從南省踢出，轉而擔任司賓少卿的閑職。
    至于遠司賓卿豆盧欽望，雖然政事堂遲遲不能議決，但還是被加授為鳳閣內史從而拜相。
    從這一點也能看出武則天的段位，暫時還不是狄仁杰等人能搞得定的。雖然他們抓準時機，快速串結，打了武則天一個措手不及，但是在上層終究乏甚話語權，因為魏元忠裝病暫退而被擱置。
    不過武則天也并沒有無顧這些朝士們的訴求，還是把豆盧欽望提拔為宰相，但因為形式不同，意義也就截然不同了。是她的欽點，豆盧欽望才能拜相，而不是因為朝士們的瞎折騰。
    從這一點而言，狄仁杰從南省被調到寺官，而且還是豆盧欽望舊在的司賓寺，也是一次不乏惡趣味的敲打。
    朝廷中有關漕運事宜熱議正酣，別的事務也并沒有就此打住。
    像是此前楊再思所暗示的秋官侍郎崔元綜，因其妻族族人涉入王城驛案事，被直接遠流振州，要去海南摘椰子了。
    但這明顯是借口，京兆韋氏同樣家大業大，一個庶支遠親的族人卷入案事中，甚至都沒有牽連到韋氏在朝其他的人，反而是崔元綜這個女婿遭到了波及連累。可見老夫少妻，終究是有代價的。
    崔元綜被流之后，鳳閣舍人張嘉福繼任秋官侍郎，原魏王府長史逄弘敏則擔任司刑少卿。再加上秋官尚書、梁王武三思，朝廷刑司，盡在武氏諸王把控之內。
    所以接下來，自然而然的是要搞事情。四月下旬，消失于時流視野半年之久的來俊臣突然直叩端門，上書訴變，陳告皇嗣謀反，隨行者尚有放免、病退宮人十余眾，可作人證！
    此事一出，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層浪，群情驚恐。
    這件事本來跟李潼沒有什么直接關系，甚至已經準備攜妻郊游、順便親自視察一下故衣社眾們分批入都的情況，但中官緊急傳令，著代王即刻歸職宿衛，原本左千牛衛大將軍之外，分押千騎為千騎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