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中的官員，要么是劉派，要么就是韓派，或是徐夏商一派。
    沒有黨派的也就是邊緣人，沒有拉攏的必要。
    御史是最獨特的一派，他們是朝廷的風憲官，可以風聞奏事，也可以對朝政提出建言，并且不受任何限制。
    哪怕強如天子，鐵腕如韓鐘，對御史也沒有太好的辦法來壓制。
    只要身為御史，就不受國法限制，除了拿好處收買之外，任何御史在祖制和朝廷律例的保護下都是安全的。
    他們可以風聞彈劾官員，外放也不會調到別的職位上去，只會為觀風使，觀軍容使，或是到一路巡查使。
    除非做到巡查使以上，御史才會脫離監察體系，到時候自有上司和律例來約束，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能制約住御史。
    由于朝廷鼓勵開通言路，不管是天子和權相都無法禁止御史說話，御史又是自有傳承格局，連御史中丞只能施加影響，對每個御史的彈劾奏章不能過多干涉，不然的話首先就是御史中丞本人被彈劾了。
    這種格局的形成還是太祖年間，不可否認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物，在大魏二百多年的歷史上，多少權臣名將，酷吏或是巨貪都折戟在御史的奏聞之下。
    但政務與朝風有關，和整個天下的大局也是有關。時至今日，已經很難找到完全出自公心彈劾或就政務發表意見的御史了，或是私意，或是黨派之爭，或是金錢收買，真正秉持公義，不阿附權貴，不以黨派私利，不以金錢收買，千萬人而吾往矣的御史風骨，已經是鳳毛麟角，幾乎無跡可尋。
    現在是韓鐘與劉知遠的爭斗高鋒，兩邊俱是只差赤搏上陣，京師看似平靜，其實已經打成了一團亂麻。
    韓派力主持重，并且以賦稅不足為最要緊的理由，韓派的御史紛紛上疏，極言各路災情言重，特別是荊湖路的御史，更是將該路慘況夸大了十倍。
    在某個荊湖路御史筆下，該路已經幾乎十室九空，百姓紛紛逃亡為群盜，只要稍微一個火星丟下去，整個荊湖路都能被炸成粉碎。
    秦鳳路，永興軍路，河北山東各路，情形也是都好不到哪去。
    而劉派則攻訐韓派御史夸大失實，各種災害不一，情形不同，怎么可能一般相同？至于財賦，國用財賦不足，導致民間困苦的最大原因當然就是東胡的數次入侵，朝廷不得不多次重整軍備，每重新招募裝備一個軍的禁軍，所用的賦稅就是整個州府全年的收入。
    這是沉重的負擔，如果不徹底擊跨，或是打疼東胡，隔幾年就來一次，大魏永遠都不能解決和擺脫困境。
    大魏只能在一次次被動防御，軍力受損，民間被毀壞的循環中，最終國力不支，被蠻族放血不停，最終耗盡國力，轟然倒下。
    從某個角度來說，劉派的說法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東胡人的戰略確實是如此，隔三年左右就會入境一次，北方會越打越殘破，大魏禁軍的損失也越來越大，東胡人卻是放手搶掠大魏的財富，從丁口到牛羊馬匹和一切能搶的物資，他們是以戰養戰，越打越強，將士以南侵為樂事，而大魏被動防守，只會越來越虛弱。
    這就是大魏這樣億萬人口的龐大帝國，最終卻被東胡攻克戰勝的最關鍵的地方。
    沒有精銳騎兵反擊，只能被動防御，幾千里的防線防守起來根本就處處是漏洞，而東胡人雖然只有百萬左右的丁口，卻是能越打越強，最終攻克燕京，混元一宇，使華夏蒙于胡塵之下，其因就是游牧漁獵民族對農耕民族戰事的天然優勢。
    很多事情大家都明白，現在的朝堂之爭其實哪一方都并不是拿出真正有效可行的辦法，劉派說好聽點是破釜沉舟，說難聽點就是賭博，將未來國運，付諸一戰。
    劉知遠未必不知道這樣做的風險有多大，但和他自己拜相比起來，劉知遠還是選擇了迎合天子的喜好。
    韓派的辦法說好聽點是穩妥持重，難聽點就是保守懦弱，永遠的被動挨打。
    在國運大政上，兩派都只是出于黨派私斗的利益，沒有哪一方是拿出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甚至就是一個打和不打，怎么打，兵馬如何集結，從何路攻擊，東胡的具體兵力是否占優，如何反應，連象樣的兵棋推演都沒有。
    對守的一方來說，如何梳理財賦，重整禁軍，怎么針對敵騎隔幾年的破邊騷擾，也是拿不出象樣的辦法來。
    雙方都是在互相扯皮，爭斗，為了權位而攻擊對方，對真正要做的事，束手無策。
    御史們也是參與局中爭斗，以黨派利益出發。
    韓鐘要拿十萬貫出來，一則是獎勵自己一方的人馬，另外就是要收買那些目前還算是中立派的官員們。
    御史，門下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們。
    “真定，大名兩州今冬遇雪災。”韓鐘發牢騷道：“其實十萬貫也就夠賑災了，鄭裕民硬扛著就不肯撥款，說是庫中無錢，要說北伐，他一下子能拿幾百萬貫出來……這蠢豬，過了這陣子，三司使一定要換人才是。”
    歷任宰相，一定要掌握的就是吏部和三司。
    吏部輔助政事堂進行人事上的調整，方便宰相任用自己信的過的官員，展布自己的政治，如果吏部尚書和宰相對著干，雖然宰相照例兼尚書左丞，就是吏部尚書的上司，但表面遵令，暗地扯皮，也會令得宰相頭疼。
    其次就是三司使，也必須要最大程度的配合宰相，提供財政上的支持。
    除此之外，御史中丞絕不能用與宰相交情好的官員，樞密使更是要用與宰相交情冷淡，甚至有些敵意的人選。
    “兵權不得與相公盡掌”，這是太祖當年的話，樞密與政事堂最好是合作中有對立，而不是對立中有合作，這涉及到高明的帝王心術，臣下的位置擺放，相當重要，涉及到朝政格局的大局。
    當今天子最稀爛的地方就是權術平衡，樞密使用韓鐘的舊部兼密友張廣恩，導致韓鐘在軍方的影響極深。
    雖然韓鐘也是樞密出身，如果用一個不對盤的樞密使，這么多年下來早就把韓鐘在軍中的舊部清洗干凈了。
    張廣恩顯然不會這么做，這也是韓鐘現在還掌握相當的禁軍力量的原因所在。
    而需要配合宰相施政的三司使，皇帝偏偏用了個和韓鐘不對付的鄭裕民，雖然不至于處處扯皮，但當劉知遠冒起之后，鄭裕民迅速與劉知遠這個大參組成政治同盟，這就使得韓鐘相當狼狽和麻煩了。
    “我總覺得近來劉知遠有些異動。”楊師度對三千貫也不是很在意，反而皺緊眉頭，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身為韓鐘首席幕僚的楊師度是河間府有名的才智之士，四次中舉，四次京試不能中進士，后來無奈委身相府，獲得了普通進士官員沒有的權力和高度，其對韓鐘當然忠心耿耿，韓鐘在，他這個幕僚權位遠超過普通的三四品官員，韓鐘若被攻下臺，楊師度就只能回家養老了。
    甚至在政治清算之下，韓鐘或可平安老死家中，楊師度等眾多的幕僚和下屬官員，下場可未必美妙，被隨意栽個罪名關上幾年，抄沒家產，也是大有可能。
    當今的官家最愛好的事，就是抄沒官員們的家產，這是天子內藏私庫合理合法的額外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朝中勢力，我們已經分析再三……”韓鐘在心腹幕僚面前并沒有在外人面前那樣強勢，自信，他略顯無奈的道：“五大廂都指揮，我們掌握最深的是東城廂都指揮李恩茂，天子有郎衛，劉知遠是西城的廂都指揮王通，中城，南城，北城，三個廂都指揮則保持相對的中立，各有偏好，可能是某個樞密副使的人，也可能只聽天子的命令，不過我和張廣恩兩人，掌握的禁軍力量總是比劉知遠強的多，這也是他們不敢用強的原因所在……”
    每個廂都指揮之下是十個軍的禁軍，任何人也沒有辦法完全真正掌握，所謂真正的掌握就是一聲令下，禁軍可以出營按令行事，這種程度一般只有天子頒下虎符，或是天子的白虎旗所出現的地方，禁軍才是會凜然聽令。
    除此之外，只有用任命完全是私人的中下層的軍官來掌握軍隊才可以辦到。
    韓鐘真正掌握的不是一廂都，而是李恩茂和其下的一個軍，就算是一個軍，隨時能拉出來的也不會超過兩千人，會有相當多的軍官臨陣膽怯，或是禁軍拒絕聽令。
    這就是不合法理之下，私人能動用的最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韓鐘和樞密使張廣恩的配合，怕是連這個力量也動員不了。
    劉知遠能動員的，最多也就是半個軍的兵力，雙方算是旗鼓相當。
    這種情形下天子才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不管是賜下詔書，兵符，或是派出郎衛，都會是決定性的結果，這也是劉知遠已經忍耐不住，卻還是只能從官場政爭的角度和韓鐘相斗，卻是不敢掀桌子的最大原因所在。
    桌子一掀，誰知道倒下的是敵人，還是自己？
    韓鐘也是不敢冒險，天子支持的是劉知遠，就算劉知遠的力量稍弱，關鍵時刻，天子出手又怎么辦？
    禁軍將士最少在表面上是忠于大魏，忠于天子。
    當今天子的聲望不高，但從私德來說還是受人尊敬，而且大魏二百多年的傳承，一直是以親厚愛民為基準，天子本人的聲望不高，不代表大魏皇室不受人尊敬，不代表大魏已經失去人心。
    至于天子雖然不喜歡韓鐘，一心要拿劉知遠替代，可不代表天子會想著用不正常的辦法，雖然官家很多舉措是亂來，但提兵剿滅自己的宰相，或是支持參知政事起兵殺掉宰相，這種瘋狂的想法天子也不可能會有。
    一旦亂起來，受損的就是朝廷的聲望，也是天子本人的聲望，這種最基本的利害關系，天子也總是分的清楚。
    韓鐘似是要自己安心，而不是安撫楊師度，分析一番之后，還是感覺近來的政爭仍然會有序進行。
    至于破局的關鍵之處，韓鐘感覺相當迷茫，也感覺無比疲憊，下有劉知遠咄咄逼人，上有天子的猜忌和冷淡，在現在這個時候，韓鐘已經感覺快支撐不下去了。
    “恩相一定要挺住。”楊師度很是熱切也有些焦慮的道：“劉知遠心狠手辣，除非到他有主動求和，談好條件的那天，恩相若被迫離開，其一定會擔心恩相心有不甘會謀圖復起，或是暗中給他搗亂生事，恩師離京之后，才是剛入險境。”
    韓鐘對楊師度的這個判斷，半信半疑，不過他自己當然也不想輕易放棄，當下點頭道：“先生放心，某還不至于叫個小人逼到方寸大亂的地步！”</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