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二戰中的經歷從你的記憶中拽出，并按照時間順序做一個準確的描述，這可不是件易事：要么艱難地挑選出一些偶發事件讓自己感到滿意，要么干脆用生動的幻想填補你記憶的空白。許多業已出版的書籍混合使用了這兩種方式，不是通過講述那種無可置疑的英雄主義行為來美化戰爭，就是用“惡意訃告”的方式來詮釋戰爭，從而說服讀者將普通的士兵們視為嗜血的兇手。上述的這兩種方式我都不想采用，我既不愿美化戰爭，也不想對其作出裁決。我要講述的是真實發生的事情——作為一名普通士兵，我是如何親身經歷和感知俄國前線的這場血戰，從1942年秋季直到最后，其間只因為負傷而偶爾中斷。
這本書是一份真實可靠的記錄，描述了我個人難以忘懷的經歷、印象和看法——這是一個普通前線士兵的觀點，用當時的俚語來說，是以一個Landser的身份【1】。與許多依賴當時的文件資料的書籍不同，本書沒有從負責指揮這場戰爭的高層人員的角度去討論責任問題（或者可以說缺乏），甚至也沒有以那些接受過特別訓練、為自己的部下做出榜樣的軍官們的觀點著眼（通常說來，這些軍官與我們在前線并肩作戰）。
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向無數無名戰士致敬，他們所經歷的戰爭主要是在俄國土地上骯臟的散兵坑內度過——無論是頂著夏季滾燙的陽光，還是雨季浸泡在齊膝深的泥濘中，或是冒著冬季的暴風雪與凍得堅硬無比的土地及深深的積雪打交道——只有在需要對敵人發起直接的交火時，他們才會放棄散兵坑。這些士兵唯一的愿望是獲得批準，跟隨后方補給車隊得到短暫的休整。但是，在獲得休整前，他們就扎根于前線的戰壕或散兵坑內——在這條主戰線上，他們日復一日地為自己的生存提心吊膽，為了自己不被殺而殺掉敵人；在這里，每個士兵都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而戰斗，但最終不得不依靠自己；在這里，他們身邊的土地經常會變成一片燃燒的地獄；在這里，滾燙的彈片或呼嘯的子彈搜尋著他們鮮活的軀體，他們會感覺到死亡冰冷的觸摸；在這里，敵人被撕裂的尸體在他們面前堆積如山；這里，傷員的慘叫聲混合著垂死者奄奄一息、低不可聞的呻吟，灌入這些緊緊蜷伏在地上的士兵們的耳中，并在噩夢中繼續折磨著他們。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后，依然存活的那些老兵中，仍能述說他們在俄國前線血腥的殺戮中生還的故事，或是在戰后經歷了非人道的監禁后存活的人寥寥無幾。但可以肯定地說，出于某種奇跡，有些人從地獄般的恐怖中生還，而且，由于在那段時期里記錄的筆記，使得現在將其還原出來成為可能。
新兵訓練結束后，我成為了一名重機槍手。上級安排我從事這一專業，在前線服役的大部分時間里，我一直擔任著一個重機槍小組的領導。我不想否認的是，使用這種射速極快的武器——安裝在機槍架上，并配有光學瞄準鏡——我在東線戰場上打死了許多敵人。
在此期間，我做了一些筆記，為的是戰斗結束后可以撰寫一份真實的作戰報告。起初，我還寫日記，盡管這對一個普通士兵來說是違規的。日記的第一篇，我記錄了我們那支剛剛受訓完畢、滿是年輕人的單位，作為補充部隊趕往斯大林格勒的情形。到達目的地之前，我們必須背負重物，走上好幾天，穿過無盡的卡爾梅克草原上波光粼粼的熱氣。
1942年12月13日，蘇軍坦克發起了龐大的攻勢，在斯大林格勒包圍圈的外緣，我們的補給車隊以及私人物品落入了俄國人之手。倒霉的是，我的日記本也在那些戰利品中。我對此并不太擔心，因為我只在那里面寫了些個人的感受，對俄國人來說意義不大。日記里沒寫我的名字，也沒有提及我所在部隊的番號，盡管根據所獲得的資料，俄國人實際上已經弄清了我所在的部隊。
后來，等我從第一次負傷中康復過來后，我再次寫下這一重要時期內自己的經歷——連著數天、數周，我們這些近乎瘋狂的德國人試圖逃離斯大林格勒包圍圈，冒著百余輛蘇軍坦克逼近時射出的鋪天蓋地的炮火，沖過冰封的頓河，最終得以逃離。這一行動結束了一段永生難忘的經歷——炮彈爆炸時震耳欲聾的轟鳴，坦克履帶持續不斷的咯咯聲，緊貼在我們身后讓人頭暈目眩的閃爍。瘦弱憔悴的尸體和負傷的戰友堆積如山，他們的鮮血染紅了地面上的白雪，我們最終安全地到達了頓河對岸，就在一天前，那里還覆蓋在一片皚皚白雪下，一切都顯得那么平靜。
丟失了自己的日記本后，我便用碰巧能找到的任何一張紙片做記錄。然后，我把這些紙折疊起來，塞進軍大衣內襯的窄縫里。在軍醫院短暫停留的期間，我曾有過兩次機會將這些記錄交與我的母親妥善保存。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沒人能破譯我的信手涂鴉，其中的部分文字是速記。
軍大衣內襯里的縫隙，作為藏匿地顯然達到了目的，因此，在我接下來休假回家期間，我再次把最新的記錄藏在了同一個地方。唯一的不同是，這次我穿的是一件新配發的軍大衣，而我上一件大衣是1940年年底時配發的，當時我被召集到伊策霍，在國家社會主義汽車團的機動車駕駛學校培訓了一年（這是初步的軍事訓練，以便獲得幾種不同的軍用駕駛執照）。總有一天我會按照時間順序來整理這些記錄，并將這其中的觀點闡述出來。寫一本書，成了我最熱切的期盼，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一夢想注定一直無法實現。時間就這樣慢慢流逝，盡管希望的火焰時常會被點燃。
后來，我記不起自己的筆記放在了什么地方：我認為是在一次搬家的過程中莫名其妙地丟失了這些記錄，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經歷了與妻子離婚的傷痛，但過了很久我才發現，那些記錄被我遺忘在我們的公寓里。離婚后，我的妻子迅速做了她很期望的事情——嫁給了一名美軍士兵，他帶著她和我的女兒，還有個將來的孩子，一同返回了美國。
盡管過去了幾十年，但戰爭帶來的痛苦記憶依然深深地扎根于我的靈魂。此外，社會態度的改變，從“什么曾經是可以接受的行為”到一個明確無誤的“新浪潮”，允許缺乏尊重、進取的態度、仇恨和暴力，并未讓我忘記那些不幸的歲月。直到某一天，我意外地重新得到了那些失散已久的筆記。只讀了短短幾行，便將四十年代的畫面拉回到嚴峻的現實中。
這一切開始于一個來自美國的電話。電話里，一個陌生女人的聲音用明確無誤的美國口音詢問我的名字，隨即便稱呼我為“爸爸”。起初，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過了一會，我意識到，電話是我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兒打來的——五十年代中期我離婚后就再也沒有見過她。突然間得到了一個女兒，這種感覺很奇怪，她已經成家，因此，一夜之間，我也成了兩個孩子的外公。
隨后，她來到德國看望我和我的后妻，還給我帶來了一份奇妙的禮物——裝著我全部戰時筆記的一個文件夾！這些筆記是她所擁有的、來自她親身父親的唯一紀念品，這些年來她一直細心保存著，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見到他。近四十年的時間里，她多次試圖找到我，但都因我住址的變化而失敗。不過，從那以后，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系，我們已經在她位于拉斯維加斯的家里度過了好幾個愉快的假期。
今天，距離二戰結束已經六十多年，仇恨的畫面、殘暴行徑的鏡頭通過各種媒體傳入我們的家中，灌輸給我們。這些事件可能會造成后脊背的一陣寒意涌起，也可能會使你的眼中噙滿淚水，但沒人會真正了解受害者所遭受的真正的傷害。人們看著那些殘酷的暴行和獸性，可能會驚得目瞪口呆，他們也許會討論他們所看見的東西，但這些畫面很快會被他們遺忘。只有切實經歷過當年那些事情的人才會在自己的意識深處感受到一種悲劇性的影響，往往只有時間才能愈合他們靈魂深處的創傷并減輕他們的傷痛。
我在二戰中所負的傷，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痊愈，但我依然能感覺到身上的傷疤以及被深深植入我靈魂中的創傷。每當我看見或讀到當今世界所發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時，那些戰爭期間可怕的經歷所形成的恐怖畫面便會從我的內心世界躍入眼前。這些記憶明確無誤地驅使著我，在經歷了幾次不成功的嘗試后，以我的筆記為基礎，寫一本書。隱藏在身后的幾乎是我整個的生命，最后，等我終于提起筆來書寫時，它從我的靈魂深處涌出，我從未這樣真正地釋放過自己。
我并不打算告訴讀者所有真實的姓名，書中也沒有我所在部隊的確切番號，因為我想讓這本書集中于我個人的經歷以及我的印象和觀察上，另外也包括我對這場戰爭的感受和看法：如果有我過去的戰友碰巧讀到了這本書，無論怎樣，他們都能辨認出自己的身影。
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感覺到一種不容妥協的責任感?，F在是時候記錄下那些得以生還但依然被遺忘的戰士了。上一場大戰的幸存者，有責任代表那些戰場的陣亡者成為勸勉使者，因為陣亡的戰士已經永久地沉默了。
這本書是我的貢獻，現在，我覺得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義務。
京特·K·科朔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