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不知道浪漫
——美國國家戰俘博物館記之一
安德森維爾在佐治亞州南部。沿著75號州際公路南下，經過南方重鎮梅肯——當年宋慶齡姐妹上學的小城，折上49號公路，開上個把小時，就可以看到在公路左側的戰俘博物館了。
安德森維爾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隱于佐治亞州的漫漫林海之中。一路上我們經過大片的國家森林保護區。走出梅肯之后，感覺就是地方越來越偏僻，人煙越來越稀疏。就在這樣一個地方，一百三十多年前，曾經建立了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最大的戰俘營，也是當時生存條件最差、死亡率最高的戰俘營。在南北戰爭之后，這個戰俘營的主管威爾茲上尉(Capt.Henry A.Wirz)，成為這次戰爭后唯一以“戰爭罪”被處死的人。他的定罪是否恰當，是美國歷史上一個經久不息的爭論話題。
然而，不論怎么說，正是安德森維爾戰俘營，在歷史上第一次引起了美國人對戰俘待遇問題的關注。而在十九世紀中葉，這樣一種人道關注，可以被稱為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重要印記。
南北戰爭發生在1861年，是美國唯一的內戰。這場歷時四年的戰爭，雙方陣亡人數高達六十二萬人，受傷和被俘的數字也十分驚人。直至戰爭結束，曾經有三十五萬軍人被俘，是此后美國參與的歷次戰爭被俘人員總和的二點五倍。
在戰爭開始后的第一年，雙方就已經無法承受戰俘的壓力。當時的聯邦軍隊，也就是北軍的司令格蘭特將軍和南軍將領羅伯特·李將軍，都畢業于“美國黃埔”——著名的西點軍校。他們對于戰爭中產生的類似問題，因循傳統，有正常的溝通方式。于是在1862年7月，雙方將領達成了一項交換戰俘的協定，那就是著名的“迪克西—黑爾協議”（Dix-Hill Cartel）。這個協議規定，雙方被俘的軍人，必須在被俘十天之后相互交換。士兵與士兵交換，軍官與軍官交換。這樣，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雖然雙方都有被俘人員，卻不需要規模巨大的戰俘營。
南北戰爭的雙方，條件都非常艱苦，士兵的基本生活沒有保障，戰俘營的狀況更是等而下之。然而，戰俘交換計劃的執行，卻在無意之中沖淡了戰俘營存在的嚴重問題。戰俘快速地流動，條件再差，他們也只不過待幾天。誰知，戰俘營問題在南北戰爭結束的兩年前，突然變得嚴峻起來。
在“迪克西—黑爾協議”中規定，雙方戰俘在被交換釋放之后，必須離開戰斗隊伍，“還兵為民”。聯邦軍隊的被俘人員，在被釋放之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方的老家。可是，由于戰斗主要發生在南方土地上，因此，南軍的被俘人員在被交換釋放之后，有相當高的比例又重新投入戰爭，事實上形成了南軍的“違約”。這就使得北軍逐步放慢了釋放俘虜的步伐。終于，在1863年5月，北軍單方面停止了協議的執行。這樣，戰俘營人員暴增，他們不再是熬一熬住上幾天就能出頭的短暫“住客”。各個戰俘營原本惡劣的生存條件，被突然產生的擁擠惡化了。
安德森維爾戰俘營是其中狀況最差的一個。第一個到達這個戰俘營的北軍戰俘是在1864年2月，此后的幾個月，差不多以每天四百人的速度遞增。到6月底，這里已經有了一萬名戰俘。這個數字就是這個戰俘營計劃中的最大容量。可是，最終它竟然被擠入了四萬五千人。
在博物館小小的后院盡頭，是一堵“照壁”式的戰俘浮雕和雕塑。繞到它的后面，我們眼前突然展開一片幽靜的峽谷。四周是森林，平緩的山坡順勢向中間下陷，一條不過一兩英尺寬的小溪流，穿谷而過。今天，這樣一片景致無疑是賞心悅目的。可是，沒有人站在這里會感到輕松。這就是當年的戰俘營營地。一百三十六年前，四萬五千名北軍戰俘，就是被命運拋到這里自生自滅的。
在這二十六英畝的營地里，從來沒有營房，僅有的構筑件，就是圈起他們的圍欄。戰俘營不發任何生活用品。戰俘只能用自己隨身帶來的衣服毯子和幾根樹枝，為自己支起小小的“營帳”。現在有一個角落，向參觀者展示著幾個這樣的“帳房”。只見在冬日的寒風中，小塊的破布在那里瑟瑟飄蕩。許多人則根本沒有任何可以遮蔽風雨夜寒和南方烈日暴曬的材料。再加上食物不足，醫藥奇缺，衛生條件惡劣到極點，到戰爭結束時，這兒共有一萬三千名戰俘死去，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九。
在當時的條件下，面對如此巨大的一個戰俘營，戰俘營主管威爾茲上尉手中根本沒有合理維持它的人力物力。戰俘營中的混亂可想而知。不僅有饑餓、傷痛、病弱和死亡，戰俘中也出現打架偷盜甚至謀殺。最后，戰俘營的日常管理和秩序維持，就只能依靠戰俘們自己的組織。在安德森維爾戰俘營存在的一年多時間里，發生過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戰俘中的一起搶劫謀殺。為首作案的六名戰俘，被戰俘自己組織的執法隊逮捕，由戰俘組織的法庭審判，被二十四名戰俘組成的陪審團宣布有罪并判處死刑。
威爾茲上尉同意提供搭建絞架的材料。在死刑執行那天，他最后一次請求戰俘們寬恕這六名被告，被戰俘們拒絕。威爾茲上尉最后只能請求上帝關照他們的靈魂。今天，在安德森維爾戰俘營的墓地里，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那六名被絞死的謀殺者的墓地。六塊白色的墓碑單獨一溜兒地站在青草地上，就像當年他們一起站在絞刑架下。
這是1864年，距離《日內瓦戰爭公約》的問世還有整整六十四年。當時，在戰爭的非常狀態下，人們還沒有清醒地要求人道對待戰俘的理性思考。威爾茲上尉，就其個人來說，始終沒有發現他有貪污或克扣戰俘營經費的情況，也并沒有發現他有惡意折磨戰俘的劣跡。可是，那些逃跑后被抓住的戰俘，曾普遍受到長時間捆綁在柱子上，甚至受到雙手懸吊的體罰。在當時人們認為，對于“逃亡”，這樣的懲罰是“不過分”的。
這個戰俘營在1865年4月隨著戰爭的結束而關閉。威爾茲上尉被判處死刑。他是美國第一個由于“虐待戰俘”這樣的“戰爭罪行”被處死的人，也是南北戰爭后唯一因“戰爭罪”而被處死的人。臨死之前，威爾茲上尉說：“我擔任的職責是艱巨的，也是不愉快的。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沒人能夠為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而指責我。可是，我卻不得不承擔眾怒。戰俘們為自己遭受的苦難而需要發泄復仇。”有關“威爾茲上尉之死”的歷史爭論由此而起。
爭論的焦點是，戰爭罪責的承擔者究竟應該是誰。應該說，除了相關的軍隊領導人，以及戰爭期間的嚴酷條件以外，當時人們人性覺醒的程度不高，也是造成悲劇的原因。南北戰爭時期，戰俘的待遇普遍都很低。絕大多數戰俘營的死亡率都在百分之十五以上。由聯邦軍隊管理的、關押南軍俘虜的紐約州埃爾米拉戰俘營，死亡率也高達百分之二十四。那里的高死亡率，是由于冰天雪地中的戰俘營，沒有提供給戰俘足夠的御寒設施，他們大多是被凍死的。
在南北戰爭期間，有五萬五千八百一十四個戰俘，死在雙方的戰俘營里，還有大量戰俘曾經生活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這是美國人共同的恥辱。
在博物館里，我們看到，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南北戰爭期間，《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在整版整版地刊登雙方公布的戰俘名單。這些報紙要在交通狀況極差的條件下，由馬車或是步行，長途跋涉送到戰俘家屬手里。當時雙方都有戰俘登記和公布名單的制度。一個叫克拉拉·巴彤（Clara Barton）的婦女，在戰爭中受林肯總統委托，專門收集失蹤士兵的情況，以便通知他們的家屬。戰爭剛剛結束兩個月，她和聯邦軍隊的摩爾上尉（Capt. James M.Moore）以及一名十九歲的安德森維爾的前戰俘多倫斯·安特瓦特（Dorence Atwater），來到安德森維爾。安特瓦特在作為戰俘關押期間，曾被戰俘營特別指派為登記死亡的書記員。他們帶領三十四名士兵，在原來的戰俘營地，在南軍做的戰俘營記錄和安特瓦特原有的登記基礎上，展開辨認和標明死亡戰俘墓葬的工作。
兩個月以后，一萬兩千多個死亡戰俘的墓葬被確認和標明。最后，僅有四百六十個墓葬無法得到確認。他們最后被安葬在一起，這就是“無名聯邦士兵之墓”。
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片綿延伸展的墓地。入口的塑像是三個相互扶持的戰俘，似乎以他們最后的生命力，在支撐著生的欲望。墓碑都是統一的形式，十分簡樸，不過尺把高的白色大理石，整齊地在大片草地上排開。每一塊墓碑，都有受難者的姓名并注明他來自什么地方。因此他們的后人今天依然能夠找到他，給他放上一朵鮮紅的玫瑰。當我們站在這樣一朵靠著墓碑的玫瑰前，感受生與死的觸摸時，才更深切地理解到，受難者的死亡記錄對于人類的意義。假如忽略人類歷史悲劇中的受難者，我們就是在輕賤人類和生命本身。
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立法，將安德森維爾劃歸內務部國家公園局管轄，1999年4月9日，美國國家戰俘博物館正式成立。它是為歷史上歷次戰爭中的所有美國戰俘而建。它是現今世界上唯一的戰俘博物館。它的建立，旨在伸張《日內瓦戰爭公約》的人道主義精神。戰爭不知道浪漫。戰俘是戰爭苦難的最大承受者。當士兵在戰場上被迫放下武器成為戰俘的時候，對于他們來說，戰斗已經結束，苦難卻剛剛開始。他們將要遭受的肉體磨難和屈辱，是人類戰爭史上最悲慘的一面。他們為自己的軍隊和國家做出的犧牲最大，頭上的光輝卻最少。身為戰俘，他們是最透徹地看到了戰爭本質的人。就像安德森維爾的一個戰俘說過的：“人生都有其經驗。我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經驗的話，那就是，我們再也不要戰爭了，不管是為了什么理由。”
離開博物館，我們穿過公路，又穿過鐵路，來到不遠的地方——森林中安靜的安德森維爾村。那是一個小小的村子。村子里也有一個小小的歷史博物館。看管的老太太告訴我們，有很多人來這里參觀，她已經習慣聽到人們告訴她，他們來自非常遙遠的地方。我們說，是啊，不論這里距離他們的家鄉有多遠，回去以后，他們一定都會記住安德森維爾的，就像我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