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是個很神奇的地方，我保證你在全歐洲都找不到像這樣的...嗯...該怎么說呢...”克雷抬起頭打開了駕駛室頂部的天窗。
    “你想說聚集地？”韋爾貝在煙灰盒里撣了撣香煙。
    “嗯...可以這樣來形容，先生，但并不很精確，實際情況比資料上記錄的更復雜得多。”克雷按下儀表盤下方的點煙器，而后從車載煙盒里拿出一支卷煙。
    “據我們掌握的情報，現在這些中國人的處境很糟糕，他們急于獲得外界的幫助。”韋爾貝皺著眉頭翻看著膝蓋上的文件。
    “外界的幫助？”克雷笑了起來，他在包著皮革的方向盤上輕輕墩了墩煙卷，隨后拔出了彈起的點煙器。
    “最近的那份報告還是我撰寫的，韋爾貝先生。”克雷低下頭點燃了煙卷：“很顯然，蹲在辦公室里的先生們，搞混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不過這完全可以理解，這就是他們和我們這些人之間最大的區別，我們會使用腦子思考問題。”
    看上去這位特工對上級頗為不滿，不過鑒于他此前的那段遭遇，韋爾貝覺得可以體諒這種心情，換做是他落入那種窘境，說不定會比克雷尖酸刻薄一百倍。
    情報總局確實有失誤的地方，這份潛伏計劃從制定之初就顯得有些倉促，很多細節問題都沒有考慮到，總算這些特工接受過很全面的訓練，心理承受力非常高，要是換成早期保安總局訓練的那些人，恐怕早就已經搞出大紕漏來了。
    “你的意思是說，這些資料有問題？”韋爾貝抖著手里的文件問到。
    “不，資料并沒有問題，但是要看你如何去解讀它了，先生。”克雷說完偏著頭，搖下了駕駛席一側的車窗。
    “嗨，警官！前面究竟在搞什么！”司機對著一名叉著腰站在路中間的巡警大聲喊道。
    “別停下，繼續往前，先生。”巡警沒有回答克雷的問題，他只是不斷用那根警棍畫著圈。
    “愚蠢的條子，看來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克雷猛吸了一口卷煙，隨后把香煙換到了左手上。
    “以這種速度，我們十有八九要遲到了。”韋爾貝隔著車窗瞥了一眼那位巡警。
    看上去三十幾歲的年紀，穿著挺括的藏青色制服，左胸別著S..D的七角星徽，佩著全套武裝帶，槍套里插著一支碩大的M1917左輪。
    “為什么我們不往右轉。”韋爾貝提議到。
    “必須過了前面兩個路口才能想辦法繞路，右邊整條街都是有軌纜車的線路，看看前面那些車，這里可不是只有我們才是聰明人，先生。”克雷從煙盒里再抽出一支卷煙叼在嘴里，右手拿著還剩半截的煙蒂續上火，隨后把煙蒂按進了儀表板下的煙灰盒里。
    “好吧，這由你來做主。”韋爾貝開朗的笑了起來，一個有性格的部下，這并不是什么壞事情。
    “你前面還沒說完，克雷，關于中國城的問題。”韋爾貝把話頭拉了回去。
    “哦，那些中國人，我剛到舊金山的時候，可沒少跟他們打交道。”過了路口后車流的移動速度有些加快，克雷手法利落的換了個檔位。
    在一九四零年代，舊金山中國城無論是占地面積還是人口數量，都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的華人社區，世界最大中國城在當時不是一句吸引旅游者的廣告，而是實至名歸的榮譽。
    近代華人走向世界，可不是什么充滿正能量的勵志故事，里面充滿了黑暗、血腥和骯臟的交易。
    十九世紀中期全世界掀起廢奴運動浪潮，被視為人權和道德改良組織以及教會的偉大勝利，當然不應該抹殺掉那些道德高尚者的功績，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廢奴浪潮背后所隱藏的，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方面擁有的巨大的實質性的利益。
    比如美國的廢奴，就是工業資本對農業資本，改良派對保守派，新貴族與老貴族、新移民與老移民之間的博弈，最終引發了南北戰爭，這場內戰決定了美國的政治與利益版圖的重新劃分，并且直接影響到了美國未來一個世紀的發展方向。
    廢奴運動雖然成功了，但同時也帶來了不小的后遺癥。雖然政治家們因為廢奴立場，在政治與名利方面獲益豐厚，但是對于殖民資本家來說，這根本就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徹徹底底是一場災難。
    因為無論是美洲本土還是中南美洲，亦或是遙遠的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都必須獲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用來填補黑奴釋放后產生的缺口。
    黑人成為雇傭工人之后，嚴重降低了蓄奴資本原本獲得的凈利潤。曾經的奴隸主們必須盡快找到黑奴的替代品，在他們的玉米地、甘蔗園、煙草田、咖啡園、棉花田里勞作，同時擔負起筑路、開礦行業里不需要太多技術的重體力工作。
    英國殖民者們很快就發現了一個絕佳的候補，那就是幾乎擁有無窮人力資源的“我大清”。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期，在那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中國的國力一直在不斷的下滑。十全老人成功敗光了祖宗們留下的積蓄，即便是留下個和中堂讓兒子宰殺，但國家的元氣已傷，頹勢已現，以嘉慶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瀾。
    更重要的是民心也隨著國力的衰敗開始亂了，就在這半個世紀里，中國大地上接連發生了一連串的天災人禍，水、旱、蝗、瘟幾乎年年登場，為了活命饑民們只能離鄉背井，往他們認為能夠吃得上飯的地區流浪。
    與此同時，中國的總人口非但沒有減少，反而發生了爆炸性的增長。從乾隆六十年到咸豐元年短短五十年時間里，全國人口從三億一千萬增長到了四億三千萬，人口增長再遇到因為災害造成的糧食歉收，結果必然是各種物價飛速上漲。
    同時鴉片貿易導致白銀大量外流，而國家卻反而以白銀作為農業稅收貨幣，為了把銅錢兌換成白銀，農民一年的收獲大部分落入了地主和糧商手中，大量自耕農因此失去土地成為佃農，全國范圍內的土地兼并情況愈演愈烈，甚至陷入了惡性循環。
    而經濟衰落必定會引發政治動蕩，從乾隆末年川楚地區發生的那場持續八年的白蓮教叛亂開始，一直到咸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滿清政府逐漸失去了對地方的掌控能力。
    而此前的鴉片戰爭更是把滿清政府外強中干的本質，徹底揭示在了整個世界的面前。當“我大清”再也撐不住那副唬人的架子的時候，距離它鞠躬下臺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早期中國苦力的招募地是在廈門，最鼎盛時廈門城里同時開設著六架中介行，五家是英國人開的，另外一家的老板是荷蘭人。每年由此地向外輸出的中國苦力數量超過兩千人，“賣豬仔”這個專屬名詞就是從這時候誕生的。
    當時外國中介行因為語言不通，通常會把招募份額分包給中國本地的掮客，這些人福建話叫做“客頭”，每招募到一個苦力，客頭可以獲得一筆不菲的傭金。
    福建兩廣的居民很早就有出海謀生的風俗，乾隆嘉慶年間大量北方難民涌入沿海地區之后，原本就缺乏的耕地變的更加緊張，鄉間出現了大量失地農民，出海跑南洋成了一種無奈的選擇。
    閩粵地區的居民基本都選擇去東南亞發展，比如婆羅洲、越南和菲律賓，也就是當年鄭和船隊曾經走過的路線。
    這些沿海的百姓并不抵觸去海外謀生，但是中介公司招募到的人數卻一直難以上升，因為不到萬不得已，大多數人還是不希望離開祖輩居住的土地。
    那時候每征募到一個苦力，中國掮客們就能拿到一筆傭金，差不多相當于本地工人一個月的薪水。為了能夠多賺上一筆，一些人開始昧起了良心，他們勾結起了當地有活力的社會團體，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合會”，這些人渣坑瀣一氣，合起伙來干起了坑害同胞的買賣。不惜采用坑蒙拐騙甚至公然擄掠的方法，把一個個中國百姓送上了西洋人的苦力船。
    為了欺騙苦力上船，掮客們完全是無所不用其極，比如說他們會欺騙一些無知的中國百姓，說中國的一個時辰等于外國的兩個小時，所以合同上簽訂的時間，其實只等于中國年的一半，花一半時間賺一倍的錢，這種機會可不能錯過。
    而三合會最擅長的方法是開設賭局，隨后出老千讓參賭者欠下一大筆賭債，目的是逼迫對方出海還債。更有甚者直接采取綁票的方法，在野外攔截無辜的過路人，裝入麻袋后送上苦力船。
    這些登上苦力船的百姓，就像剛出生的豬仔一樣懵懵懂懂，不少人心中還懷著帶著財富衣錦還鄉的希望，根本不知道什么樣的命運在大洋對岸等待著他們。
    PS：謝謝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