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的餐桌上通常會有幾道并非當季的菜，桌子上擺著鮮花。定制的雪茄盒里放著又長又粗的哈瓦那手工雪茄，都是按總統的要求專門制作的，一天抽20支。胡佛一家進餐時，周圍有許多人候著：一名男管家和眾多男仆（他們必須身高相同）以立正姿勢站穩，保持絕對沉默，未經命令不準有任何舉動。就連站在門口值勤的都是海軍陸戰隊的軍人，他們身穿藍色制服——總統出行儀式的禮服。即使總統的妻子盧是唯一的共同進餐者，身著制服的號手們也會吹著明亮的號角，以宣布總統抵達和離開晚宴。胡佛總是以夫人盧為榮，因為她能流利地講5國語言，曾經是美國女童子軍首領，她親手鋪的餐桌是白宮歷史上最精致的餐桌。但有時夫人也不知道總統是否真的如此熱衷于美食，因為總統總是狼吞虎咽。
到了胡佛任期的第4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全國人民眼中已成為一個捉摸不透的人。一個得克薩斯人以嘲笑的口吻給遠征軍寫信：“如此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食物管理者，你肯定不用擔心會挨餓。”這也正是胡佛一直以來的做法，他拯救比利時饑民的壯舉至今仍然是美國人道主義歷史長河中最輝煌的一頁。瑪克西姆·高爾基曾這樣描寫他：“你從死神手里拯救了350萬兒童和550萬成年人。”芬蘭語中新加了一個動詞“胡佛”，意為幫助。
現在形勢大轉，隨著民族的憤怒愈演愈烈，關于胡佛的故事開始廣為傳播，比如他在比利時發了大財，連狗都本能地對他嗤之以鼻，還傳說他是1932年3月綁架和謀殺查爾斯·林白兒子的幕后主謀。用錫鐵罐、紙板和麻袋搭建的破舊寒酸的棚戶村被稱為“胡佛村”。曼哈頓有兩大胡佛村，分別在河濱大道旁和中央公園的方尖碑附近。失業（這些年這個形容詞已經成為一個名詞）一族扛著的裝廢品的麻袋叫作“胡佛袋”。在北卡羅來納州，貧困的農民將拋錨的廉價汽車的前臉鋸下，安到骨瘦如柴的騾子身上，稱之為“胡佛馬車”（政府曾試圖將其改名為“‘大蕭條’時期戰車”，但無人理會）。“胡佛毯”是公園長椅睡客裹著取暖的舊報紙，“胡佛旗”就是被翻得底朝天的空口袋，“胡佛豬”是饑餓的農民抓來充饑的長耳大野兔。雜耍演員會大叫一聲：“什么？你說生意變好了？你的意思是胡佛死了嗎？”有的報道諷刺說：胡佛向財政部長梅隆要5美分給朋友打電話，梅隆說：“最小的都是10美分，拿去打給兩個人吧。”
胡佛身處困境可謂絕妙的諷刺，因為以20世紀20年代的標準，他算得上是一個自由派政治家。在他擔任商務部長時，柯立芝總統嘲笑他是“神奇員工”、“奇跡男孩”。對于胡佛將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公有化的舉措，共和黨保守派毫無感激之情。在就職典禮上，他宣布自己的偉大夢想是成為一名偉大的社會工程師，掌控所有產業為公眾謀福利。這與共和黨的主張并不完全一致。《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剛發來胡佛就職演說的前幾段，發行人麥考密克上校就致電華盛頓分社：“胡佛成不了大事。”胡佛曾尖銳地批評柯立芝和梅隆聯合制定的低息貸款政策，也曾預測經濟會因此衰退，所以他繼任總統后的第一步就是說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收緊信貸，期望盡可能減輕遭受的打擊。
然而，當形勢不妙時，他就表現得沒有那么特立獨行。他說“掌控”不過意味著政府成為監督者和協調者。他解釋說，掌控的目的是“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他還補充說，擺脫“大蕭條”唯一“正當”的方式就是自力更生，人們在看到“各大廠商、鐵路公司、公共事業、商業機構和政府部門”如此自強不息，定會重建信心。1932年以來，許多人已經明白，各大廠商和其同伙都是騙子，信任危機開始出現并不斷惡化。
總統故意忽略這一點。他竭力鼓吹后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所謂的“傳統智慧”。他認為金本位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國為首的18個國家已經將其廢棄。他堅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絕對必要的”，是“經濟復蘇最重要的因素”，是“國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穩定性的基礎”。盡管1932年聯邦預算出現了財政赤字高達40億美元的情況，他仍然堅持。當意識到政府最終必須有所作為時，他創辦了復興金融公司以支撐即將崩盤的銀行，并同意撥款2500萬美元用于喂養農場牲畜，但前提條件是，國會必須擱置為饑餓人口撥款12萬美元救濟金的計劃。這些在今天聽起來很荒謬，在那時有識之士卻把它奉為準則。《斯克內克塔迪明星報》辯駁說，“聯邦救濟會成為一個危險的先例”，這會像英國的失業救濟金那樣，使整個國家勞動力市場癱瘓。“如果這個國家曾經為失業救濟金投過贊成票，”美國總商會主席塞拉斯·斯特朗說，“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已經點燃了下滑的導火線。”每個人都知道英格蘭是如何變得道德品行敗壞的。據《美國雜志》報道，在英國，酒吧里擠滿了領取失業救濟金的酒徒。亨利·福特宣稱，失業保險只會加劇失業。他的這個邏輯被認為無懈可擊。《財富》雜志一位思想前衛的編輯解釋說，企業應該拒絕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原因是引入任何非經濟因素都只會破壞自由市場的良性運作。即使沃爾特·李普曼主張政府采取行動，他也認為資金應該由州議會籌集，而不是國會。
卡爾文·柯立芝曾說，美國是一個商業國家，所以它需要的是商業政府。他還補充道：“修建了工廠就是修建了教堂，在那里工作就是在那里祈禱。”在共和黨執政的20世紀20年代，商業已經遠不再只是賺錢的手段，它已成為學校、出版社甚至教堂的引路者。這些忠誠的崇拜者讀著布魯斯·巴頓所著的關于耶穌基督的暢銷書《無人知曉之人》，書中諸多觀念之一是，如果耶穌還活著，他會成為廣告機構的業務代表，那些聽著耶穌是木匠兒子的故事長大的人定會對此感到很驚訝。
越艱難的時期，胡佛對商業越有信心。他削減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從而在政府最需要資金時縮減了政府的稅源。芝加哥銀行查爾斯·G·道斯被任命主管復興金融公司，這位銀行家后來從復興金融公司借了9000萬美元給自己的銀行。隨著僵局持續，總統向財政部長梅隆求助。作為達爾文社會主義者[8]，梅隆回答：“清算勞工，清算股票，清算農場，清算房地產。”正如后來加爾布雷思所寫，看起來好像每個被征求意見的人都“在傳統智慧的推動下，提供了使事情變得更糟的建議”。
幾年后，理查德·尼克松開始相信“胡佛是不幸的，可謂生不逢時”。毋庸置疑的是，胡佛拼命尋找解決辦法。他一天工作18個小時，提出了延期償付政府戰爭債務，甚至削減自己的工資。他滿懷希望，認為自己所謂的“不屈不撓的個人主義”才能使他成為真正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