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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馬吉在上海的最后一次禱告。其實蘇響來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準備好了行裝想要回美國了。走出警備司令部監獄的時候，他抬頭看到了破棉絮一樣無力的太陽，懶洋洋地半隱半現掛在云層里。馬吉選擇了一個清晨離開慕爾堂，那天蘇響來送他。蘇響依然戴著帽子，依然用薄圍巾包著嘴。馬吉的身邊放著一只超大的皮箱，他和一個中國牧師在道別。中國牧師也姓馬，他躬著身子十分虔誠地聽馬吉在交代著什么。馬吉其實什么也沒有交待，他唯一要求這個叫馬大為的中國牧師做的，是替他喂好他的鴿子。
    沒幾天梅娘和一批人被帶了出去，用一輛篷布軍車拉到一個廢棄的石料倉庫。陶大春站在一邊監刑，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梅娘身上，他一直以為這個女人和她的丈夫馬頭熊一樣是鋼做的，就算你把她拆得七零八落，她也不會向你吐一個字。如果她一定要說話的話，她會這樣說，能不能給我一支煙？在陶大春的內心里，他對這個女人升起了無限的敬意。囚犯們都轉過身去，只有梅娘沒有轉身，梅娘也在微笑地看著陶大春。陶大春走到梅娘面前，他把一包小金鼠香煙拆開了，抽出一支插在梅娘的嘴里，并且為梅娘點著了煙。梅娘美美地抽了一口，她看到陶大春把剩下的煙和火柴全塞進了她的衣兜里。
    陶大春說，帶著香煙上路吧。梅娘說，你覺得我像是大戶人家出身嗎？陶大春說，你比秦始皇家的出身還大氣。
    梅娘就滿足地笑了。就在她抽完最后一口煙的時候，行刑士兵們的長槍都舉了起來。預備，一名瘦脖子的軍官在一邊這樣喊。
    陶大春站在一邊仍然定定地看著梅娘。所有的人都開始喊共產黨萬歲，只有陶大春清晰地聽到了梅娘的喊聲。梅娘是面朝著槍手們站立的，她大聲地吼叫著，我的三個孩子，你們要為我活下去！
    那一刻陶大春的神經被梅娘的叫聲擊中，他突然覺得這批鋼一樣的人是他和他的黨國所摧毀不了的。那天陶大春在槍響過后狼狽地離開了，他的腦門上滲出了虛汗。在那天晚上，陶大春一直不能入睡，他的耳朵里灌滿了槍聲。陶大春固執地認為，他可能得了耳病。
    第二天早上黃楊木把一張《申報》交給了蘇響，蘇響看了一眼以后，仔細地把報紙折了起來藏在口袋里。報紙上面有梅娘等人被執行槍決的消息，蘇響輕聲說，姐。蘇響又輕聲說，姐。蘇響再輕聲說，姐姐姐姐姐……蘇響嗚咽起來，說姐我承認你是書香門弟。蘇響這樣說著的時候，一邊的黃楊木眼圈紅了。黃楊木說，她是我親姨。蘇響知道，無論是魯叔，還是梅娘，還是自己，還是其他的人都把整個家擲在了血與火中鍛打。有時候，他們都來不及留下自己的真實姓名。這天黃楊木向蘇響傳達了組織上的一個新的命令，讓蘇響轉道香港去臺灣建立六號電臺。蘇響接受了命令，她從這間借來暫居的狹小小屋的床底下取出了手風琴，十分專注地拉了一曲《三套車》。有五月的風從窗口漾進來，吹起她的頭發。慢慢地，她的臉上露出了微笑。那天黃楊木緊緊地擁抱了她，在他的心目中蘇響永遠是一個只能遠觀的女神。她剛洗的頭發散發出陣陣發香，在此后黃楊木的記憶里，就一直有她的發香在飄蕩。黃楊木軟軟地跪了下去，雙膝著地，臉緊貼著蘇響的小腹。蘇響的手垂下來，撫摸著黃楊木略微有些卷曲的頭發。她的手指頭不經意地觸到了黃楊木的臉，臉上濕漉漉的一片。
    蘇響說，孩子們在你那兒都好的吧。黃楊木說，都好。黃楊木又說，我把他們當成我自己的。蘇響說，在我老家有一種不能長大的樹，叫黃楊木。黃楊木說，可是我已經長大了。
    蘇響就笑了，說我明天早上八點就走。我到你那兒要看看我的孩子們，我怕以后看不到他們。
    黃楊木說，好。但他們不能見你，在天亮以前，任何有可能引起麻煩的事都不能做。
    蘇響又笑了，說黃楊木，你果真長大了。這是一個五月的霧茫茫的上海清晨，蘇響站在一座小院的院門外，她的身邊放著一只皮箱。她穿著一襲藍旗袍，隔著門縫看黃楊木和盧揚、程三思、陳東按高矮站成一排。
    黃楊木說，現在讓我們一起來唱《送別》，長亭外，古道邊，預備唱。三個孩子用稚嫩的聲音開始唱歌：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在歌聲里蘇響決然地拎起了皮箱，大步流星地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她一邊走，一邊淚流滿面，合著孩子們的歌聲一起大聲地唱著：一壺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而她的皮箱夾層里，藏著的是一臺被分解的電臺。
    后話
    上海解放了。黃楊木帶著盧揚、程三思和陳東去了慕爾堂，他看到馬大為牧師在慕爾堂門口伺弄一些鴿子。那些鴿子振振翅膀，咕咕歡叫著飛向了天空。
    馬大為牧師喜歡模仿外國人的模樣，他不停地聳肩，說一些簡單的英語單詞。盧揚、程三思和陳東一下子愛上了那些鴿子，他們不停地喂鴿子吃面包屑。馬大為牧師聳聳肩說，主會保佑你們的。
    黃楊木是少數幾名轉到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上班的地下工作者之一，地址是福州路185號原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黃楊木坐在高大寬敞的辦公室里，干的是他的老本行，主要負責敵特情報收集與偵破工作。與此同時，蘇響奉命由香港維多利亞港天星碼頭去了臺灣，抵達基隆組建六號電臺。不久，工委委員蔡人培被捕獲，把整條共產黨地下交通線全部招出，國民黨保密局密捕蘇響。而此時蘇響已經聽到風聲飛往浙江舟山。那時候舟山還沒有解放，緝拿在逃女匪蘇響的密令卻已經先期到達舟山。在舟山沈家門鎮一家充滿魚腥味的醫院里，蘇響潛藏了整整七天，遭到了國民黨保密局人員的搜捕。當陶大春出現在她面前的時候，蘇響正以病人的身份躺在病床上。陶大春說，對不起。
    蘇響笑了，說見到你很高興。蘇響從病床上起來被保密局特工帶走了，在刑訊室，陶大春和蘇響久久對視。
    陶大春說，需要吃的嗎？蘇響說，不需要。陶大春說，那你需要錢？需要機票？
    蘇響說，不需要。陶大春說，需要自由？
    蘇響說，不需要。恐怕這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了。日本鬼子被打跑的時候，我們在上海街頭碰到。你說勝利了，可是我沒有說，因為那時候沒有勝利。但是現在，快了。
    陶大春無言以對。他明明是勝利者，他把蘇響緝拿歸案，但是他卻沒有一絲勝利者的喜悅。他愛著蘇響，不然他的胸口不會刺上“蘇響”兩個字。可現在他差不多是殺死了蘇響的人。
    蘇響在第二天就被執行了死刑命令。陶大春沒有參加行刑，他根本就不敢參加。但是他帶走了蘇響的遺物，一張藏在懷表里的照片，一枚金戒指，和一支鋼筆。這三樣遺物和三個男人有關。
    陶大春在這年的冬天奉命潛回上海進行破壞活動，完全由地上工作轉為地下工作。望著黃浦江奔流的江水時，陶大春知道上海和中國都不再屬于他的黨國。他的青春和滿腔熱情都已經不在了。他租了一個亭子間，化名姜明泉深居簡出。有一天黃楊木帶著公安人員踢開了他的房門，那時候他的耳朵里還掛著耳機，他的手指頭還按在敲擊鍵上。黃楊木蹲下身說，久違了。
    陶大春摘下耳機，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他理了理衣領，扣緊第一粒扣子。其實他想吞掉衣領上的氰化鉀，但是他最后還是沒有勇氣。他想起了陳曼麗麗吞掉衣領上的氰化鉀的情景，這時候他明白，他永遠都不是陳曼麗麗的對手，也永遠不是蘇響和梅娘的對手。因為她們敢死。
    這時候黃楊木的耳朵里卻灌滿了滴滴答答的發報聲。看到電臺，他想起了蘇響。
    蘇響的遺物就放在黃楊木的辦公桌上。一張蘇響和盧加南的合影；一枚金戒指，那是用程大棟的金牙打出來的；一支派克金筆，是陳淮安送給她的定情信物。黃楊木對著三件遺物慢慢地脫下了帽子。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一幅字。那是在六大埭梅娘的屋子墻上發現的，黃楊木把這幅字裝裱了，掛在墻上。
    這兩個字是：捕風。黃楊木對著那堵墻說，姨娘，黑鴨子來和你接頭了，她是來給你當發報員的。你仍然是譯電員，我是你們的交通員。黃楊木的眼眶里蓄滿了淚水，他到現在才知道，黑鴨子就是蘇響的代號。這時候一場雪正在陽光下融化，黃楊木轉眼透過窗子剛好看到一蓬雪從瓦楞上掉落，紛紛揚揚像一場雪霧。
    這是后話。
    致無盡的憂傷
    ——《捕風者》創作談
    2012年5月7號晚，此刻南方陣雨，我書房的墻壁上，棲著一只童年的蜻蜓。我不知道它是少男還是少女。我只知道所有的青春都像云煙，黑夜從四面八方向我奔襲，我眼前浮起的卻是一幅幅畫面：在車水馬龍的舊上海，一個個年輕人穿越霓虹燈的光線，他們從容地集會、游行、散發傳單、進行愛情，以及在一聲槍響中倒下。
    我堅信有一種職業，叫做捕風。捕捉著風的聲音和風的信息。在杭州飛住北京的客機上，我虛構了這個叫做《捕風者》的小說。那時候我心情激動但外表平靜，眼里看到的除了艙外浮云，還是浮云。我寫下這個小說的第一個字的時候，女人蘇響就以蜻蜓的姿勢飛臨我的書房。她從懵懂到明朗，從青澀到成熟，最后成為我黨一名地下工作者。這些于我而言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一定有棉旗袍和絲綢，有首飾，有胭脂，有手表，有婀娜的舞姿，以及大把的青春。她生活在早已離我們遠去的舊上海，像一場默片中出場的人物。她的人生必定短暫，也必定精彩。我十分愿意她是我的親人。
    極司菲爾路76號曾經在我的作品《旗袍》中出現，沙遜大廈、蘇州河、六大埭和八大埭，以及提籃橋。我要如何將舊上海用我的筆復原，我要如何描摹《捕風者》中的三個女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路線卻有著相同的信仰，她們一個又一個堅定地倒下，像一張隨風飄落的梧桐葉片，如此靜美。
    這是一九四零年代的上海，我多么愿意生活在那個年代。即便矯情我也要號啕大哭，為如花的女人曾經的青春、愛情、理想，和無盡的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