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期的宰相夏竦也追求豪華，生活奢侈，但議論的人很多。
    夏竦十分不解，便對家里的門客說，寇準生活奢侈，生前死后皆無非議，到了我這里，為什么那么多人講怪話呢?
    門客給夏辣講了一個故事：寇準做官，經常與下屬一起郊游、野餐。
    有一次喝得正起勁路上傳來一陣毛驢的鈴聲，派人一問原來是一個任期已滿的外地縣令駝著行李路過。
    雖然素昧平生，但寇準卻像對待老朋友一樣熱情地邀請縣令同席，開懷暢飲其樂融融。
    寇準對待陌生的路人都相敬如賓，而您身為宰相；對待部下同僚卻連最基本的禮節都沒有，遑論其他評價不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啊!
    寇準對生活質量要求極高，但私心不算太重，不插腰包，不營私產，有酒大家喝，有福大家享，光明磊落，有情有義。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自己從沒置過房產，處士魏野曾經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寇準因此得了一個“無地起樓臺相公”的雅號。
    魏野此詩還流傳到了漠北，契丹人十分佩服寇準的精神。
    宋真宗末年，契丹使者訪問京城點名要拜見“無地起樓臺相公”。
    當時寇準被貶職偏遠之地，害得宋真宗立即把他召回重新重任。
    “公子哥兒”不一定都是“敗家子”，在寇準身上得到了印證。
    黨爭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少見，但在宋朝，表現的尤為明顯，這是那個時代除了積貧積弱、宋詞之外的最有特色的關鍵詞。
    整個宋代的黨爭，給這個帝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是負面的。
    黨爭帶來了帝國內政外交政策搖擺不定，帶來了知識分子階層的頹靡與墮落；宋朝在黨爭中耗盡了帝國的元氣，以至于“宋人議論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絕不缺乏黨爭帶來的深刻教訓，晚唐牛李黨爭造成的國家悲劇仿佛近在眼前；宋朝的統治者應該心有余悸，理應該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黨爭現象的出現，以最大程度保證帝國與君權的運行秩序。
    但從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沒有出現黨爭之外；有宋一代黨爭現象延續不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到了南宋演變成大規模的主戰派與議和派的黨爭，導致整個世風日下；南宋滅亡。
    軍人出身的宋太祖自立國之初，就身懷濃重的憂患意識；作為軍閥的他，從孤兒寡母中奪得權力；當然不希望在自己的統治中再出現軍閥奪權的悲劇。
    所以他重用文人，實施文人治國的政策；除了不許擅殺文人的祖宗的家法之外，還風輕云淡的一招“杯酒釋兵權”，讓武將們擁著歌兒舞女，享受美麗的生活去了。
    對于文人結黨，宋太祖也高度警惕；他曾經嚴厲禁止進士們以同年、同鄉相稱，防止出現小山頭的利益集團。
    但事與愿違，文人當然不僅僅是文人；結黨似乎是人類的基因和本能，有社會和利益；就有結黨的沖動與可能。
    宋太祖之后，宋太宗時代已經有黨爭的苗頭出現。
    結黨的現象，最初是因為對外政策的理念不同而引起的。
    宋太宗一門心思要攻打遼國以報仇，甚至夢想收回幽云十六州；但帝國內部的政策并不統一，當時以功勛老臣趙普為首的大臣反對攻遼；而以御史中丞、樞密副使趙昌言為代表的一派支持攻遼。
    為了擴大本派的實力，趙昌言利用自己的權力大力提拔引進自己的老鄉和同科進士毫不避諱地結黨。
    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度支副使董儼等四人天天在趙昌言的家里密會，當時人稱之為“陳三更，董半夜”。這大概是宋朝最早的結黨了。
    在此之后，黨爭的范圍逐漸擴大；從對外政策到帝國內部的改革問題，都被作為黨爭的議題。
    特別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構成了宋朝黨爭的主要內容。
    宋仁宗時代的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改革派，與保守勢力為代表的夏竦展開了激烈的對攻。
    歐陽修還專門寫了《朋黨論》，從理論上闡述君子黨與小人黨的區別。
    宋神宗、宋哲宗時代，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與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展開了大規模的黨爭。
    新黨得勢，將舊黨全部驅除出朝廷；舊黨得勢就盡廢新法，將新黨一網打盡；以至出現了“元祐更化”。
    宋哲宗上臺新黨得勢，又將舊黨勢力逐出朝廷。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比較中立的蜀黨領袖蘇東坡一派也被越貶越遠。
    北宋南渡之后圍繞著主戰還是主和的問題，形成了高宗秦檜集團與整個主戰派之爭。
    事實上，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結黨。
    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
    意思是說：君子不結黨，小人才結黨。
    防范大臣結黨，也是歷代帝王的重要任務。宋太祖對形成朋黨大有戒心，但為什么宋朝的黨爭不僅沒有消失，還愈演愈烈呢？
    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也許能給人們提供答案；而這個細節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統治者的陰暗心理。
    宋真宗時，江西人王欽若出任宰相后，真宗又把非歧視南方人、與王欽若派系不同、政見不和的寇準任命為宰相。
    有人對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說破，“且要各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
    “異論相攪”的內容與用意說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動群眾斗群眾；讓政見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懷有宿怨的大臣共處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達到消除在帝國內部任何潛在威脅的目的。
    而“異論相攪”，正是與文人治國一樣；是宋朝的祖宗之法。
    也就是說，黨爭固然不為統治者所樂見；但統治者采取的鼓勵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擊牽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現黨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宋朝的統治者不希望出現黨爭的現象；但是他們的挑動群眾斗群眾的陰暗的心理又為宋朝黨爭埋下了種子，直至黨爭的種子生根發芽野蠻生長，乃至形成無法收拾之勢；這是宋朝黨爭的一個主觀因素。
    宋朝形成黨爭，并非一個單獨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國文化中的種種特質也決定了任何一個帝國，都會容易形成黨爭；不過宋朝的某些政策恰好提供了土壤而已。
    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封建宗法制社會，因此地域和血緣的觀念極為強烈。
    血緣關系與地域關系，非常容易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在中國古老的文化中，同宗、同鄉、同事、同學等，極容易形成利益團體。
    而大家有著共同的心理結構，抱團取暖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在宋朝的黨爭中，既有地域之間的抱團取暖，也有科舉考試同年之間的惺惺相惜；至于是否政見不同，是否是國是之爭，崇高的目的在利益面前早已經不重要了。
    也就是說，黨爭從最先的國策之爭；已經發展到事關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利益之爭了。
    南宋的奸相秦檜便是明證，他大肆提拔任用自己的兒女子孫、同鄉，形成了強大的派系，幾乎把控了南宋朝廷的所有權力。
    原本懷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知識分子們，在忽左忽右的政治風向中無所適從；道義早已經被放在一邊，只有利益才被放在正中的位置。
    南宋時期的知識分子是秦檜一派，那么就變本加厲巴結秦檜；不是秦檜一派就想方設法攀上秦檜一派。
    所以有人說，南宋的士風已經糜爛；原本在理學浸潤下的知識分子，終于集體進入了荒唐墮落的深淵；沒有幾個人能幸免。
    地域文化的沖突，在宋朝黨爭中表現的尤為明顯。
    宋朝早期，來自北方的官員在朝廷內占據多數，北官看不起來自南官。
    寇準就是一個例子，他還曾經公開發表地域歧視的言論；公開拒絕任用來自南方的官員，被人告到皇帝那里。
    這當然是赤裸裸的地域黑，不值得學習。但在宋朝之前，中國的地域黑其實一直出現，就像春秋戰國時代，人們看不起宋國一樣。
    本來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傳統，但是在南方經濟文化獲得突飛猛進發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來越多了。
    被寇準看不起的江西人王欽若，如主張變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貴的宰相詞人晏殊等，都做過帝國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體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優厚；而在北人眼中則是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廣，威脅在增大。
    因此，相對位于底層的南方人求變；而相對屬于中產階級的北方人求穩。
    所以，在變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為少。
    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為少。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新舊黨之爭；事實上就是南方與北方的觀念之爭。
    形成黨爭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舉考試規模的擴大。
    宋太祖一朝，每一屆科舉考試錄取人數不過幾十人；而到了宋太宗手中，科舉考試的規模越來越大；每一屆錄取的進士多達上千人。
    而這些同一年考取的進士，因為是同學；自然容易形成親密的關系進而形成同黨。
    宋太祖雖然禁止舉子與知貢舉者以“座主”、“門生”相稱，但并沒有禁止同榜進士以“同年”相稱，而且還恢復了唐代“曲江宴飲，雁塔留名”的傳統，讓新科進士得以增同年之誼。
    新科進士們除了登科后舉行集會外，還編印通訊錄；在進入權力系統之后互相以詩文相會，把酒言歡；沒事搞個同學會提拔一對是一對，這種同年進士詩酒文會的風俗；從北宋初延續到南宋末，一直到現在還是歷久彌新。
    黨爭，既有皇帝的挑動群眾斗群眾的主觀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沖突、科舉考試規模擴大等客觀原因，這與帝國的統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但在制度設計上的漏洞，讓黨爭一直是帝國一道慘烈的風景。
    宋朝的黨爭帶來的嚴重后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皇權的擴大與相權的擴大。
    當皇帝比較聰明有手腕的時候，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控制兩派的黨爭；比如宋太宗就相當輕松地打擊了趙普、趙昌言的黨爭。
    但當帝國皇帝能力呈現出遞減的態勢，就會出現宰相的權力做大的現象；在南宋一代大奸相秦檜的權傾朝野就是明證。
    寇準在家中設宴席、搞舞會看起來是吃吃喝喝、游樂戲耍，但結黨的目的十分明確。
    這一日寇準抱著舞娘“蹦嚓嚓”一陣子后，跟李迪、周懷正幾個心腹之人湊在一起吃酒，吃酒期間免不了議論皇太后劉敏帶著皇子趙受益便服出行的事。
    幾個人沒有談論幾個回合，便見門子來報：“寇相爺！圣旨到！”
    寇準、李迪、周懷正聽說圣旨到，驚慌失措地慌忙跪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
    駙馬千歲盧成玉在宣旨太監段立的帶領下來到舞會現場。
    舞會現場布置得很昏暗，大白天的里面的窗戶全被窗簾子給罩著；走廊上燃燒著胳膊粗的蠟燭，寇相爺的奢侈窺一斑可觀全豹。
    盧成玉和段立走進去，段立喊了聲：“寇準聽旨！”
    寇準跪在地上應答一聲：“老臣寇準聽旨！”
    宣旨太監段立將手中的杏黃色圣旨打開來宣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寇準速去華洲聽命劉皇后；處理惡霸強占、擴張土地一事。欽此。”
    段立宣旨一畢，扯開嗓音道：“寇準接旨！”
    寇準誠惶誠恐道：“臣寇準接旨！”
    寇準說著從地上站起身來接過段立手中的圣旨看過一遍，張目結舌地看看盧成玉道：“駙馬爺是不是從華洲趕回來？”
    盧成玉躬身一禮道：“微臣正是從華洲趕回來，刑部、大理寺借干吏已經在萬勝門外等候，還望寇相爺準備準備馬上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