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向宋璟詢問東北這些靺鞨戰俘的安置與管理，也并非專門針對這一問題，而是有關境內胡人的管理已經成為了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大唐本身便體量龐大、疆域遼闊，在國境周邊生活著大量的胡族人口。伴隨著大唐領土的擴張，戰爭、商貿等各種交流形式逐漸讓這些胡部人口進入到大唐國門之中。
    雖然說人口也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越多的人口便意味著越多的生產力。
    但在現實情境下情況要復雜得多，大唐是一個農耕為主體的帝國，且不說這些諸胡人口有沒有足夠的耕桑技藝可作生產利用，單單他們部族不同、風俗不同、文化不同與社會組織存在的差異性，想要進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困難。
    但接不接納胡人已經不是一個可作回避的選項，而是一個必須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僅在開元四年青海大戰之后，到如今的開元十年，大唐諸邊境域中所增加的胡部人口便達到了上百萬之巨。
    這還只是在沒有針對諸胡部族建立起完善編戶統計情況下粗略估算的數字，而實際的情況則只多不少。
    像是宋璟在海東剿滅粟末靺鞨一戰，便得獲俘虜幾萬戶。而在其他戰場上，大唐也都各有推進，開元九年針對漠南與磧口一系列的掃蕩，所收繳的鐵勒與突厥諸部人口同樣也有數萬戶之巨。
    除了戰爭之外，隨著大唐國內生產秩序和地方政治的恢復，每年自發的投奔大唐的諸胡逃戶數量同樣不菲。像河朔的三受降城，一年到頭零零散散所接收的諸胡逃戶便常有數千帳之多。
    這樣的情況還不只發生在邊境地區的底層雜胡當中，一些胡部上層人物逃入大唐的現象也是頻繁發生。每年元月六夷諸胡各遣使節入京獻貢，便不乏使節隨員逃出使團，希望能夠留居長安，不愿再返回各自部族。
    類似情況屢禁不止，以至于那些接待外邦賓使的鴻臚寺官員們幾乎沒有在職長久。元月入貢之后，往往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全城搜捕那些逃使們，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胡使非法滯留于大唐境內。
    至于市井間針對諸胡奴仆的買賣，那就是更加的無從禁止了。因為想要禁止，起碼要有買賣。但就有許多的逃人為了能夠定居大唐國中，甘心的委身為奴。
    出門閑游一遭，便有仆員跟隨回邸。若這只是一個偶發的現象，還能進行舉報禁絕之類的監管，可若已經成為了一股風氣，又該如何加以杜絕。
    此前新羅之與大唐交惡，其中一樁怨氣就是埋怨大唐倨傲不仁，搜捕新羅民眾販賣為奴。按照新羅方面提供的數據，每年都有上萬人從新羅流出，自遼東乃至于隔海相望的青州等地流入大唐。
    對于新羅方面的控訴，大唐也很無奈。
    之前為了解決粟末靺鞨的問題，大唐不是沒有嘗試過禁絕新羅奴婢的買賣，結果就是私市濫生，原本還不失管控的奴戶買賣頓時轉入地下進行，反而滋生了大量私蓄新羅奴婢的現象。
    各方胡眾蜂擁入唐，原因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是吐蕃敗退回本土、突厥遠遁于漠北，大唐再次成為區域中軍事力量最為強大的帝國。其次就是較之原本歷史上同一時期更加繁榮的商貿情況，更加促進了跨地域的人事交流。
    當然，也少不了那些諸胡民眾們基于自身的利弊權衡從而所做出的選擇。
    畢竟，無論是人身安全，還是居住環境與生產條件，包括物質上的獲取與享受，大唐之于周邊諸夷，那都是更高維度的存在。
    眼下看來，這種人口流入的現象還算是比較正面的。
    畢竟如今并非大亂方已的疲敝世道，按照開元初年進行的編戶統計，如今的大唐民戶達七百三十余萬戶，胡人流入雖多，但遠不足以撼動唐人為主體的人口結構。
    而且眼下大唐國力強盛，即便諸胡雜入，仍不足以形成危害國家安全的勢力，這些涌入的胡人又能補充因商貿發展而帶來的勞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禍患，大唐社稷若想長治久安，相關問題也必須要重視起來。
    畢竟歷史上的胡患所帶來的危害與教訓也實在太慘痛，不說五胡亂華所造成長達幾百年生靈涂炭的大分裂，單單安史之亂將盛世腰斬，已經令后世無數人扼腕悲痛。
    針對諸胡的管理，并不只是當下的問題，只不過隨著局勢進入開元新朝，這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大唐初年，通過一系列的對外征戰與開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羈縻體系，諸胡皆臣服于大唐天威之下，歲貢不斷。
    但當年的大唐開邊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為了確保國土疆域的完整與安全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一個最大的前提就是國土的安全。
    在確保這一戰略目標的情況下，大唐對于邊疆諸胡的態度便不失包容，并不強求盡并其地、盡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觸犯大唐的利益、威脅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羈縻為主，給予那些邊胡足夠的生存空間與自主能力。
    而且當年剛剛經歷隋末亂世不久，天下諸州仍然不失荒涼。像高宗年間攻滅高句麗后，陸續將幾十萬高句麗遺民向內遷置。
    可是如今，大唐對外的軍事行動除了確保自身邊境安全、鞏固已有領土之外，還有著更進一步的要求，那就是對新的土地與人口的獲取。
    如此一來，原本諸胡自主性極強的羈縻統治便不再合用了，大唐只有更加系統、徹底的消化這些邊地與人口，才能以此作為動力繼續向前推動開拓的步伐。
    宋璟所提出移風俗、同教化之類的措施，過去數年大唐也一直在執行。像河曲六州突厥降民的編戶，收復青海后干脆在海東設立州縣直接統治等等。
    但類似的事項推進的卻并不怎么順利，甚至可以說是阻礙不斷、見效頗微。
    這當中自然有諸胡卑民不近中國人情、不通中國制度的緣故，但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還是宋璟所說諸胡酋首宗主等之類的存在。
    諸胡雖然社會結構簡單，并不像大唐這樣擁有著完整的規章建制，但凡有聚合、則必有組織，那些胡酋宗主便是這些組織中的控制者與得益者。
    人是一種高度依賴環境的社會動物，其習慣性雖然強烈，但適應變化的能力同樣不差。隨著生活環境發生改變，自然而然會做出生活方式的變化，畢竟不能順勢而變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大唐又不是要教化的這些胡人一個個知書達禮、滿腹經綸，僅僅只是讓他們明白律令禁止、恭順生活，難度其實并不大。聽不懂道理，總能認得清刀劍。
    畢竟時下諸胡族裔雖然眾多，但若說太強烈的民族情結、那是真的沒有，宗教、文化上的隔閡也沒有后世那樣強大，更不存在人權之類的糾紛。一群亡國滅族之余種，還能保住一條小命，已經是莫大的恩惠。
    如果說諸胡歸化存在什么疑難困阻，那就是太把他們當個人了，認為他們能夠接受恩義感召、有明確的利弊判斷，所以往往在頒行各種歸化政令時不得要領。
    宋璟說那些胡酋宗主們圈民為畜，看起來雖然略顯刻薄，但事實正是如此。
    諸胡并無完善的典章法度，其統治是建立在絕對的人身控制這一基礎上的，所以需要高度的聚集才能維持其統治。
    河曲的突厥六降州在編戶伊始，曾經有一個怪現象發生，朝廷派遣的官員在完成編戶、劃授耕牧區域之后不久，六州降戶們卻遲遲不肯散去。
    他們并不是敢于抗命不遵，而是因為擔心散開之后，或會被當作逃奴逮捕，徹底的淪為奴隸。部族中針對逃奴的處罰可是極為嚴重的，哪怕是在游徙過程中，只要膽敢越過警戒的防線，輕則割耳割鼻等肉刑，重則性命難保。
    雖然大唐也有防備流民逃戶的各種律令，但無論是防備的范圍還是懲戒的力度都要比諸胡寬容得多。甚至在遇上一些人力難阻的天災時，除了各種賑濟的措施，還會主動開放州縣關防，讓民間能夠覓食求活。
    人身上高度的依附性也讓這些胡民們習慣了對宗主酋長們的無私獻給，之前順州有盜賣庫物案，有胡人州官將一整個官倉庫物都入市販賣。
    結果最后一調查，這些庫物本來應該是發放給那些已經完成編戶的羌民生產安家，但那些羌人根本不去領取，便直接奉獻給了原本的酋長。
    如果說這些胡人主動的獻給還可以歸咎為積俗難改、讓人怒其不爭，那胡酋們阻截朝廷政令的推行、主動去蔭庇胡部人口的行為就更加的數不勝數了。
    人在乍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膽怯是必然，下意識會對熟悉的人事心生好感與依附。
    那些胡酋們就是借助此類的心理，對大唐的政令進行妖魔化的解讀，從而將其部族人口仍然把控在手中，進行各種魚肉剝削，再轉過頭來，通過宣揚這些卑胡們的凄慘處境，懇請朝廷能夠仁恩普施，給予這些卑胡一定的關照與庇護，然后再借此由中攫利。
    但事實上，真正讓那些入唐群胡生活悲慘、近乎朝不保夕的，恰恰正是這些胡酋貴族們。
    大唐雖然不會過分的優待這些入唐群胡，但三畝薄田、歲有恒出，更有工商百業、行市互補。哪怕這些胡人本身不能融入大唐的生活中，但還有官府組織的各種工事勞役，也會獲得一些腳力補貼。
    最起碼，在大唐國境中不會充斥著各種部族間的掠奪與仇殺。并不是說他們在大唐國內便絕對安全，但如果大唐真要大舉殘害他們，基本上在國門之外便已經殺干凈了。
    李潼從不標榜天下大同、華夷一體，但就連他在聽到一些胡酋貴族們剝削凌辱各自族裔的事跡時，都不免生出大開眼界之感。
    有關這一節，他突然又想到一樁軼事，望著宋璟微笑道：“聽說昨日京東館驛中有靺鞨人前往迎接？乞乞仲象之子祚榮早多日前便廣邀靺鞨在京人物，號召人捐輸集貨，言要厚謝宋卿為其族支報仇之恩。”
    宋璟聽到這話后便正色道：“臣不知此員具事風格，但昨日淺作觀望，自覺不可純良至孝目之！靺鞨新經喪亂，數萬族支不知何所歸附。其人因情鵲起、善作矯飾，恐不免有接掌靺鞨族事之圖，宜需防備，不可輕縱，以免復為營州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