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約瑟夫·坎貝爾在古代神話海洋中漫長而奇幻的旅行既是精神上的追求，也是學術上的追求。通過大量的閱讀、寫作、游歷以及與同時代很多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進行會面，他發現了世界神話學遺產中驚人的相似性，這加強了他從學生時代起就抱持的信念：大自然的核心存在著根本性的大同。
“真理只有一個，而圣人以各種不同的名字來稱呼它。”他常常引用《吠陀經》中的這句話。綜合歷史中恒定的真理成了他人生的燃點，用神話永恒的紐帶在科學與宗教、心靈與肉體、東方與西方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成了他工作中的重心。
在《千面英雄》的前言中他寫道：“我希望這種比較對目前可能還不太令人絕望的統一事業有所幫助，不是以某些基督教會或政治大國的名義進行的統一，而是在人類相互理解意義上的統一。”
與傳統的學者強調文化差異不同，坎貝爾把注意力集中在相似性上，對神話學、宗教和文學采用了比較歷史方法。他相信神話故事與意象中共同的主題或原型超越了千變萬化的形式和文化表現。而且他相信通過回顧神話中這類原始意象，比如英雄、死亡與重生、童貞女得子和應許之地，即靈魂的普遍方面，我們能夠揭示出共同的心理根源。正如在下文中將要看到的，它們甚至能揭示出靈魂如何看待它自己。
他寫道：“神話是‘神的面具’，透過它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將自己與存在的奇跡聯系起來。”他相信認識到這些意象的永恒性會令我們感到震驚（從原始文化到最現代的文化），這不僅能夠闡釋我們的內在生活，也能闡釋從中產生所有人類生命的深層精神根基。
就像愛因斯坦探求解釋外部世界能量的統一場理論一樣，約瑟夫·坎貝爾致力于創造出同樣非凡的、有關內在世界能量的統一場理論，被我們稱為“神”的內在世界能量的化身。坎貝爾將物理學家所說的“真實世界的脈絡”稱為“寶石的網絡”，這是源自印度人的宇宙觀的一個絕妙隱喻，也反映了約瑟夫·坎貝爾對神話、宗教、科學和藝術的獨特整合。他總結道，曾教授他這些學科的老師們本質上在說相同的事情：在整個歷史中存在著喚起人類靈性的原型沖力系統，也就是“同一首壯麗的歌”。
作為學者、教師和作家，他所走的打破傳統的道路與他在大量神話中發現的“左手道路”(2)并沒有什么不同：《奧義書》稱之為“像剃刀刀鋒一樣鋒利的橋”，佛教徒稱之為“中道”，或者尋找圣杯時進入的黑暗森林，“那里沒有道路”。他本能地遵循著自己的學術之道，超越了傳統學術的神殿，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看待靈性與心理，它包含了圣人和薩滿所說的、能夠被直接體驗到的超越物質世界的現實。這種直接感知神秘主義者所說的宇宙意識的形式不亞于親身遇到眾神。這就是在混亂表象下看到秩序，在黑暗核心中捕捉到肯定生命的美麗。如果像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說“人類存在的最大訣竅在于在短暫中抓住永恒”，那些能夠從坎貝爾富有挑戰性的觀點中體驗到永恒的人便成了我們的魔術師、我們的精神向導。
坎貝爾經常開玩笑說，非傳統的職業使他不能享有其他學者可以享有的一些特權。但是對了解他的人來說，他顯然對成為特立獨行者、“業余愛好者”和他那研究印度學的導師海因里希·齊默爾（Heinrich Zimmer）所說的“引以為樂的人”感到非常驕傲。他承受得起那些特權的流失。在職業生涯早期，在莎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他的熱情——他充滿神的存在，為他贏得了學生們的心，隨后又為他贏得了許多藝術家的心。他對“偉大的神話元素”的癡迷使得思考變成了冒險，知識變成了智慧，為讀者和聽眾揭示出神話學的個人意義。對他們來說，坎貝爾早已超越了學科普及者的身份，在法語中他會被優雅地稱為“賦予生命者”。他是充滿魅力的老師，不僅讓復雜的內容變得活潑生動，還能夠激起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說的“戰栗”，即認識到自己生命的真相而引發的顫抖。只是因為這個原因，他便足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受愛戴的老師。
在50多年的教學與20多部作品的寫作之后，坎貝爾覺得他的貢獻僅僅是給予人們“探索繆斯之境的鑰匙”，那是人們難以輕易看到的奇異世界，由此產生的想象與靈感能夠指導我們對人生的塑造。從這個角度來說，坎貝爾是現代的“秘法師”，是指引我們參悟高深莫測的古代典籍中的秘密向導，這些典籍包括《貝奧武夫》（Beowulf）、《吉爾伽美什》（Gilgamesh）、《西藏度亡經》（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埃及的神秘故事、《伊利亞特》（Iliad）、《奧德賽》（Odyssey）、亞瑟王的傳奇、美國印第安人神話、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的經典，還包括現代神話創作者的作品，比如詹姆斯·喬伊斯、托馬斯·曼和畢加索的創作。在對這些壯麗的敘述和意象的解讀中，他教給我們“如何閱讀神話”（《千面英雄》最初的書名）：一種象征性的、隱喻的、充滿感情的詩人的閱讀方式。
但是除了解讀“隱喻”的天賦之外，即他能參透變了形的生死之謎，坎貝爾還能對經典進行個人化的解讀，在他之前還沒有學者這樣做。為了補充嚴格的學術方法，他復興了解釋學的藝術——本著赫爾墨斯的精神，獨出心裁地進行解釋，并將它們與眼睛閃閃發光的聰明的愛爾蘭說書人的技藝融合在一起。由此，他為古老的傳說注入了新生命，就像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認為每一代人都必須做的那樣。在亞瑟王傳奇研討班結束時，他用自己最喜歡的故事——帕西法爾傳說發出挑戰：他問道，它將追尋圣杯，還是成為不毛之地？你將進行富有創造性的靈魂探索，還是將追求只是給予你安全感的生活？你是否會追隨自己的熱情？你打算靠神話而活，還是被動地受神話牽制？
因此心醉神迷的學者再次出現，自科學理性主義時代以來，這類思想家被認為早已滅絕了。他常常提醒聽眾，“不是探究中的痛苦，而是獲得啟示時的狂喜”給予了“內心深處的狂喜”這種老說法以新的意義。而且他會補充說，“生命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應該加以實踐的奧跡。”
但是這怎么可能？除了等待偶遇，我們還能做什么？在這個去神話的時代，我們如何逆轉逃離神秘事物的趨勢？而其中的首要問題是，世間不再有神圣的東西了嗎？我們如何區分偽善與崇高？
對于現代生活中的幻滅，約瑟夫·坎貝爾獨特的反應是：找到你生命中真正的激情，追隨它，沿著不是路的路前行，也就是“追隨你內心的極樂”。當你毫無疑問地經歷過“啊哈”的時刻時，你便知道自己在駕馭秘密。
坎貝爾有著不可遏制的強烈愿望，希望追求本質性的知識，探求神話、傳奇、童話、民間故事、詩歌、文學和藝術構成的夢幻世界中隱藏的和諧，這就是他內心的極樂。這讓人回想起約翰·濟慈（John Keats）的描寫，他采用了莎士比亞“靈魂的環球旅行”的說法。19世紀的精神唯物論漠視靈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爾·榮格通過研究深層心理將其拯救出來；坎貝爾的跨文化探究以及其他許多現代宗教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比如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和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研究，使存在于古老故事和靈魂象征中奄奄一息的神話恢復了活力。他們共同或獨自“夢想著神話向前發展”，就像榮格建議的那樣，重新編織古老的故事網絡。
坎貝爾旅居國外的經歷不可避免地讓他接觸到了長青哲學。他發現古代印度學者、古代中國學者、伊斯蘭教蘇菲派信徒、基督教神秘主義者，以及從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到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那個時代的詩人和哲學家都探究過這個崇高的主題。它存在于人類靈魂的深處，是反映神圣現實的一面鏡子。誠如上下文所言：這個主題就是你。神的王國在我們心中，就在此時此地。突然意識到本我所在的神秘領域與終極的自然力量是一體的，這種醒悟是人類生命的秘密，是具有蛻變效應的生命之旅。“你就是你一直在探求的秘密。”坎貝爾說。
坎貝爾認為這種靈性的觀點不僅超越時間，而且超越學科領域。他不僅非常尊重薩滿和古代圣賢的智慧，對當代藝術家和科學家富有創造力的想象也充滿敬意。因此像其他許多長青哲學家一樣，坎貝爾對個人的或選民的神話即使不蔑視，也沒有什么耐心。這類神話不允許其他人獲得神圣的啟示，或者宣稱擁有獨占的知識，而坎貝爾堅決認為這些知識是所有人類的基本真理，是神圣的永恒事物。“每個人都是選民”，他堅持道。每個神祇都是秘密的終極基礎、超越物質世界的宇宙能量之源的隱喻和面具，它們也是你自己的以及其他每個人的生命的神秘本源。
鑒于此，在被人們熱切追問了很多年人生的終極答案之后，坎貝爾意識到“當人們說他們在尋找人生的意義時，他們真正尋找的是對人生的深刻體驗”。
作為對生命持有形而上學觀點的神話學家，作為超越事物表象的醫生，坎貝爾一生致力于描繪這些深刻的體驗，也就是靈魂本身的旅程。
正如他所描繪的，內在世界或深層世界的地形圖顯示了需要我們憑借勇敢之心進行穿越的危險地域，虛弱的心智無濟于事。他推斷如果神話產生于心靈，就像夢從心靈中浮現那樣，神話也能帶領我們回歸心靈。出去的路就是進來的路。這是超越信念與習俗已知邊界的移動，是在尋找重要的事情，探索通往命運、個體性和原始體驗的道路，尋求鍛造意識本身的范式：總之，這就是英雄之旅：
英雄從日常世界冒險進入超自然的神奇地域：在那里會遇到神話般的力量，贏得決定性的勝利。英雄從不可思議的冒險中歸來，帶著可以賜福于同胞的力量。
這種“單一神話”是約瑟夫·坎貝爾堅定信念的核心，他堅信存在一個普適的神話。就像希臘神話中半獅半鷲的怪獸，單一神話是一個復合體，它一點點逐漸形成。坎貝爾富有創意地將大師們的重要觀點組合在一起，這些大師包括喬伊斯、曼、榮格、齊默爾、恩德希爾（Underhill）、庫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和奧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坎貝爾曾在一段很有影響力的文字中寫道：“決心成為自己就是一種英雄行為。”
單一神話其實就是“元神話”（metamyth），是對人類靈性歷史一致性的哲學表達，是超越故事的故事。用古代日本公案來解釋就是，單一神話是一個神話拍手的聲音：對自我蛻變的共同追求。英雄之旅關系到探尋深層自我的勇氣，探尋創造性重生的象征和我們內在永恒的轉化循環，還涉及探尋者本身竟然就是他力求了解的秘密的驚奇發現。從詞語最初的意義來看，英雄之旅是將兩種相去甚遠的觀點結合起來的象征，一種是古人的精神追求，另一種是現代人對同一性的探尋。“盡管形式不斷變化，我們找到的是一成不變的故事。”
約瑟夫·坎貝爾的人生從傳奇人物“水牛比爾”時代跨越到《星球大戰》時代，他的研究對象從希臘太陽神發展到“阿波羅號”宇宙飛船。他的人生故事確實千般百態。斯圖爾特·布朗記錄這個千變萬化的故事的夢想本身就是一段想象之旅。
坎貝爾多年來一直回避影片制作人員。為了轉移人們對他的盲目崇拜，他提醒說，“那不是我，那是神話”。對于讀者渴望看他的傳記，他堅持說：“我用了一生的時間想避開這些東西。”毫無疑問，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對自己“誰也不是”的生動講述，是坎貝爾的自我意象的一個要素，就像尋找圣杯或《芬尼根的守靈夜》的夢境系列。除了幾次深度采訪之外，他本能地過著德國詩人瑪利亞·里爾克（Maria Rilke）所寫的富有創造力的生活，“真正的藝術來自匿名的自我”。
不過在我們為期三年的拍攝中，他處處都有選擇的機會，比如在圖書館里進行的零星采訪中，在我們與他隨意的交談中，我們談到在穿行于他自己的人生迷宮時，他如何識別出英雄之旅的各個階段：歷險的召喚、導師和協助者、閾限守護者、黑暗森林、將恩賜帶回社會。
有一次，拍攝團隊決定去他火奴魯魯的家里進行采訪，以補充最初在伊莎蘭學院拍攝的內容。我被要求向他解釋：我們對影片拍攝已經有想法了，現在只是在尋找它們之間的聯系。我告訴他，為了讓紀錄片具有鮮明的結構，如果能記錄他的學習過程的本質，整個故事會更加引人注目。例如，他怎么發現了研究工作的主題？他為什么將納瓦霍人的素材與印度人的素材聯系起來？最早在什么時候他認識到凱爾特人的暮光神話與喬伊斯的暗夜世界小說是一致的？
直到所有拍攝完成，我們聚集在剪輯室里的時候，英雄之旅的主題才成了引導我們穿過電影膠片迷宮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之線。雖然談話和采訪有時錯綜復雜——從《奧義書》到康德，從《諾斯替福音書》（Gnostic Gospels）到黑麋鹿（Black Elk），但現在我們有了線索(3)，那就是引導坎貝爾走出他自己的迷宮，將他的工作與生活關聯起來的蜿蜒曲線，由此也可以理解他所提出的一些晦澀難懂的關聯。他生活中突出的同步性時刻（“然后整個世界呈現出來”）證實了他的如下信念：獻身于探索自己的內心是照亮前路的光束。我們一再發現他以叔本華的方式回想過去，將對生活的回顧寫得如小說般精彩。坎貝爾對初遇的朋友，比如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艾德·里基茨（Ed Ricketts）、艾倫·沃茨（Alan Watts）和妻子珍·厄爾德曼的回顧，更像是在描述頓悟或重大事件，而不是描述奇聞逸事。至于對富有創意的藝術家的巨大影響，他似乎對自己的人生故事能有這樣的結尾充滿感激。
1987年2月，斯圖爾特·布朗歷時八年的愛之結晶《英雄之旅》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首映。7個月后約瑟夫·坎貝爾在火奴魯魯的家中平靜離開人世，享年83歲。從布朗夢想著推廣坎貝爾的觀點（當時幾乎沒有人想了解神話學）到我們的影片最終發行的大約10年間，發生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轉變。坎貝爾的名聲從他的學生和熱心讀者擴展到了大眾文化領域。電影制作人，比如喬治·盧卡斯和喬治·米勒，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搖滾明星戴維·伯恩（David Byrne）和感恩而死樂隊（Grateful Dead），牧師、詩人、心理學家，甚至喜劇演員都公開表達了對坎貝爾的崇拜，承認坎貝爾給他們的啟發。
在接下來的那個夏天，公共廣播公司播放了《英雄之旅》、比爾·莫耶斯對約瑟夫·坎貝爾的訪談節目《神話的力量》。隨后發生的“坎貝爾熱”讓每個人都感到吃驚。誰會相信美國公眾有興趣聽一位學者和一個記者探討七個小時的宗教問題？然而坎貝爾的錄音帶和書的銷量猛增，從教室、治療師的辦公室、教堂的地下室、禪宗中心到好萊塢的劇本討論室，到處都有有關坎貝爾的討論。
坎貝爾的吸引力遠遠超越了社會精英對人類學擴散理論和平行理論的爭論，也超越了對卡米洛城和特洛伊城的傳奇化。相反，令全國人民著迷的是一位激情四溢的講故事的人，是轉變為哲學家和作家的強壯運動員兼音樂家，是坎貝爾將普遍的人文主義與非宗教的靈性進行的令人激動的結合。這里有世界的背景音樂，有打開藝術、文學和宗教世界的大門的萬能鑰匙。最重要的是，他說“神話與你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在被懷疑主義和焦慮情緒所破壞的時代，出現了一個堅持要找到“激發我們的心靈、給它帶來活力并喚醒我們”的人。公眾在約瑟夫·坎貝爾身上看到了詩人葉芝所說的“老鷹的心靈”，這位睿智的老人是青春永駐之地上最罕見的原型。
坎貝爾認為神話很重要的觀點刺激了長期蟄伏的有關靈性生活和美學生活的文化探討。1986年冬天，在舊金山召開了“從儀式到狂喜”的會議，主角是約瑟夫·坎貝爾、心理學家約翰·佩里（John Perry）和感恩而死樂隊。感恩而死樂隊的杰里·加西亞（Jerry Garcia）在舞臺上向這位年邁的神話學家承認，他認為古代的神秘節日與搖滾音樂會存在相似之處，這贏得了滿堂歡呼與鼓掌。“他們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我們不知道我們在說什么，但我們認為我們在說同一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能在一夜之間理解神話，但古老的“共同語言的夢境”突然被人們回想起來了。
《英雄之旅》的影片首次在電視上播放后，我把它帶到全美和歐洲各地，在電影院、在大學禮堂、在電影節上放映。每個地方的觀眾在放映結束后都會留下來，參加長時間的問答環節。當我在自己的“神話與電影”研討會上播放特別選出的剪余片，并且依然獲得了令人高興的反饋時，我認識到我們擁有一個資料的寶庫。我跟布朗先生商量將數小時的剪余片從默默無聞的儲藏室中拯救出來，將它們組織成書，滿足大眾海嘯般的興趣。他很慷慨，不僅允許我使用電影膠片，還讓我使用坎貝爾數小時的講學錄像帶，并鼓勵我創作出一本與電影配套的書。我對此深表感激。
激發我整理原始文字記錄的還有強烈的好奇心。我想找出近1 500頁雜亂且令人費解的對話、采訪、演講與坎貝爾的個人經歷，以及與其作品變遷之間有趣的關系。他如何使數量驚人的知識積累達到和諧一致的境界？這些知識如何秉持著肯定生命的宗旨，毫不畏縮地洞察人類狀況的黑暗面？在迷宮的中心一個表面上的矛盾之處正昂起它的彌諾陶洛斯之首：如果像坎貝爾所說，舊神已死，傳統的神話已經過時，那么為什么還要研究它們，更不用說去狂熱地探討它們了？
只希望以下所引用的對話、采訪、演講和書籍的集合能夠使人回想起坎貝爾動人的回答：我們正處于希臘人所說的“眾神變形”的時代。新神的形象、富有創意的新神話以及全球性想象不是被重新創造出來，而是產生于被喚醒的人類心靈中。在那里有根據不同時代進行重塑的各種隱喻，它們表達的是永恒的真理。我們在那里可以找到勇氣，“快樂地參與人世的悲苦”。坎貝爾在佛教教義中發現了這種肯定生命與慈悲為懷的不朽教誨，這使他有勇氣堅持自己的信念。我相信這是他最大的遺產。
我仔細查看了在伊莎蘭學院、國家藝術俱樂部以及最后在坎貝爾位于火奴魯魯家中拍攝的原始素材，最終將劇本轉寫本打造成書的形式。我還非常幸運地可以在約瑟夫·坎貝爾的各種錄像帶中挑選一些片段。這些錄像帶包括主題為“長青哲學”“詹姆斯·喬伊斯和托馬斯·曼”“心靈與象征”的演講，還包括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巡回講學（因為布朗先生的遠見和勇氣，才有了1982—1983年的這些錄像帶）以及1987年5月在洛杉磯導演工會放映《英雄之旅》之后的小組討論。
電影必須經過大量的編輯才能重現坎貝爾的人生和工作的發展變化。在需要重新構建的地方（由于影片中聲音太小或對話發生重疊，會出現不可避免的令人氣惱的中斷），我可以借助在坎貝爾研討會、工作坊和個人對話中記錄的筆記來完善。在全部電影膠片中，約瑟夫·坎貝爾自己的旁白是最精彩的部分。以這些旁白為主線，故事一章一章慢慢展開，好似他經歷過的那樣。其他故事和再現會以這個故事為指引，它們或許涉及的面更廣，不夠概括，但它們就像講述者在火堆旁講述故事。故事中呈現出來的自我統合可能是坎貝爾最后一個精彩的隱喻，它隱隱約約地體現了當今所有人面臨的任務。
1987年暮春，我在舊金山克里福特酒店的紅木房酒吧最后一次見到約瑟夫·坎貝爾。那天晚上，我們像以前一樣聊了很長時間，我們叫它哲學家“長談”——那是久以離開但依然存在和尚未出現的心靈對話。我們暢聊了兩個我們最喜歡的主題：喬伊斯和巴黎以及藝術家與城市之間苦樂參半的關系。
喝著最后一杯格倫利物威士忌酒，我向他吐露了自己最喜歡的一個故事。幾年前，我騎著摩托車在全國漫游，就像《一千零一夜》里任性不羈的旅行者被藏在黑暗森林樹根下面的金塊絆倒一樣，我發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就好像我來到了英雄之旅的核心。
沖擊我的心靈的是亞利桑那州靴山公墓（Boothill Cemetery）里的一塊破敗墓碑上的碑文，這是一位老槍手的墓碑，上面寫著：“做你自己，因為如果不做自己，你就不是你自己。”
如今坎貝爾爽朗的笑聲、酒杯碰撞時發出的叮咚聲、深夜紅木房酒吧里撫慰心靈的爵士樂鋼琴聲猶在耳邊。
“就是這樣！”他眼睛里閃爍著永恒的驚奇神情，大聲說道，“那就是所有的真諦：英雄之旅的秘密。太了不起了！”
“怎樣才能讓它再次發生？‘做你自己……’”
菲爾·柯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