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的導演是瑞典人魯本-奧斯特倫德（Ruben-Ostlund），在2017年，他憑借著自己的第五部長片“方形”（又譯作“自由廣場”）登頂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一舉奠定自己中生代導演第一梯隊的位置。
    魯本是一位很有趣的導演，他總是喜歡將鏡頭對準中產階級，然后敏銳地用一些戲劇沖突事件來觸發沖突，繼而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來揭開中產階級光鮮亮麗面具底下的一片狼藉，在這一點上，他和希臘導演歐格斯-蘭斯莫斯（Yorgos-Lanthimos）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后者拍攝出“龍蝦”、“圣鹿之死”、“寵兒”等作品。
    但魯本和歐格斯的區別在于，歐格斯更加深刻也更加哲學一些，他的電影內核往往能夠深入現代文明的層面進行探索和反思。
    而魯本自己則更精英主義一些，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學院知識分子出身，卻又對自身狀況產生諸多想法，鏡頭視角更多停留在中產階級的虛榮與偽善上，但如果想要更進一步探討中產階級心理狀態的形成原因，他則顯得力有未逮。
    當然，這不是批判，而是兩位導演風格的不同。
    但也正是因為如此，魯本的電影作品里往往不經意之間透露出一種自我陶醉的說教意味，仿佛高高在上地展現出自己的創作意圖：
    “你看到了嗎？雖然我也是中產階級，但我正在自我反省，你們看到了嗎？其他正在觀看電影的中產階級們，你們被刺痛了嗎？”
    歐格斯則沒有。
    那么，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見仁見智，有人喜歡，自然也就有人不喜歡。
    在陸潛看來，魯本的鏡頭語言還是太過僵硬化也太過機械化，如果能夠像伍迪-艾倫（Woody-Allen）那樣更加戲謔也更加自嘲，又或者是像羅伊-安德森（Roy-Andersson）那樣更加冷靜也更加疏離，魯本希望傳達的故事核心思想應該會更加具有沖擊力。
    不過，這只是陸潛個人的意見。
    從現實來看，那種僵硬感和機械感恰恰就是魯本所希望呈現出來的；而且，電影專業人士也更加喜歡魯本的風格——
    歐格斯的職業生涯分別拿到一次戛納評審團獎、一次戛納最佳編劇、一次威尼斯評審團獎和一次威尼斯最佳編劇，另外還分別以三部作品贏得了四項奧斯卡提名；而魯本的職業生涯則拿到一次戛納金棕櫚、一次柏林短片金熊、一次奧斯卡提名。
    數量上，歐格斯略勝一籌；但質量上，魯本顯然更加出色。
    視角，重新回到“游客”這部作品上來。
    這部作品是魯本在拍攝出“方形”之前的作品，更加輕盈也更加戲謔一些，最重要的是，整個格局相對更小一些，整部電影的視角完全聚集在一個家庭之上，反而更容易掌控，呈現出來的觀感也更加出色。
    電影最有趣的部分就在于：
    雪崩發生之后，其實把負面情緒宣泄出來是更好的解決辦法，溝通才是解決矛盾的橋梁，但魯本敏銳地抓住了中產階級的一種尊嚴，一種來自知識分子、來自精英階層的驕傲：
    丈夫拒絕承認自己的懦弱狼狽和貪生怕死、妻子拒絕釋放憤怒而以冷暴力的方式傳遞羞辱，這使得雙方陷入心理層面的較量和張力。
    沉默，其實就是一種角力。
    對于中產階級來說，性別角色的強權弱勢也是存在的，盡管尊重男女平等，但社會環境氛圍所營造等等影響無處不在，整體而言，丈夫依舊是掌握家庭話語權的權威，妻子擁有自己的地位卻不是絕對權力的掌控者。
    然而，一場雪崩，一場危機狀況下的本能反應，卻瓦解了權力架構，并且因為道德層面的制高點而導致權力悄無聲息地發生改變——
    面對外人，他們依舊需要維護自己和樂融融的中產形象，丈夫才是核心；但內心深處，妻子卻掌握了引爆地雷的開關，以至于丈夫陷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狀態，唯恐稍稍不注意就可能讓自己“社會性死亡”，在朋友和社會禮儀面前形象盡失。
    正是這樣一種張力，悄無聲息地營造出驚悚效果，同時也賦予電影一種又尖銳又獨特的黑色幽默效果。
    而且，魯本的配樂選擇非常有趣，就好像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Kubrick）在“2001太空漫游”、“發條橙”等作品里用古典樂反其道而行地營造出驚悚恐懼效果一樣，魯本也采用了古典樂來營造氣氛——
    安東尼奧-維瓦爾第（Antonio-Vivaldi）的傳世經典“四季”。
    看似悠揚婉轉的小提琴曲，卻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戛然而止又毛骨悚然的驚悚效果，這無疑是為電影增色的關鍵。
    然而，魯本在制作“游客”的時候，還是不夠成熟，配樂的重復使用太過頻繁，以至于進入后半段的時候讓觀眾產生心理排斥，這就是過猶不及的典范，后來在“方形”的時候，魯本的配樂運用就明顯成熟了許多。
    不管如何，“游客”將視角鎖定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身上，巧妙地揭開人性的復雜，又嘲諷中產階級的虛偽，這無疑是非常特別又非常犀利的。
    和江浩文討論“人類清除計劃”的時候，陸潛腦海里就源源不斷地冒出靈感——
    以直白而血腥的方式來探討道德選擇，這無疑是有趣的；但如果能夠用殺人不見血的方式來討論道德困境，這應該會更加有趣。
    對于丈夫來說，他做錯了嗎？
    其實沒有，危急關頭的自救，這就是本能反應，貪生怕死，這其實是一個中性詞，到底是貶義還是褒義，需要看具體情景，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在生死攸關的時候忘乎所以的。
    但從道德層面來說，他的確做錯了。
    拋妻棄子的自救，展現出內心深處的自私自利，特別是對比妻子保護孩子們的動作，也就撕開了一道口子，哪怕道理人人都懂，但情感層面還是難以接受。
    這樣的矛盾，拋給觀眾一個思考：
    當我們作為旁觀者在模擬生死關頭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會自信滿滿地說，“我肯定會救妻子和孩子”。
    但這不是“真心話”，而是道德觀念驅動之下的“正確觀點”，花言巧語、海誓山盟并步困難，至于真相如何，只有真正面臨雪崩的時候才能夠知曉，就好像斯坦福監獄實驗一樣——
    所以才說，永遠不要考驗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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