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格林加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三個月后，平均每星期會收到八萬封來信，附寄的捐款超過了兩萬美元。廣播特別受歡迎時，來信甚至超過100萬封，需要150個辦事員清點鈔票，備好零錢。1934年，他成為全國收信最多（包括羅斯福總統(tǒng)在內(nèi)）的人。他的教堂也早已重建（雇用的是非工會的勞力）。教堂高7層，頂部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崗石建成，高大肅穆，整個羅亞爾奧克都能看到。到了晚上，炫目的燈光照在塔面的巨型耶穌受難浮雕像上，只看見雕像底下刻著一個詞：“仁愛”。教堂四面石墻上刻著各種銘文，有的摘自《圣經(jīng)》，有的選用同業(yè)福利會的口號。《時代周刊》說，“這個仁愛受難塔讓底特律人想起貯藏草料的筒倉”，于是受難塔設計師被叫作“筒倉查爾斯”。庫格林嚴厲地還擊說，《時代周刊》把耶穌受難紀念塔“說成是‘草料筒倉’，這是間接侮辱了基督，無可饒恕。由此說來，從耶穌那里得到精神食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豈不是像牲畜一樣，以草料果腹？《時代周刊》登出這樣言辭粗鄙的文章實在是對神明不恭”。
從仁愛受難塔望出去，耶穌一臉苦相看著這樣的古怪場面——一個掛著“圣殿超級服務站”大招牌的汽車加油站、一個“圣殿旅店”，還有一個“小花朵熱狗攤”。教堂里其他小販叫賣的貨品有：印有“筒倉查爾斯”照片的明信片、經(jīng)過庫格林“親自禱告”的十字架、《圣經(jīng)》、反猶太冊子和布魯克林區(qū)《圣訓報》。1934年，小販們還售賣由庫格林主編的《社會正義》雜志（銷量最大時，在美國2000個教堂有售）。來參觀仁愛受難塔的人都要盡量安靜——并不是因為教堂是禮拜上帝的地方，而是怕打擾神父寫每星期的布道詞。神父坐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頂里，不停地抽著煙，身邊是他的大丹犬。他的任務十分重大，參觀者都很清楚這一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因他是個爭議人物與他解約，之后，他就依靠信徒贊助成立了自己的廣播網(wǎng)，總共60多個廣播電臺。他的信徒數(shù)量龐大，在基督教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財富》雜志說他“大概是廣播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的觀眾人數(shù)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滿洲博士》和艾德·溫的還多。他每星期都收到大量的銀幣，數(shù)量之大，使他成為全國主要的白銀投機商。因此，他在星期日的廣播節(jié)目里把白銀稱為“基督教徒的金屬”。他會接見聽眾，地位仿如教皇。有時他也同意屈尊接見總統(tǒng)的私人代表約瑟夫·P·肯尼迪。當時肯尼迪正努力調(diào)解，希望找到庫格林和總統(tǒng)意見一致的地方。
但是，根本不可能，兩人沒有意見一致的時候。一開始，庫格林神父是支持羅斯福的。1932年，他的政治口號是“選擇羅斯福，或選擇毀滅”。1934年4月，他還在紐約市競技場戲院的集會上保證：“我決不會改變自己的信念！新政的法令就是基督的法令。”但這樣的承諾過于輕率了。就說一件事，他現(xiàn)在擁有50萬盎司[5]的白銀，而總統(tǒng)對待白銀集團的態(tài)度并不友善。在財政部長向報界公布的白銀投機商名單里，庫格林私人秘書的名字赫然出現(xiàn)在榜首，讓神父窘迫不已。這件事他本能應付，因為繼任伍丁的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是猶太人，他大可以把新部長說成“基督教徒的金屬”天生的敵人。但事件若不夠聳人聽聞，聽眾就會流失，所以這位廣播神父選擇了走極端。長此以往，他對占據(jù)政治舞臺中心的總統(tǒng)產(chǎn)生了敵意。
庫格林的勢力越大，他的敵意越盛。他組織的全國爭取社會正義同盟號稱有750萬名成員。其中的好斗分子走上了街頭，25人為一組（《社會正義》雜志稱之為“小隊”），向猶太人尋釁。尋釁時，他們一般會攔下已確知的猶太人，或者長得像猶太人的行人，要他們買《社會正義》雜志。拒絕的行人就會吃拳頭。在時代廣場的內(nèi)迪克橙汁攤前，他們就多次用過這招，因為那里的愛爾蘭裔警察是神父的崇拜者。同時，庫格林又將槍口指向羅斯福在勞工運動中的新盟友。他攻擊勞聯(lián)，要求政府仿照意大利和德國，用法令解決勞資糾紛。按照雷蒙德·格拉姆·斯溫的說法，庫格林要的是一種“法西斯式解決勞工問題的方法”。
在底特律主教邁克爾·加拉格爾的支持下，庫格林聲稱得到了教皇庇護十一世的支持。教皇本人也確實說過，“圣教的每一位教士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為社會正義而抗爭的事業(yè)中”，但教皇的喉舌《羅馬觀察家報》明確指出教皇所倡導的社會正義并不像羅亞爾奧克那位牧師所鼓吹的那樣。波士頓樞機主教威廉·奧康奈爾譴責庫格林“對窮人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這位“廣播神父”在當時名聲大噪、氣焰囂張。他曾對他的教會前輩口出狂言，聲稱他的雜志社是私人開辦的，他們無權(quán)干涉。有人要是冒犯了他，必將會有大麻煩。拉瓜迪亞因批評希特勒而被圣殿授予“邪惡獎”，說他“在國際上宣揚邪惡思想”，自由派被劃為共產(chǎn)黨；他還對教眾灌輸工會（其實是莫斯科在背后操縱）的虛假情報。忠實的教徒必須“追隨基督的思想，效仿基督的行為，購買基督需要的商品”，并警惕世界上所有猶太人。“如果你們認為這是煽動，那隨便你們，我就是在煽動人們。但我們肯定會戰(zhàn)斗到底，贏得勝利。”
1935年年初，庫格林為他的全國社會正義聯(lián)盟發(fā)布了極權(quán)主義計劃，該計劃第一點就體現(xiàn)了其基調(diào)，他要求“良知和教育的自由”而非言論自由。因為言論一旦自由就意味著他的“廣播同盟”下臺——除非他來領(lǐng)導國家，可能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同年，他與羅斯福決裂，“新政”在他眼里成了“猶太式新政”，總統(tǒng)也成了“騙子”和“忤逆上帝者”，庫格林還在辛辛那提市的演講中提出“用上了膛的槍”消滅羅斯福。連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這位對歐洲政治強人崇尚有加的天主教徒都覺得庫格林言辭過于激烈，佩格勒在自己的專欄中寫道：聯(lián)邦政權(quán)顛覆調(diào)查專員應該以對待厄爾·白勞德的方式對付庫格林，而不是瞻前顧后，“唯恐他叫囂挑起圣戰(zhàn)”。
可對狄林夫人而言，庫格林的所作所為并不是那么過分。在她所開具的有權(quán)勢的共產(chǎn)黨人名單中不乏博拉議員、蔣介石、埃莉諾·羅斯福、H·L·門肯和圣雄甘地等人，但這不但沒有冒犯“滅猶棒”（專利證2026077，一種短而圓的棍子，通常有兩種尺寸，其一為婦女專用尺寸）的發(fā)明者詹姆斯·特魯，而且像喬·麥克威廉斯這樣的納粹主義街頭狂熱演說者以及勞倫斯·丹尼斯這樣的極右派分子也對此不以為然。最有趣的在于赫斯特報系對此也沒有任何批評，這家報社公開宣稱：“但凡聽到一位美國名流被稱為‘法西斯主義者’，你基本上就可以確定他是捍衛(wèi)美國精神的忠實公民。”赫斯特報系自1934年11月起就派遣記者偽裝成學生潛入各個大學課堂，誘導教師發(fā)表一些標新立異的言論。他宣稱除了“少數(shù)冥頑不靈的不滿分子、頭腦不靈光的大學生以及神經(jīng)錯亂的教授”外，沒人會想改變美國的經(jīng)濟體制。
上千萬人經(jīng)常閱讀和收聽煽動性的言論，其中有人惹是生非也不足為奇。美國公民自由聯(lián)盟指出，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嚴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種類之廣、數(shù)量之多”超出“一戰(zhàn)”后的任一年，而且，因路易斯安那州并未遵照憲法，所以這個記錄并不完整。
如果說庫格林神父是“大蕭條”時期極端主義的宣傳部長的話，參議員休伊·皮爾斯·朗則是公認的極端主義者的領(lǐng)袖。廣播神父有自己的信徒，但他宣講的是虛無主義。他們的盟友湯森德博士的追隨者成千上萬，但湯森德自己卻不知道怎樣利用這些人達到目的。而老練的政客朗幾乎擁有一切：選民、選舉大綱以及政治本能，他也知道在合適的時機以合適的方式奪權(quán)。只有他才是羅斯福真正需要防備的政敵。
休伊·朗的傳奇記載于兩本著名小說里，一本是約翰·多斯·帕索斯的《第一號》，另一本是羅伯特·佩·華倫的《國王班底》。休伊·朗的人生跌宕起伏，他出生于溫堂區(qū)一個破舊的小木屋中，家境十分貧困，但極佳的天賦使他在窮小子間鶴立雞群。他最開始賣一種叫“康拉萊尼”的起酥油給那些窮人，其中既有穿背帶褲的男人，也有穿印花襯衫的女人，這些人對他報以死心塌地的信任。他僅用8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杜倫大學法學系三年的課程，在他21歲時，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別授予他律師執(zhí)照。他的成就之高，杜倫大學迄今為止其他學生無出其右。此后，美國最高法院頒布了一項關(guān)于學校教科書的法令，被下級法院判為違憲，休伊·朗為最高法院辯護并勝訴，由此大放異彩。他在陳述觀點時沒有依賴任何法律援助，也沒有參照任何參考書，僅憑一頁簡報舌戰(zhàn)群儒，他的出色表現(xiàn)得到了首席大法官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高度贊揚。
要不是暗中與標準石油公司的律師往來，朗毫無當選州長的勝算，他采取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與新奧爾良市的那幫腐敗政客不同，朗知道他的職責所在。當時路易斯安那州被眾多州外企業(yè)控制，全州僅有30多英里的柏油路，窮人被醫(yī)院拒之門外，各條主要河流上均未架設橋梁，全州半數(shù)兒童無法上學。赫伯特·胡佛在擔任商務部長一職時曾來到此地，當?shù)厍闆r讓他頗感興趣。他對當?shù)胤钊糁翆毜囊寥f杰琳神話嗤之以鼻，用他的話說，人們對這個女性所知甚少，甚至她是不是叫這個名字都還有待考證，也許她根本就叫格溫多琳，這樣的羞辱罪不可恕。1928年秋，時年35歲的朗競選該州州長時的機智辯論，驚得農(nóng)民和老鄉(xiāng)們目瞪口呆。在馬丁維爾市，站在成捆的棉花上，在燃燒的火把的映襯下，他發(fā)表的演說成為美國政壇最激動人心的演說之一：
伊萬杰琳就是在這里等待情人加布里埃爾的，可他始終沒有出現(xiàn)。這棵橡樹是名垂千古的景點，因朗費羅曾寫下一首詩為它吟誦。但在這苦等卻看不到希望的不止伊萬杰琳一個人。你們等著學校建起來，孩子們可以有書念，可這些學校在哪兒呢？你們出了錢，要修筑公路，可這些公路在哪兒呢？救死扶傷的醫(yī)院又在哪兒呢？失望的伊萬杰琳流下了傷心的淚，但她只是哭一輩子。你們在這個地方，圍繞這棵橡樹，已經(jīng)哭了好幾代。給我一個機會吧，我不會讓你們繼續(xù)流淚。
他一當上州長，就粉碎了那些大公司的勢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頭稅取消了，開征新定的營業(yè)稅，欠債的可申請延期償還，窮人可免納普通財產(chǎn)稅，教科書免費，學童由校車接送。三年內(nèi)，他修筑了2500英里柏油路、6000英里碎石路，還建造了12座橋梁；將特種財產(chǎn)稅減低了20%；在新辦的夜校里，17.5萬名成年文盲有機會讀書識字。在南方，他是唯一平等對待黑人的州長。當三K黨頭子威脅要來路易斯安那州開展反朗運動時，朗對記者說：“轉(zhuǎn)告他們，那個帝國雜種[6]休想走進半步。我說他是狗崽子，可不是罵他，他出身如此，我只是實話實說。”
朗呼喊著“人人是國王，但沒人戴王冠”這句口號當選了。如今王冠有人戴，那人就是他自己。《阿莫斯和安迪》曾講過一個秘密團體，叫作“海中的神秘騎士”。他們的領(lǐng)導人被尊稱“首領(lǐng)”，朗就以“首領(lǐng)”自稱。侯丁·卡特寫道：“到了1935年春，朗儼然成為路易斯安那州之王。”像卡特這樣在報上批評朗的人，日夜都要帶著武器防身，因為有人挨了打，有人遭到綁架，有人進了監(jiān)獄。在朗當選為參議員的前夕，他女秘書的丈夫威脅他要起訴他破壞別人的家庭，朗就派人把他帶上飛機，在路易斯安那州上空繞來繞去，一直到投票完畢才放他下來。所有法官都對他俯首帖耳，就連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包括在內(nèi)。所有警察，不論州警還是市轄警察，都直接向他報告。教師、稅收員、州政府公務員、銀行職員甚至州長，全都聽從他的指令。最后，由他掌權(quán)的州議會連民主制度也不要了。誰當選、任什么職務，都由朗決定，而不是選民。新奧爾良市民嘟囔不滿，他便召集民兵，親自領(lǐng)隊進城，神氣十足，像古代羅馬的愷撒。他說，他試過和反對派講道理，但“講道理行不通，所以我要用炸藥。誰擋我的路，就把誰炸飛”。
1935年年初，他所操縱的州議會在22分鐘內(nèi)一口氣通過了44項議案。議會里尚存幾個正直的人，其中一個站起來說：“我不能預見未來，也沒有看見昨晚的月亮上有血跡[7]。但是，我看見這個議事大廳亮堂的地板上有一攤血。因為你們這樣蠻干下去，就會跟隨騎白馬的死神一起滅亡。[8]”此話一出，他立即被轟下臺。就算有人流血，也不會是朗。他身邊始終站著配有左輪手槍和沖鋒槍的保鏢。他的心腹還說，就快有聯(lián)邦特工來保護他了，因為他們和他們的政敵都很清楚，朗的新住址將是華盛頓的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白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