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有良發了一個預告片，之后就啞了火，自顧自地陷入了回憶里，駱聞舟也不催，順著堵成一鍋粥的內環緩緩地往前蹭，拉下車窗，遞給陸局一根煙。
    別的不提，駱聞舟感覺自己能有現在這把好耐性，費渡同志居功至偉。
    車子以十米的時速蹭過了最堵的一段路，直到駱聞舟終于能把踩著剎車的腳挪一挪的時候，陸有良才嘆了口氣：“這一陣子辛苦了，往你肩上壓得擔子太重了吧？”
    要是換成別人，怎么也要來一句“為人民服務”客氣一下，誰知駱聞舟一點也不謙虛，聞言眼睛一亮：“可不是嘛領導，既然您都看出來了，年終獎趕緊給我漲一點，男人不容易，養家糊口壓力大啊！”
    “滾蛋。”陸有良滿腔的沉重被駱聞舟的臉皮彈回去了，一時間什么想法都沒有了，冷酷無情地說，“為人民服務，這都是你應該做的。”
    “我本來可以靠才華吃飯，組織非得逼著我靠臉，” 駱聞舟為自己“紅顏薄命”的命運沉痛地搖了搖頭，隨后在陸局打算大巴掌削他時主動轉回了正題，“您是想跟我說當年顧前輩的事嗎？”
    “顧釗……顧釗。”陸有良把這個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念了幾遍，繼而仰面靠在車座椅背上，仿佛不知該從何說起似的猶豫片刻，“你師父是我師兄，比我高一屆，在學校里也是個風云人物，他和你說過嗎？”
    “怎么沒說過，”駱聞舟十分自在地接話，“老楊沒事就吹牛，說什么在學校里有好多女孩喜歡他，我說不可能，咱們燕公大壓根就沒有‘好多女孩’，被他打出了辦公室。”
    駱聞舟這個人，好似天生不知何為拘謹，無論是對長輩還是對上司，陸有良臉上閃過一點稍縱即逝的笑意：“我們那時候可不像現在，當年想調進市局太難了，既要年輕，又不能太年輕，得在基層鍛煉夠了，才有資格參加考試，我們一個個都削尖了腦袋拼成績、拼資歷。那年不知為什么，市局招人的名額特別多，顧釗、我、老張、老潘都是那年進來的——哦，老潘你可能不熟，他早就不在一線干了，現在在燕公大教書，這回的畫冊計劃，他是學校那邊的負責人，架子大得很，都不回來看看。”
    駱聞舟升起車窗，從陸局的三言兩語中，他好像翻開了那張擺在局長辦公室的老照片。
    “我跟顧釗是同班同學，老潘是從外地調回來的，老張比我們大一點，立了功，被市局點名要來的。那會兒刑偵隊里高手和前輩很多，新來的年輕人都得打雜，我們四個剛來的時候，基本就是跑腿、記錄、端茶倒水，人都管我們叫‘四大丫鬟’。”
    駱聞舟：“……”
    這活潑的警隊文化。
    “再加上一個老楊——老楊是我們的‘丫鬟總管’，那時候他也就剛從蓮花山調回來沒幾個月。”陸局的眼角浮起隱約的笑紋，“我們五個人年紀差不多，又差不多是同一時期參加工作的，整天混在一起，見縫插針地跟著前輩們學，一起跑腿、一起整理案卷卷宗……除了老楊早早‘背叛組織’以外，我們還都是大齡單身漢，有時候一個人值班，其他幾個沒事干，還帶著盒飯跑過來‘陪值’。”
    “老楊經歷最豐富，膽大心細，業務水平最高；老張家里做生意的，手頭最寬裕，出去吃飯都他主動買單，他人緣最好，是我們老大哥；老潘最不是東西，脾氣最臭，跟我很不對付，我倆三天兩頭吵架，可是不記仇，吵完一會就好，過一會不定為什么又翻臉了。”
    “顧釗年紀最小，當時我們都管他叫‘顧老五’，話不多，很會照顧人，明明自己也窮得叮當響，但只要別人有困難對他開口，他都仗義疏財。人還非常用功，筆記做得最勤，手里離不開書，畢業七八年，還在空閑時間自費回母校深造了一個在職研究生。”
    隨和、用功、有心、一照相就緊張……陸有良的話漸漸給顧釗的形象染上了顏色，肖海洋描述的夕陽下的“自行車俠”有了血肉，從內網上那個蒼白而冰冷的簡歷中站了起來。
    “后來一批前輩退居二線，老五后來居上地成了副隊，我們也都很服氣，因為確實是誰也沒有他用功。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工作也好，玩也好，都覺得自己心里是很安靜的，你看著他的眼睛，就覺得自己太浮躁了，會不由自主地跟著他踏實下來。”陸有良頓了頓，“327案是顧釗接手副隊之后，處理的第一個大案，曾經轟動一時，解決得也干凈漂亮，唯一美中不足，就是盧國盛跑了。”
    “你可以想象，因為這個通緝犯一直在逃，327國道周圍的老百姓們人心惶惶，一到天黑，那條路都沒人敢走。為了抓他，全國通緝，賞金最后提到了十萬——那可是十五年前，十萬真不算什么小數目了，你知道那會冒著生命危險幫著穿針引線、釣毒販子的線人，完事也就能拿個三五千，有時候經費還批得不及時。線人們聽說這事都瘋了，一度有人到盧國盛家的舊址附近蹲點，可是這個人再也沒有出現過，他就跟從人間蒸發了一樣，怎么也找不著。”
    讓公家額外拿出十萬塊錢懸賞，得負責人跑遍關系、磨破嘴皮，可對于魏展鴻、鄭凱風之類的人，這又能算什么呢？掉地上都懶得彎腰撿。
    可惜，那時候沒有人知道自己的對手是誰。
    “一年后盧國盛自己喝醉了酒，不甚落下一個指紋。”駱聞舟打破沉默，“陸局，這事當時是怎么個前因后果，能詳細說說嗎？”
    “指紋是下面負責處理酒吧斗毆案的法醫檢查出來的，當時專案組已經解散了，得知盧國盛竟然還在本地，大伙都興奮了，我們立刻調取酒吧監控，馬不停蹄地走訪目擊者和線人。老楊小孩生病，情況不太好，正好請年假不在崗，這個事是顧釗負責的。”陸有良說，“那家酒吧經營不正規，監控基本是擺設，我們在附近蹲點蹲了一個多禮拜，順手抓了倆販售‘□□’的小團伙，盧國盛的影子都沒看見，只好撤了——當時我們猜，盧國盛意外被卷進斗毆事件，驚動了警察，之后應該是害怕了，這個人可能已經逃離燕城了。”
    “那不一定，”駱聞舟說，“要跑他早跑了，327后一年多還在本地，肯定是燕城里有什么讓他牽掛的東西，還敢去喝酒，說明他有固定收入來源和藏身地點，手頭甚至可能比較寬裕——沒去查查他曾經供職的運輸公司嗎？”
    “你這推測跟顧釗說得一模一樣，他要是還在世，你們倆估計有……”陸有良嘴角笑紋一閃而過，然而說到這里，又沉郁了下去，“我們查過運輸公司，但是盧國盛和老板娘偷情的事很隱蔽，如果不是他自己交代，就連跟他一起殺人的親哥都不知道。”
    “那個威脅過他的司機呢？”
    “跑了，我估計是聽說了327案，知道警察沒抓住盧國盛，怕被報復。”陸有良說，“當時我們不知道這里頭還有事，沒有細查。”
    盧國盛的指紋好似驚起千層浪的那塊石頭，然而只是驚鴻一瞥，旋即失去了蹤影，線索斷了。
    “我們把能想的招都想到了、試過了，可就好比是大海撈針，你單知道水里有，就是找不著。拖了很久，手頭又不是沒別的事，送到市局的案子哪個不重要？實在沒轍，只好撤了。只有顧釗私下里一直沒放棄，那段時間，我看他明顯是手頭很緊，問也不說，別人還當他是談戀愛了……現在想來，可能是私下里補貼給線人了。”
    駱聞舟沒插嘴，知道他要說到關鍵地方。
    “我記得那天是我第一次上老丈人家門，跟老頭喝了點酒，走的時候已經是夜里快十點了。有點醉，我自己一個人抄近路去坐公交車，路上突然接到老楊電話，說是出事了。我當時都沒明白具體出了什么事，就好像冥冥中有什么感覺似的，激靈一下，酒瞬間就醒了。”
    “我趕過去的時候，看見老楊正拎著一個人的領子，脖筋爆起老高，就跟要打人似的，旁邊一幫兄弟死命拉著他——他手里拖著的那個人我們都認識，代號叫‘老煤渣’，是個職業線人，干這一行四五年了，在市局刑偵隊里備過案的，配合過我們好多次行動，一起出生入死過，能算是半個自家兄弟。”
    駱聞舟想了想，斟酌著措辭說：“羅浮宮大火，我聽說有人逃出去了，指認顧釗是這場大火罪魁禍首的目擊證人——就是這個‘老煤渣’嗎？”
    “是他。老煤渣被老楊一只手拎著，嚎得聲俱淚下，說顧釗平時對他不錯，他不能這么著，不能說。”陸有良輕聲說，“我當時一聽這話，再一看老楊的臉色，心都涼了。”
    “后來仔細審了幾遍，老煤渣終于承認了，說顧釗私下索賄已經不止一次，都是借著查案的名義。讓跟他比較熟的幾個線人拿著盧國盛的指紋模子，先盯住了一個目標，摸清環境，再把指紋按在人家店里，顧釗假裝接到線報上門搜查。直接開單子，不交錢，就說這地方窩藏通緝犯，有指紋有‘證人’，讓你生意也做不下去。”
    “死無對證，一面之詞，”駱聞舟說，“其他證據呢？”
    “第一是法醫的驗尸結論，顧釗死前確實和羅浮宮的負責人發生過肢體沖突，種種細節和目擊證人證詞對得上。”
    “第二，是我們在顧釗值班室的儲物柜里找到了一打一樣的指紋模子。”
    “第三是人證，老煤渣一個人說的，老楊和我們都不信，但我們在火場現場的殘骸里找到了一個沒燒完的筆記本，是顧釗平時貼身帶著的那本，燒掉了大半，上面隱約能辨認出幾個地名和人名，人名都是線人的代號，地名則應該是顧釗近期走訪過的商戶――我們把這些人全都給叫來問了話，只有一個商戶老板可能是怕惹麻煩，一問三不知，不肯作證，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招了。”
    駱聞舟心里一沉：“證人都是備過案的職業線人？”
    線人有很多種，有為了賞金起哄的，有零零散散“打零工”的，有戴罪立功的，還有就是職業線人，這些人在警隊里有備案資料，跟警方合作過不止一次，有時候幾乎就像警察的臥底，信任度高，關系非常密切。
    證據鏈不夠無懈可擊，可當事人已經死了，證人又都是這種……
    “顧釗生前為人仗義，和線人關系好是出了名的。”陸有良說，“他們的供詞，我們不得不慎重。最早出現盧國盛指紋的酒吧監控沒拍到盧國盛，酒吧的工作人員對盧國盛沒印象，卻有一個調酒師指認了老煤渣，老煤渣后來承認，盧國盛的指紋是他偽造的——也就是說，這個失蹤一年的通緝犯在燕城出現的事，完全是人為捏造、子虛烏有。”
    仔細想想，一個在本地制造了轟動案件的通緝犯，能藏匿一年之久不被發現，還大喇喇地在外面喝酒，這件事本身就讓人充滿疑慮。再加上顧釗對這事非同一般的工作熱情和執著，與他獨自行動、甚至藏藏掖掖的行為……駱聞舟感覺，單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他已經快被這個結論說服了。
    “但是說他索賄，索賄的錢呢？存放地點在哪？用途是什么？”
    “錢在他家里，現金，床底下搜出來的，總共有五十多萬，數目跟證人說的大體對得上——他母親得了癌癥，老太太自己都不知道，診斷書在那堆錢下面壓著，顧釗家境很普通，父母是農業戶口，父親沒得早，家里人丁也不興旺，母親在他們鎮上一個百貨公司工作，工作是臨時工，公司也不正規，早些年人都沒有交保險的意識。一場大病下來，這些錢恐怕都還不夠。”
    動機明確、物證昭昭，鐵打的證人言之鑿鑿。
    別說顧釗死了，就算他還活著，也說不清楚。
    “當時的社會環境沒有現在寬松，網絡也不發達，市局出了這么大的一樁丑聞，當事人又死了，所以領導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捂住不許再提，現在你去數據庫里查，是查不到的……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真相來得太遲了。
    駱聞舟沉默了好一會，忽然說：“陸局，有一點我覺得很奇怪。”
    陸有良抬起眼，正對上駱聞舟從后視鏡里折出來的目光。
    “咱們破案率不是百分之百，總會有些案子是沒結果的，在警力有限的情況下，就得按著輕重緩急暫時擱下，但專案組撤了，案子還在，只要不違規、不跟其他工作沖突，相關負責人繼續追查，一點問題也沒有。”駱聞舟說，“顧釗當時為什么非得獨自行動？”
    即便他是不想給別的同事增加負擔，選擇單獨調查，但一旦查出些進展或者有新想法的時候，他就必須要找同事配合——因為按規定，警察私下行動，在沒有知會任何人的情況下取得的證據是不合規的，拿回來也是僅供參考，沒有價值。
    陸有良短暫地沉默了下去。
    駱聞舟緩緩把車停在路邊，車頭對準了市局正門，公安標志上碩大的國徽折射著正午的日光。
    “陸叔，”駱聞舟低聲說，“這里就您和我，該說不該說的，不會流進第三個人的耳朵。”
    陸有良垂下眼睛，終于幾不可聞地出了聲：“對，如果顧釗是冤枉的，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我們的隊伍不干凈。”
    車里只有空調的“嗡嗡”聲，陸有良有一下沒一下地敲打著自己的膝蓋。
    陸有良：“意外發現盧國盛的指紋后，我們在原本的懸賞上又加了五萬，公示后，幾次三番接到舉報電話，說是在某地見過類似的人。不管多快趕過去，都是一無所獲——后來這也成為通緝犯一事不實的佐證之一。”
    “備案線人的資料都是嚴格保密的，只有自己人知道他們的身份，”駱聞舟說，“毛賊不可能跑到公安局里偷雞摸狗，如果顧釗是被陷害的，往他值班室的儲物柜里放東西的也只能是自己人——顧釗當時疑心市局有內鬼，所以選擇了私下調查，但他也知道規矩，最后查到羅浮宮的時候，為了取證嚴謹，他一定是在自己信任的人里選了一個作為搭檔，而這個人要了他的命。”
    陸有良好似瞬間老了十歲。
    駱聞舟轉頭看向他：“陸叔，您還有別的事想告訴我嗎？”
    他有種感覺，陸有良一定有什么話就在嘴邊，然而等了好半天，陸局終于還是避開了他的視線：“沒了，我知道的就這些，我們這些老東西都是嫌疑人，這件事只能靠你們了。”
    駱聞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開車進了市局院里，周到地把陸有良送到辦公室樓下。
    直到目送他重新把車開走，陸有良才輕輕地嘆了口氣，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大衣口袋——那里有一個已經沒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