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血奴
就在我準備來南方闖蕩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了妹妹的電話。妹妹在電話中說，父親的疾病又發作了。
父親是一名農民，為人老實，與人為善，他一生沒有和任何人吵架過，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對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雙襪子補了又補。他總是教育我：“做了能說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說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親和這個國家的大多數農民一樣，性格淳樸，與世無爭，只想平平安安度過一生，只想著兒女們能有出息，能過上好日子。父親一生坎坷，小時候因為家窮，沒有上過一天學，后來跟著村中的民辦教師，學會了識字算賬。父親是農村那種明事理、懂法規的長者。在北方農村，每個村子里都有一兩個這樣的人，當人們遇到難纏的難辦的事情時，都會找他們出主意。這樣的人在北方農村被稱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親一生貧困，他從來沒有在食堂吃過一頓飯。北方農村把街道上的飯館酒店統一叫食堂。父親非常勤勞，省吃儉用，每天累得像一頭老牛，卻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和那時候的所有農民一樣，父親沒有意識到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出現了問題，而把這一切都歸結于命運。
我們家的經濟在我參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轉。當時我每月工資三四百元，每月給家中積攢100元，父親用這100元買種子化肥農藥，繳納電費水費提留款，繳納道路修建費教育附加費等等各種費用，這樣一年下來，我積攢的錢都補貼家用了，而家中日子還是沒有多大變化。
農民們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努力勞動，還是忍受著貧窮？后來，湖北一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用“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觸目驚心的語言，描述了一個凋敝破敗、茍延殘喘的中國底層農村景象，人們才了解到了農民的悲慘處境。
就是在農民負擔最重的那幾年，也是在醫療費用高漲的那幾年，父親染上了疾病。
我在縣城工作，縣城距離家鄉有幾十里路，坐一個多小時的班車，下了班車后還要走一個小時的山路，所以我平時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遠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費那幾元錢的車票錢。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幾個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親的背上隆起了一個大包，將棉衣高高撐起，我問父親脊背怎么了？父親平靜地說：“沒事沒事，不就是長了一個疙瘩。”我又問母親，母親說，父親背上的疙瘩已經長了好幾個月了，她一直勸父親去醫院，可是父親舍不得花錢，就一直拖著不去，最近這一個月長得很快。
我預感到病情不好，就強拉著父親去醫院，父親還是不去。后來，我才知道，當時家中僅有幾十元錢，還要等著交電費，買食鹽。父親也預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費很多錢。而那時候的醫院，正是醫生大肆收紅包，亂開大處方，亂收費，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將父親拉進醫院里，醫生檢查后說，屬于癌癥。不過立即做手續，也許還有救。
父親躺在醫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縣城的大街上，向每一個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錢。我向別人說著父親的病情，說著說著就會流下眼淚。但是，那時候的人們也都沒有多少錢，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幾百元。我現在還能記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樓的臺階上，傷心得嚎啕大哭。后來哭累了，又搖搖晃晃地站起身，去醫院看望父親。
后來，在一位朋友的擔保下，我去銀行借了幾萬元，才讓父親順利地做完了手術。
手術結束后，我以為父親身體徹底恢復了，沒想到，現在又舊病復發。
妹妹帶著父親來到了省城。那時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間非常狹小的房間里，房間里僅僅放著一張單人床和一張桌子，就占據了大半空間。每天晚上，我會爬在這張桌子上寫稿件寫小說，累了就躺在床上睡個囫圇覺。我身上背著幾萬元的借款，幾萬元的借款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必須拼命工作。
父親和妹妹來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過道上，父親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鋪張報紙，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沒有見，父親瘦了很多，雙頰塌陷，原來非常強壯的身體，現在瘦成了一把骨頭，看著讓人心疼。父親那天晚上一直沒有睡著，我也沒有睡著，只有累了一天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著床上瘦小的父親，眼淚一直在流。父親每隔一會就會翻身，長長地吐一口氣，癌癥病人都會非常疼痛，父親害怕我擔心他的身體，一直咬牙忍受著刺骨的疼痛，一聲也不吭。
天亮后，我們走在通往醫院的街道上，父親一直用左手扳著右肩胛骨，腮幫子高高鼓起，我問父親怎么了，父親說：“沒事沒事。”我明白，父親一路都在咬牙忍受著鉆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過去了，我常常能夠想到父親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這個情景，每次想起來，就淚水盈眶。
來到醫院，醫生檢查后，避過父親對我說：“已經到了癌癥晚期，癌細胞已經擴散了。”醫生還建議住院化療，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經晚了。再說，化療需要幾萬幾十萬，而我一個小記者，當時每月僅有一兩千元的收入。
我和父親、妹妹走出醫院，來到了大街上一間照相館里，此前，因為沒有錢，我們從來沒有照過全家福，現在，終于能夠在一起照張照片，可還是不完整，母親和弟弟都沒有在。后來，全家沒有再在一起照過相片，這讓我終生遺憾。
從照相館走出來，我帶著父親走進飯館，父親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去，說回家做飯，花這么多的錢干什么。我有些氣憤地把父親推進飯店，三個人吃了三碗炒面。父親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進飯館吃飯的一次。
也就是在這家醫院里，我第一次聽說了“血奴”，見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著父親在醫院檢查身體，醫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張長椅上，無意中聽到了身邊兩個人的對話。他們在談論自己的身體，說最近一段時間身體狀況很差，連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這樣的。接著，他們說起了賣血的事情，他們一月要賣十幾次血，賣血太多了，讓身體垮了。聽到這些對話，我感到很震驚，扭頭看過去，看到他們兩個都非常消瘦，臉色蠟黃。
我想起了幾天前接到的一個線索，報料人在距離省城幾百里之外的一個鄉村，他說他們那里整村人都在賣血，很多人以此為生。還有人承包了長途汽車，拉著一車人去周圍的省市去賣血。我把這條線索匯報給了老總，老總認為題材太過敏感，放棄了。
現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邊。
我和他們攀談，想了解更多的情況。盡管這個題材老總不讓報道，但是我還想了解這一群人特殊的不為我們所知的生活，這種特殊的“職業”讓我詫異。然而，他們很敏感，防范心理很強，他們聽到我的問話，便閉口不言，匆匆離去。
別說10年前，即使在現在，這個話題仍然是敏感的。幾年后，有人看到趙本山的電影《葉落歸根》，看到那里面血奴賣血的場景，仍然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是編劇導演憑空想象的。
血奴，這到底是一群什么樣的人？為什么要依靠賣血生活？這樣做，是不是在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
還是在那家醫院里，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醫托。
由于父親患有這種疾病，我們徘徊在醫院的走廊里，不知道該去哪一個科室。醫院里沒有癌癥科室，也沒有腫瘤科室。我先掛了內科的號，然后帶著父親去了醫生辦公室。我現在都能記得那名醫生的長相，年齡在50多歲，戴著眼鏡，皮膚白皙，看起來醫術很高明。他勸我們去另外一家醫院，說那家醫院能夠治愈骨肉瘤，而且收費比他工作的這家正規醫院便宜。接著，他打電話叫來了一名女子，女子帶著我們七拐八拐，來到了小巷盡頭一間房屋里，房屋很小，靠墻的位置擺著一個書架，上面擺放著幾瓶西藥。
女子從每個藥瓶里取出幾粒藥，包好，然后說“價錢5200元。”父親當時就感到很奇怪，大醫院不接診，為什么讓小醫院治療？幾小包西藥，為什么就要這么高的價格？父親不愿治療，帶著我出來了。
我們來到那家正規醫院的門口，看到很多男女在游蕩，眼睛像賊一樣在每個路人的身上瞄來喵去，一發現目標，就貼上去，介紹說“我以前也還有你這樣的病，我是在某某醫院治療的。”
這就是所謂的醫托。
后來，我們又在這家醫院掛了骨科的號，這個醫生很好，他避過父親告訴了我病情。
關于醫托，我在后面的《暗訪醫托群體》里，將會詳細寫到。
送父親回到家，看著家中破敗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幾件農具，我感覺很傷心，這間陳舊的房屋，和那幾件不值錢的農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積攢的所有家產。農民真窮啊！這些年我沒有再回家，不知道家鄉面貌改變了沒有？聽說種地不用再繳納各種稅費了，農民生活應該能好些吧。
父親身染重疾，母親腿腳不靈便。母親小時候家里很窮，總是吃不飽穿不暖，忍饑受寒，腿腳落下了風濕和骨質增生的病癥，走路有些困難，更不能干重活。這樣的家庭，怎么能離開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么能夠還清借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么能夠好起來？
我一直想給父母說，我想去南方了，那里工資高些。可是我一直張不開口。
后來，一直到我離開北方，都沒有向父母說明。我偷偷地來到南方的一家報社，第一個月工資發了后，我給母親郵寄了2000元，打電話回家說：“我現在在南方。”母親問：“你什么時候回來？出差多長時間？”我無話可說，只好說我現在在南方工作。母親沒有責怪，只說：“南方那么遠，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別給家中郵寄錢，我和你爸爸都不需用錢。”
其實，那個時候家中需要很多錢，父親每天打針吃藥，就需幾十元。后來聽妹妹說，為了省錢，父親堅決不吃昂貴的杜冷丁，只吃幾毛錢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親疼得渾身顫抖，疼痛難忍時，他就用指甲摳住磚墻，將磚墻摳出了幾個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農村家中，父親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里，我全力打拼，想挽留住父親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偶遇奴隸主血頭
我在南方工作的第一家報社是一家廣告公司投資主辦的，它無論發行量還是廣告份額在這座城市都居于末尾。但是，當時我和主任都天真地相信，只要我們努力，一定會讓這張報紙在這座城市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來到這家報社不久，我就聽說，在南方的這座城市里，依然有血奴的存在。我還聽說，血奴賣血，作踐的不僅是自己的身體，還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我想打進血奴群落里，這樣的稿件如果刊登了，肯定能夠獲得當月好稿，而當月好稿可以得到幾百元錢的獎勵。為了好稿獎勵，為了賺取更多的錢，我已考慮不到自己的危險了。
其實，某種意義上說，那時候的我和血奴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我們都是在鋌而走險，我們都是在用生命賭博。我們賭博的目的，都是為了那幾百元錢。他們賣血一次，可以拿到幾百元；而我暗訪寫出一篇好稿，也能拿到幾百元的獎勵。
那年春天的一天，我背著蛇皮袋子，南方人叫塑料編織袋，這種袋子通常都很大，紅白相間，或者藍白相間，通常也只有民工才會使用這樣的袋子。我背著蛇皮袋子，袋子里裝著我的換洗衣服和鋪蓋卷兒，來到了火車站。
每個城市的火車站都混亂不堪，每個城市的火車站都有太多的故事上演。這里是一些人在這座城市生活的開始，也是另一些人生活的結束。
我來到火車站前一排房子的屋檐下，打開蛇皮袋子，取出鋪蓋卷，攤開，脫掉鞋子，然后頭枕著鞋子，睡了上去。我不知道這次能不能釣到血頭，能不能進入血奴內部。我沒有任何把握。看著火車站被路燈光照耀如同白晝的天空，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剛剛來到北方那個省會城市的第一晚，那晚我也是睡在火車站前的廣場上，感覺自己就像掉進了大海中。這次，我又睡在了南方這座城市的火車站廣場，不同的是，我有了工作，我的心中踏實而清明。相同的是，我依然沒有錢，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
這就是南方的天空，白色的路燈光和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光將夜空點綴得美麗嫵媚；這就是南方的城市，一幢幢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交映生輝。大樓里那一扇扇亮燈的窗口里，此刻，正在上演一場場溫馨的家庭情景劇：妻子做好了一桌熱氣騰騰香味撲鼻的飯菜，等著丈夫回來；或者丈夫擁著妻子，深陷進沙發中看電視……他們出生在這座城市，他們從小衣食無憂，他們的身上總有花不完的零錢，他們不用替父母勞動，他們憑較低的分數就可以考進大學，他們在大學里戀愛，他們畢業后又回到這座熟悉的城市，他們花很少的錢就能享受到單位的福利分房，他們結婚，他們生育，而他們的孩子又接著享受這座城市提供的各種權力和優厚待遇……我出生在偏遠的農村，我小時候總是吃不飽穿不暖，我每天要跑幾十里山路去上學，我回家后還要幫父母干農活，我的家庭很窮，我上學就意味著妹妹必須輟學，家里供不起兩個孩子讀書，我拼命讀書，終于考上了大學，然而我在大學里除了埋頭讀書再什么都不會，我的家鄉沒有少年宮沒有藝術班沒有夏令營，我在大學里做家教打短工，沒有一個女孩子會看上我這個來自農村的窮學生，終于大學畢業了，我要么回到貧困的家鄉，要么就來到你的城市打工，我努力工作，每天超負荷勞動，卻不敢生病，一場病會讓我的存款花得蕩然無存，我在這座城市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因為我沒有這座城市的戶口，因為我的名字叫打工仔……此刻，當你在高樓大廈里與妻子呢喃私語時，和你同樣上過大學的我在火車站廣場忍饑受寒。而這一切，都因為你出生在城市，我出生在農村。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生的不平等。
我在火車站廣場邊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頭終于出現了。
其實，在沒有和血頭對話前，我已經知道了他身份可疑。他每天都會在我的面前出現幾次，來來去去，裝著不經意地望我幾眼，而每當我們的視線相遇時，他就趕快閃開，裝著若無其事地望著遠方。他的穿著很普通，夾克衫黑西褲黑皮鞋，留著寸頭，我無法知道他的職業，但從他的舉止中看出來，他絕對是一個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談話，我就一直裝著沒有發現他。
兩天來，我們好像都在考驗對方的耐心，看誰最先撐持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終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邊，向我要打火機點煙。我替他點著了香煙后，他長長地吐出了一口煙后，問我為什么睡在火車站。我謊稱來這里投奔老鄉打工，但是老鄉一直沒有聯系上。那時候我還沒有手機，我只有一個數字傳呼。那時候的一個手機上千元錢，幾乎等于我一個月的工資。我要積攢工資來還債。
他又問我從哪里來的。我說來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國的吉普賽人，他們吃苦耐勞，足跡遍及全國，在我出生的那個小山村里，就有好幾個來自河南的手藝人，他們在村莊里入贅做了女婿，我跟著他們也學會了河南話。
我接著說，來到南方好幾天了，身上的錢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該怎么辦？現在想買張車票，錢都不夠了。他說：“給你介紹個工作，想不想去干？”我裝著驚喜地說：“當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說，他開有工廠，工廠在距離火車站上百里的一個縣城里，工作很輕松，“幾乎就是坐著收錢。”
“大哥是說做會計吧？”我裝著不解地問，“我可不會算賬啊。”
他笑了笑說：“和會計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賬，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煙后，他就起身離開了，我背著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會把我帶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會有什么在等著我。我隱約感覺到，他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血頭。
他買了兩張車票，車票的價格80元。而80元的車票，在我出生的那個省里，足以從省城坐到全省任何一個地方。這次，我又要和報社失去聯系，而我去往的，是一個更加陌生更加遙遠的地方。
那趟長途汽車一直行駛了四個多小時，南方地勢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樣，長途汽車行駛在南方的曠野上，就像一葉扁舟行駛在萬頃碧波的水面上，輕快而平穩。透過車窗，我看著窗外的風景，感覺到南方確實很富裕。北方的村莊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莊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樓房。北方的鄉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車和馬車，而南方則是疾速而過的小轎車。北方的村莊上空飄蕩的是裊裊的炊煙，而南方則是工業煙囪冒出的煙霧。北方的麥田里是農民揮舞鐮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著聯合收割機。南方的農村比北方農村至少要先進很多年。
四個小時后，我來到了一個依山傍水的村莊里，后來我才知道，這個村子屬于和省會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區。這里距離省會城市足有200公里。
引領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樓房門前，吆喝了一聲什么，從里面出來了一個50歲左右的男子，他留著黑白夾雜的短髭，將我帶進了這幢三層樓房里。
我將要在這個完全陌生的樓房里，開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走進樓房，突然驚恐萬狀，一樓的過道上拴著三只身軀高大威風凜凜的惡犬，每只惡犬都有小牛犢那么大。它們吐著血紅的舌頭，圓睜著眼睛望著我，舌頭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們向前弓著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條幾乎要被崩斷了。它們嘴巴里發出威脅的低吼聲，聲音就像悶雷一樣在這幢樓房里回蕩。小時候在農村生活，我對狗有了一些了解，那些長聲嘶叫的狗往往色厲內荏，而這種悶聲悶氣的狗才是最厲害的，它們像狼一樣，一張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這幢樓房為什么會養這么多只惡犬，難道樓上藏著不愿讓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聽一位血友說，這些狗每天都吃不飽，為的是隨時保持殺氣和攻擊欲望。
黑白夾雜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惡犬都退后了，讓出了中間的過道。我膽戰心驚地穿過去，跟著短髭走上樓梯。二樓的幾間房門都打開著，每個房間里都有七八個無精打采的男人，他們有的躺在雙層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懶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還有的圍成一堆在玩撲克。我又跟著短髭走上三樓，三樓的人能少些，但是一個個看起來都神情萎靡，好像一副還沒有睡醒的樣子。短髭帶我走進了一個房間里，指著一個木板床位說：“你以后就住在這里。”然后，獨自離去。
房間里還有一個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著窗外，看到我走進來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頭眺望遠方。遠方是青山綠水藍天白云，然而，這間房屋的窗口釘著粗粗的鐵條，就像監獄一樣，少年只能透過鐵條在遠方的風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憂郁。
這是什么地方？這些人是干什么的？這里是不是傳銷的大本營？我想問少年，可是看到少年憂傷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沒有我知道的更多。
我鋪好床位，發給了少年一根香煙，少年雙手接過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頭來，瞇著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煙霧一縷一縷地從他的鼻孔吐出來，他幸福地攤開四肢，喉結上下滾動。真想不到，這個少年居然是一個資深煙民。
少年說，他也是今天才來到這里，只比我早幾個小時。他不知道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撿拾垃圾的路上被兩個男人帶到了這里。
少年的老家在云南。
這幢大樓里一定掩藏著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關上房門，卻發現這些房間根本就沒有門。
第一次賣血
既然來到這里，就不管那么多，這些秘密以后都會慢慢揭曉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這里是丘陵地帶，這幢大樓的附近還有幾幢房子，再遠處還有一座村莊，此刻，村道上還有模糊的人影和車影經過。陽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樹上，把斑駁的樹影投射在雜草叢生的地面上，幾只鳥隱藏在枝葉間競相啼鳴，聲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訪過的那個幫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樣，這里是陽光照射的地方，這里人煙稠密，想來他們不會對這么多人下毒手，他們也沒有剝奪我們生命的理由。
然而，這里同樣陰森恐怖。
我躺在床上，從背包里拿出博爾赫斯的小說在看，這個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的小說實在是對我們智力的挑戰和考驗，他的小說晦澀難懂，卻又意境幽遠，你只能像咀嚼橄欖一樣，一個字一個字地閱讀，你才能讀出其中的韻味，而且，你每讀一次就有一次的收獲，每一次的收獲都不一樣。閱讀他的書籍，就像拿著一個魔術中的方盒一樣，每打開一層，就有一個發現；再打開，又有新的發現；你永遠無法知道它的內核是什么，是什么寶藏。有人說，作家的書籍是給讀者看，而博爾赫斯的書籍是給作家做。博爾赫斯是作家的老師。
看了還沒有兩頁，樓下突然響起了一聲大喊：“開飯了。”
立刻，樓梯間響起了雜沓的腳步聲，還有人興奮的叫喊聲。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來到了二樓，卻發現二樓的樓道里站滿了人，自覺地排成兩行，在中間留出一條過道。他們的手中都拿著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蕩蕩。
二樓最里間是廚房。
人群中一片吵雜聲，說話聲，叫罵聲，像煮滾了一鍋粘粥，又像剛剛打開了鳥籠，突然，從一個房間里傳出一聲威嚴的咳嗽，人群立刻變得靜悄悄，所有人都閉上了嘴巴。
樓道里出現了一個光頭，頭皮錚亮發黑，就像生鐵鑄成。光頭肌肉很發達，就連臉上也是肌肉飽綻。那時候還是春季，天氣還不很熱，而光頭穿著一條坎肩，露出膀子，下身著短褲，小腿上毛發雜亂。光頭大概剛剛睡醒，他邊走邊打呵欠，伸著懶腰，向上擺動著雙臂，雙臂上的肱二頭肌像小老鼠一樣亂竄。這種形象讓我想起了《水滸傳》中的鎮關西和潑皮牛二。
光頭穿過樓道，也穿過所有人敬畏的視線，走進了廚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從碗櫥里取出一個大號的搪瓷盆，徑自拿起炒勺，在飯鍋里挑挑揀揀，將自己喜歡的飯菜盛在搪瓷盆里，然后端著離開了。
一直到他走進了自己的房間，關上房門，這幢樓里唯獨他的房間是有房門的。其余的人看到他進了房間，才一擁而上，爭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飯碗，廚師拿起飯勺，給每個飯碗里盛上飯菜，有人嫌少，不愿意離開，廚師就用飯勺狠狠地敲擊他的飯碗，他只能撅著嘴巴低垂著頭無奈離開。
這些人中，年齡最大的足有50歲，而最小的僅有十幾歲。
我不知道他們是血奴還是傳銷。因為此前我暗訪過傳銷，曾在一個傳銷窩點臥底一個禮拜，他們的組織方式和組成人員與這幢樓房里的人很相似，他們是一群亂糟糟的老鼠。
我和少年沒有飯碗吃飯，只能看著別人端著飯碗大口大口吞咽。終于，飯堂里沒有人了，我走進去詢問廚師，廚師從案板下翻出兩個搪瓷碗，碗里殘留著不知什么年代的飯渣，已經發生了化學反應，變成了綠色。我們把搪瓷碗沖洗干凈，將剩下的飯菜刮出來，放進搪瓷碗里，幾絲紅蘿卜，幾根咸菜，幾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飯。
我們端著飯碗走進自己的房間。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出現飯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樣的綠色東西，那是什么，那是誰留下來的，這個人有沒有肝病或者別的什么傳染病，我心中惶恐。而那個少年一直吃得很香，他埋頭在飯碗里，等到再抬頭的時候，嘴角沾著幾顆米粒，而飯碗已經空了。
過了幾分鐘，從門外走進了一個20多歲的男子，大拇腳趾上挑著拖鞋，走路一搖一擺，就像走在稻田邊尋覓蟲子的鴨子。他走進了房間里，沒有看我們一眼，叉開雙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種老江湖的口吻問我們：“哎，過來，都是哪里人？”他說話帶著濃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著笑，趕忙敬上了一顆煙。他用兩根指頭夾著，看了看香煙牌子，然后別在了耳朵上。在來這里之前，我為了冒充河南人，專門買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產的紅旗渠香煙，放在口袋里，以備打點各路“神仙”。
我說：“我是河南洛陽的。”
他認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說：“這里很多河南人，都聽我的，你們以后就跟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問：“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著我：“做什么的？賣血唄。每天吃了飯什么都不干，就等著老大招呼，隔上幾天就坐車去外面，賣了血分錢。”
他說得輕描淡寫，我聽得驚心動魄。這個世界上，原來真的就有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養足精神，然后賣血；賣血得來的錢，再買食品，再次吃喝，再次賣血。就這樣周而復始，把自己當成了一架產血機器，生命不息，賣血不止。可是，人體的精血能夠經得住這樣的折騰嗎？
我正在想著，門外又走進了一個人，他一進來就顯得空間狹小，光線暗淡，是光頭。
剛才還在大啦啦地叉開雙腿坐在床上的這名男子，看到光頭后趕緊站了起來，臉上的每道皺紋都擠出了笑容，順手把我敬給他的香煙從耳朵上拿下來，雙手捧著敬給光頭。光頭看也不看，將他的手打開，香煙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撿拾，尷尬地看看我，臉上的表情不知是哭還是笑。
光頭說：“他媽的誰讓你亂竄，老子把你的頭擰下來。”
他嚇得連連作揖，嘴里賠罪說：“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逃出。
看到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剛才還在口口聲聲自封老大，讓我跟著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個肌肉發達的人面前，就嚇成了耗子。
幾天后，我才知道，這個光頭就是血頭。而血頭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嘍啰，血頭的上面還有人。
那個自稱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說的一點沒錯，他就是老大，因為這個賣血群落里有很多“幫會組織”，都是以老鄉為紐帶劃分的，比如江西幫、安徽幫、湖北幫等等，來自河南的只有他一個，他自然就是河南幫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無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自己會面臨什么危險，將會置身于怎樣的處境中。窗外，蛐蛐聲競相響起，一聲一聲，聲聲相連，間或還有青蛙渾濁而嘹亮的鳴叫，像波浪一樣沖擊著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沖擊著，協裹著，不知道將要沖上淺灘，還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過了多久，門外突然響起了爭吵聲，兩個男人，一個聲音高亢，一個聲音粗壯，一個聲音像竹竿一樣柔韌，一個聲音像樹樁一樣敦實。他們都在用我難以聽懂的方言。接著，門外又響起了叫好聲，有雜沓而輕快的腳步聲涌過來，很多個不同的聲音在喊：“打呀，快點打呀。”聲音充滿了焦急和幸災樂禍。
然后，就響起了手掌與臉的撞擊聲，清脆而嘹亮，人群轟然叫好，有人興奮地鼓起掌來。又一聲手掌打在臉上的聲音，渾濁而遲鈍，估計是挨打者在還擊。更多的人在齊聲歡呼。然后，門外響起了急促喘息聲、哎呀喊疼聲、憤怒叫罵聲、身體與床板碰撞聲……還有眾人一浪高過一浪的歡呼聲。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沒有去，我知道此刻門外的樓道上一定被圍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這都是些什么人，這些無聊的人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為樂。光頭一直沒有出現，他不讓人亂竄房間，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為什么對打架和圍觀打架聽之任之？
門外的打架還在繼續，但是節奏明顯減緩下來，只有喘著粗氣的聲音，上氣不接下氣的叫罵，偶爾才有一聲拳腳與肉體相撞的聲音，但聲音弱小，顯得綿軟無力。這么短的時間里，兩人都打得氣喘吁吁，兩敗俱傷，我估計門外打架的應該是兩個50多歲的老人，這么大年齡還這樣肝火旺盛，實在是罪過。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門外，借著照進樓道的月光，我看到兩個打架的，居然是20多歲的青年。他們像正拉車上坡的老牛，伸長著脖子在喘氣，胸脯像風箱一樣劇烈起伏，他們臉色慘白，扭動著對方，都無法把對方摔倒，后來干脆都放開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養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著父親去醫院看病時，見到了兩個血奴，他們說賣血把自己身體掏空了，連一桶水都提不起。現在看來，果真是這樣，賣血對身體的損傷非常大，兩個20歲的青年，像兩個50歲的老人一樣，打架遲緩，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來，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兩個人，是安徽幫和江西幫的幫主在決斗，他們彼此手下都有七八個人，彼此都想吞并對方，但是這兩個身體虧空神經殘疾行動遲緩的病夫，勢均力敵，每次都會打得兩敗俱傷。
幫主的身體尚且是這樣虛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孫們的身體，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時候睡著了，睡夢中回到了家鄉，家鄉漫山遍野都開滿了鮮花，很多汽車，拉著各種各樣的食品：罐頭、水果、饅頭，還有一扇一扇的豬肉，拉進了村子里。父親病好了，他和很多鄉親看著這滿車滿車的食品，開心地笑著……
突然，樓梯里響起了叫罵聲，聲音威嚴而急切：“他媽的，起來，都給老子起來，到樓下集合上車。”我從夢中醒來了，睜開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還沒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處，是在那個開遍鮮花的家鄉，還是在報社的集體宿舍里？有人走進來了，一把揭開了我身上的被子：“媽的，快點下去！”
我側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個人錚亮的頭皮，熠熠閃光。他是光頭。
天還沒有完全亮，窗外微風吹過，樹葉窸窣，像春蠶咀嚼桑葉，又像千軍萬馬銜枚疾走，光線暗淡，房間里的一切都顯得影影綽綽。我摸索著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樓梯，一樓的那幾只惡犬看不到了，不知被關在了哪里。
剛走出那幢大樓，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腳，光頭站在后面罵道：“這么慢，騎上豬了？”
我不敢吭聲，跟著人群來到了一棵大樹下，大樹下停著一輛大卡車，卡車上已經有了十幾個人，都在站立著，他們很安靜，一句話也不說。
我登上卡車，卡車啟動了，引擎聲異常巨大，轟轟隆隆，像打土豪分田地。遠處，是安靜的村莊，有幾聲雞鳴驀然響起，又驀然停止，像被突然凍住了。東邊的天際露出了魚肚白，估計現在才凌晨四點。這輛卡車，拉著這一車人，要去哪里？
卡車走了一個多小時，來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來。
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貼著雪白的瓷磚，窗上安裝著玻璃，和那些農村的房屋沒有什么區別。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邊上的一間平房門口掛著“XX血站”的牌子，我問了身邊一個人，他說，XX就是這個鎮的名字。這些血液在這里抽取好后，會被送到縣城的血液中心。
這時候，天空才剛剛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輕紗一樣飄蕩在瓦藍瓦藍的天空，遠處的山峰和樹林飄渺而模糊，有人趕著水牛走在遙遠的地平線上，像一張剪紙，顯得很不真實。這種場景讓我想起了小時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層淡淡的辛酸和苦澀。而身邊這些臉色或蠟黃或黧黑的人，這些頭發雜亂胡子麻茬的人，和我家鄉的鄉親們也毫無二致，盡管他們操著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夠看出來他們都來自農村。不是來自農村，誰會來到這里賣血？
在這個時間里，城市里的大多數人還沒有起床，公園里剛剛出現晨練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潔工剛剛清掃完畢，正把掃把放進推車里，早班公交車剛剛駛上街巷——城市還沒有從沉睡中醒來，然而，在這個偏遠閉塞的血站周圍，已經聚集了幾百人。人群鬧嚷嚷地，擁擠著，推搡著，用沒有來得及刷牙的嘴巴低聲說著，血頭憤怒的聲音大聲罵著……這里就像一座鄉間集市。
奇怪的是，這群人中還有女子，她們夾雜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黃的油菜花夾雜在綠油油的麥苗中，顯得特別搶眼。她們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還是20歲左右的姑娘，在這數百人的人群中，她們大約有將近一百人。
這些人就是我以前聽說過的血奴。
幾分鐘后，我看到幾個男人拿著竹竿從那一排平房里走出來了，走向鬧哄哄的人群，他們揮舞著竹竿驅趕著這些血奴，就像驅趕著羊群。血奴們躲避著頭頂上的竹竿，擁擠著，推搡著，最外圍的血奴一邊驚恐地看著竹竿，一邊斜著身子向人群里鉆。很快地，人群變成了長長的幾行，像長蛇一樣扭動著身體，從平房門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邊。
我夾雜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動，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腳臭味、口臭味，和各種說不出來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氣味，讓人惡心欲嘔，讓人頭皮發漲。太陽升起來了，照耀著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照耀著一堆陳舊破爛的衣裳，照耀著一雙雙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懶腰，有人流眼淚，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著向前挪動。太陽隱進了云層里，風從不知道什么地方吹來，涼涼的，夾著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爛魚死蝦的氣味，接著，天空變暗，落下了雨滴，雨點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塵噗噗直響。有人把衣服脫下來，頂在了頭頂上，有人把飯盒舉起來，擋在頭頂上，還有人弓下腰去，給了天空一個倔強的脊背。后面的人說：“快點快點”，前面的人說：“快了快了”。其實，距離平房還有幾米幾十米。平房里，幾個穿著白大褂的人，正在給血奴們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發，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膠帶綁著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幾下，受到刺激而顯得激動的血管就會凸現出來，一針扎進去，黑紅色的血液就歡天喜地地流出來，流進一個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亂。難道就這樣讓他們抽我的血，就這樣看著針管扎進我的身體里，那個針頭干凈嗎？它所扎過的人中，有艾滋病人嗎？或者有別的血液疾病的人嗎？可是，現在排隊排到了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開。
我終于排到了平房里，終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證，身份證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強，他的身份證后面還貼著一張紙，上面寫著大大的“0”，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為什么要貼這張紙，后來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臉上沒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還有些興奮，他站起來，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來。”白大褂說，她的眼中含著輕蔑。
“拿什么？”我問。
“身、份、證。”她態度生硬，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像石塊，狠狠地砸在我的頭上。她高高在上，她有著極度的優越感。她斜睨著我，像斜睨著一個臟兮兮的乞丐。
“沒有。”我只好說實話。此前，我把身份證藏在報社辦公桌的抽斗里。暗訪的人怎么能帶身份證？
“他媽的沒有身份證跑來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邊一個男子罵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發，他眼珠蠟黃，眼光陰鷙，像老鷹的眼睛，他長著一張漫長的臉，面容也像老鷹一樣，讓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領口，將我拉到了門外，對著門外的人喊道：“這誰的人？這誰的人？”
光頭急急忙忙跑過來了，眼神恐慌。老鷹把我一把推給光頭：“辦身份證去！”然后自己又走進平房里。
光頭看著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腳：“媽的，沒身份證跑來干什么？”
我一言不發，走在了一邊。此前沒有人告訴我說，賣血還需要身份證。
賣血和獻血一樣，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確切來源。義務獻血需要提供身份證號碼，而賣血則需要提供身份證。否則，血站是不會接受來歷不明的血液。因為來歷不明的血液太危險。
那時候，人們剛剛認識了艾滋病，知道了這種致命疾病的來源和傳播途徑，而血液傳播是最重要的一條途徑。
那時候，我剛剛知道了有一個賣血的村莊叫做文樓村，這個村莊位于河南省上蔡縣蘆崗鄉，它是有名的艾滋病“重災區”。這個村莊里的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而并不知道這是一種什么病，村頭村尾幾家人同時出殯的場景在這個村子里并不罕見。在這里，艾滋病奪去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
它本來只是中原大地上一個普通的村莊，為什么會成為艾滋村？罪魁禍首就是賣血。1995年前，一些單位在少數貧困農村擅自設立單采血漿站，非法采集原料血漿，違規操作造成交叉感染，使文樓村成了艾滋病經血液傳播的“重災區”。據一份河南省衛生廳的統計資料顯示，全村共有有償供血者1427人，確診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
而所謂的有償獻血著，就是賣血。
幾年后，我聽一位同事說起了自己當初采訪艾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國第一批走進這個村莊采訪的記者之一，他說，當地有人一直在跟蹤他，不讓這個驚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墻上看到了一些標語，大意是說：要想富，賣血去。而他采訪過的一些病人，在他離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時候賣血是一幅什么場景？一個針頭插入第一個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來，又插入第二個人的血管里……這樣一直用著，直到針頭彎了，鈍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膚，才會扔掉。如果第一個人有血液疾病，會一直傳染給后面所有的人。這就叫交叉感染。
這位一直采訪艾滋病人的同事還向我講起了這樣一件事情。當地有關部門實在無法捂住這個驚天秘密，這件事情被高層知道后，有一天，時任副總理的吳儀來到了河南鄭州，住在一家賓館里，要求相關部門的一把手們逐一面談。每個人走進去，房門就會被關上，里面的人面對中國鐵娘子誠惶誠恐，外面等待面談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談話結束后，吳儀連飯也沒有吃，就離開了。過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員被就地免職，當地官場引發了大地震。中國艾滋病也第一次對外界公開。
幾年后，我采訪高耀潔和桂希恩的時候，他們都表示，艾滋病的重災區都在農村。如果說艾滋病在非洲是以濫交傳播，那么在中國，主要是以賣血傳播。而傳播對象，都是這些貧困無依想賣血賺錢的農民。
為了區區幾百元，他們賣血，最終卻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從前有一個女孩，為了營救陷入沼澤中的丹頂鶴，獻出了性命。有人為她寫了一首歌曲，被代代傳唱。從前，有一群農民，為了供孩子上學，為了給老人治病，去賣血，結果感染了艾滋病，他們死亡了，他們已經被人們遺忘了。
我曾經多次獻血過，在城市中心的獻血車上，每次獻血前，護士都會問：“這半年內還有沒有獻血過？”在得到肯定的答復后，她們才會抽血。按照相關規定，半年內只能獻血，或者賣血一次。這也是人體造血功能決定的。
然而，在這里，為了多賣血，每一個血奴都有好幾個身份證。杜斌的眾多身份證上，只有一個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廣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這里的人都沒有名字，只有編號，就像囚犯一樣，血頭呼叫你的時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編號。有的編號還有外號，而外號也是血頭喜歡呼叫的代號。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紅鼻子”，來自湖北的年齡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羅圈的就叫“羅圈腿”……我的代號是26，表示我是第26個進入這幢三層樓房的。這里也有26個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們賣完血后，卡車又拉著他們回到了三層樓房里。他們爭先恐后地來到廚房，大口大口地吞吃著白菜蘿卜，喝著像洗鍋水一樣的黑色菜湯，然后就滿意地躺在了床板上。這趟賣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頭和血霸的20%，他們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頭，血頭的上方是血霸。那個呵斥光頭的就是血霸。一個血頭下面有幾十名血奴，一個血霸下面也有好幾個血頭。血頭都是當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則是手眼通天，黑白兩道都玩得轉的人。
血奴們都很感激血霸和血頭，因為他們讓他有了賺錢的機會。然而，他們不知道，血霸和血頭依靠他們賣血，賺得比他們多得多。
一個血奴賣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給了血頭血霸。一個血頭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們每賣一次血，血頭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頭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頭得到400元。一個血霸如果手下有五個血頭，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賣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頭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個血奴一月最少會賣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頭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來的暗訪中的得知，有的血奴一月會賣血15次以上。最大的血頭手下有100多個血奴，而我認識的一個血霸，手下有血頭十幾個。算算這個血霸一月收入多少？絕對是天文數字。
血奴每月還要支付食宿費用，而血頭血霸不支付任何費用。
當地有一個說法，手下養幾個血奴，比養幾頭牛還賺錢。難怪血頭會挖空心起從火車站、從救助站、從一切可能的渠道尋找血奴。
此前，坐在報社的辦公室里，我從來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存在這樣一道利益鏈條，還生活著這樣一群人。
換了個主子
當天晚上，一輛人力三輪車停在了這幢三層樓房下，光頭走了進來，兇惡地對我說：“收拾東西，快點滾蛋。”
我不明就里，機械地收拾好鋪蓋卷兒，還有博爾赫斯，將它家在鋪蓋中間。在以后漫長的恐怖的日子里，博爾赫斯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邊品味著人世間最豐盛的精神大餐，一邊體味著人世間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著光頭，我走到了樓下，三頭惡犬依然在發出憤怒的低吼，黑白夾雜的短髭站在一邊，冷漠地看著我，我不知道他是誰，他是什么身份，也許他僅僅是這幢樓房的房主，也許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種身份的人，我直到離開這個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鋪蓋卷兒放上車廂，剛準備登上去，光頭又在大喝：“伙食費住宿費結算了，20元錢。”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樣肥厚的手。
我在這里居住了一個晚上，吃了兩餐飯，就要支付20元錢。這是在遙遠的偏僻的鄉下，這里的床鋪都是床板搭就的，一躺上去就不堪重負似地吱吱響，硌得人渾身疼痛；這兩餐飯都沒有吃飽，除了白菜蘿卜，還是白菜蘿卜，這樣的飯菜連樓下那三只惡犬也不吃，而現在，我還要支付20元的食宿費。
然而，在這里，我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舉目無親，形單影只，我只能忍受他們的擺布。我掏出20元遞給了光頭。
登上了三輪車，我異常惶恐，不知道他們會帶我去往哪里。但是，他們絕對是不會讓我離開的。鄉間道路凹凸不平，我雙手抓著欄桿，竭力保持身體的平衡。四周一片黑暗，遠處有幾點燈火在閃爍，還傳來狗的叫聲，聲音時有時無，時斷時續，顯得模糊而不真實。三輪車路過了一塊墳地，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在這樣的夜晚里，散發著冷冷的光澤。鬼火在墳地間跳躍，忽上忽下，忽前忽后。三輪車夫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低著頭，彎著腰，也聽不到他的喘息聲，我突然后背發涼，身上毛發根根豎起，抓著欄桿的手心全是汗水，莫非這個三輪車夫就是一個鬼，他為什么會拉著我來到這里，來到這片亂墳崗？他想做什么？
月亮升起來了，融融的月光像牛奶一樣，讓四周顯得朦朧而混沌，仿佛隔著一層毛玻璃。我睜大眼睛辨別著周圍的樹木、田地，還有似乎總也走不到邊的墳地。突然，墳地里站起了一個身影，很單薄，像墳塋上樹立的紙扎，又像是麥田間站立的稻草人，長發披拂，沒有眼睛，只有兩個深深的黑洞。“啊——”她長聲嘶叫著，聲音像刀子一樣，劃破了隆隆的天幕，又像受驚的鴿子一樣，飛向遠方。
我大叫一聲，從三輪車上掉了下來。
我躺在地上，驚魂未定，突然聽到三輪車夫的喊聲：“滾開，再不走就剝了你的皮。”
原來，三輪車夫是一個真正的三輪車夫，他會說話，他不是鬼。而那個長發披拂的女子，也不是鬼，她只是附近村莊的女瘋子。我站起身來，看到女瘋子呀呀叫著，向遠方跑去，跑成了一陣風。
我們繼續向前走，終于走出了亂墳崗，來到了一片開闊的草地上。我說，歇歇吧。他說，歇歇吧。
我遞給他一支香煙，替他點燃，他用手指拍拍我的手背，表示感謝。然后，我們就坐在了草地上，慢悠悠地吸著香煙，看著懸掛著一彎殘月和幾顆星星的天空，遠處的村莊一片靜默，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島，空氣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很細很細，綿綿不絕，這種氣味讓人沉迷。此后，我再也沒有聞到過那樣的芳草氣味。
而此后，我再也沒有經歷過那樣的一個夜晚。這樣的夜晚只有農村才有，而現在的農村，土地被賣給了工廠，田園生活已經被徹底打破，曾經的青山綠水被工業污染所代替，我們只能在老照片和傳說中尋找田園牧歌的背影。
美麗的鄉間夜晚，現在只是傳說。
那些年的農村，時間似乎凝固了，靜止了，人們判斷時間的標準是太陽和月亮。太陽升上來了，這是早晨；太陽到頭頂了，這是中午；太陽落下山了，該回家吃晚飯。月亮升上來了，督促孩子睡覺；月亮升到了頭頂，這是半夜；月亮落了，天快亮了。那時候判斷時間還有一個標準，這就是動物。雞兒上架了，天要黑了；毛驢叫喚，這是半夜；雄雞啼鳴，天要亮了。后來，叮叮當當的鐘表讓時間細化為表格，人類的生活也變得忙碌而瑣碎，生命也失去了本來的意義。曾有的安逸被繁忙所代替，曾經的清明被財富所代替。人類勞碌并空虛著。
那時候有很多農諺，這是幾千年來口耳相傳的。雞兒上架早，明天天氣好；早晴不出門，晚晴行千里；雨中聞蟬叫，預告晴天到；麻雀囤食要落雪，燕子壘窩要落雨；翻地翻得深，黃土變成金；糧食冒尖棉堆山，寒露不忘把地翻……然而，現在，這些流傳了幾千年的農諺，現在只在那些長長胡子的嘴巴里傳播。它們就要絕跡了。后世的我們再也看不到，再也聽不到了。
那時候還有很多農具，犁耬耙耱耩子鏵，鐵锨籠擔和木叉，現在也已經消失了，這些農村生活的標志物，曾經被一代代的手掌磨得光滑而精致，變成了農民身體的一部分，而現在卻被遺棄在一家家低矮的四面透風漏雨的茅草房子里，被蛛網覆蓋，被蛀蟲啃食，它們和它們的主人一樣，正在一天天變老，一天天沉默，一天天消失。
那時候有很多動物，麻雀、喜鵲、烏鴉、斑鳩、布谷、畫眉等等等等，它們是農村孩子的伙伴，它們陪伴著農村孩子走過了幸福而多彩的童年，它們點綴了農村孩子單純的夢想，每天早晨，麻雀嘰嘰咋咋的叫聲將孩子們喚醒，門前的喜鵲讓孩子們一天都有好心情。到了收獲的季節，耳朵邊充盈的是“算黃算割，算黃算割”的聲音，我小時候每年收割麥子的季節都能聽到這種鳥的叫聲，大人們說，這種鳥在告誡人們哪里麥子黃（成熟）了，就割哪里的。千萬不能等候，否則會下雨。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到了秋季播種的時候，耳邊就會響起“布谷布谷”的鳥叫聲，那是布谷鳥讓人們趕快播種。
那時候有很多節氣，一共二十四個。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們農村孩子最初的識字就是從這些節氣開始的。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我們不會寫麥當勞肯德基，不會寫耐克阿迪達斯，但是我們會寫這些散發著泥土氣息的字，每個字都散發著野草的芳香。我現在還能記得一些有關冬天的節氣的情景，可能因為衣衫單薄，寒冷徹骨，可以與孩子盼望過年有關。三九四九，凍破指頭。大寒小寒，快點過年。我們的一年一年就是數著二十四個節氣度過的，我們走過了一年又一年的二十四節氣，走到了長出喉結，走到了胡子悄悄爬上唇角。那些節氣就像朋友一樣，和我們親密無間，而現在，這些節氣，也已經遠離了我們，我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名字。
牧歌一樣的田園生活，已經消失在我們悵望的視線中。
那天晚上，我和三輪車夫坐在草地上，聊到了很晚，我們抽光了半盒香煙。
他是附近村莊的農民，農閑時節，他就會蹬著三輪車賺點辛苦錢。他也賣血，他說賣血賺錢快，這里很多蹬著三輪車的人，都賣血。
他說，這里賣血歷史已經有了十多年，本地人賣血少，外地人賣血多，這里的外地人比本地人還要多。經常會有人離開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經常會有新人來，不知道來自哪里。這里有人已經賣了十多年，現在還在賣。
他把血霸叫做大管家，把血頭叫做小管家。他說大管家很有錢，有的大管家家中房子蓋得像宮殿，車子前面是四個圈圈（奧迪），當地人把這種車子叫“四環素”。小管家也有錢，小管家有車的也很多。
我問他，為什么賣血的人中還有女子？他說，那些女子都是跟著男子來的，男子賣血，她們也賣。他曾經拉過一對男女，女子以前是“雞婆”，這里人把妓女叫“雞婆”，后來年老色衰，賣不動了，就和一個嫖客同居，嫖客來到這里賣血，她也跟著賣。
“賣血的人里面，啥人都有。”他說。
我們坐在寂靜的曠野，風吹過來，帶著青草和泥土的芳香，讓人沉醉。一顆流星劃過去，在天空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在這種美麗的地方，居然潛藏著這種人間罪惡。
三輪車夫還說，我是被那個光頭賣了，賣給了前面村莊一個血頭。賣了500元錢。“在這里，第一次沒有抽出血，會被認為晦氣，只能轉手給別人。”三輪車夫說。
“買我的老板讓你騎著三輪車來接，難道就不擔心我會跑？”我問。
“跑？往哪里跑？這里四面都是他們的人，一見到陌生人就抓起來，讓大小管家辨認。你能跑到哪里？”三輪車夫說。
我感到自己掉進了陷阱里。
三輪車夫把我拉到村莊的時候，已經是后半夜了。
在村莊最邊的一戶人家里，我見到了新的血頭，一個渾身干巴，沒有幾兩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陰冷陰冷，像毒蛇的目光，讓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膚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樣，腮幫邊還長著一個小肉瘤，看起來既丑陋又惡心。事前，三輪車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訴我，這個人盡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圍村莊里最難對付的血頭，他非常陰毒，身上常年帶著一把一尺長的尖刀，一言不合，就敢把尖刀刺入對方的身體里，這些年，被他刺傷的人不下十幾個。他的手下也有一幫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這些人欺男霸女，為所欲為，無惡不作。但是一直沒有人敢惹他們。
這個院子里也養著幾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輪車夫曾經向我說過，為了訓練惡犬的殺氣，肉瘤經常用生肉喂養它們，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覺到它們渾身散發出來的戾氣和恐怖，這些惡犬的眼睛像狼一樣通紅發亮，讓人毛骨悚然。這些惡犬比狼的身軀更龐大，更有戰斗力。
這個院子里有兩行平房，每間房子里都睡滿了人，他們打地鋪睡在地上，他們一個挨著一個，像一排木乃伊。房間里散發著霉爛和腐臭的氣味，不知道多少天沒有打掃了。肉瘤讓一個手下帶著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間的房子門口停住了腳步，那間房屋照樣沒有房門，路燈光照耀著他們一雙雙很多天沒有清洗的腳上，他們的腳就像燒黑了的木樁，神情木然，一動不動。
肉瘤的手下一把將我推進去了，這間豬窩一樣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助著門外的路燈光，我在地面上鋪好了床鋪。這間房屋里還有四個人，他們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著鼾聲，有的鼾聲像戰車碾過冰封的荒原，聲音隆隆；有的鼾聲卻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斷斷續續。他們的睡姿也很惡俗，你捂著我的嘴巴，我抓著你的褲襠。
我剛剛躺下去，突然就看到兩只蟑螂從鋪蓋卷下爬出來，慌手慌腳地爬向墻角。我突然感到了極度的恐懼，這種恐懼就像見到了那幾只滿眼血紅的惡犬一樣。這間潮濕骯臟的房間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蟲，此刻它們都躲藏在陰暗的角落，探頭探腦地打量著我，準備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體，爬上我的臉頰……
我一直喜歡干凈，然而，自從做了暗訪后，我不得不讓自己變得骯臟起來。只有讓自己的身體骯臟起來，我的心中才沒有了恐懼。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鋪上，依然難以入睡。我想起了自己剛剛來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們睡在一張通鋪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幫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離丐幫的兇險情景，回想起小蘭被殺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墻邊捂著臉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貧困山村中臥病在床的父親，父親肯定也沒有睡，癌癥那種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著父親；我又想起了母親，母親肯定也沒有睡，她站立在父親的身邊，暗自垂淚……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誡自己，再苦再累，再臟再怕，我也要堅持下去，我要賺很多錢，我要還清為父親治病所欠的幾萬元外債，我還要支付父親現在每天幾十元的醫藥費用，我要治好父親的病，讓父母生活好起來。
天快亮的時候，門外響起了喊聲：“起來起來，他媽的，快點！”屋子里有兩個人起床了，他們摸索著穿好了衣服，另外兩個人依然鼾聲大作地熟睡，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樣，這些血奴會在村口集合，然后坐著大卡車，去到某一個采血點去賣血。可是，另外兩個人為什么不去呢？
血奴們離開后，院子里顯得異常安靜。我朦朦朧朧中睡著了，睡夢中，蟑螂爬滿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來，嘴巴里也是蠕動的蟑螂，它們的身體碰撞在一起，咔嚓作響……突然，我感到腳上一陣鈍疼，睜開眼睛，看到一個留著長發的人站在腳邊，面目猙獰，他正用穿著皮鞋的腳踢著我裸露的腳脖，他盛氣凌人地喊道：“快點起來，老子帶你辦理身份證。”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歡留長頭發或者剃光頭，人們走在大街上，見到那些長發的和青色頭皮的，都躲得遠遠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長頭發是藝術家的標志，而光頭則是時尚的特征。現在的流氓也有愛好，他們的特征變成了紋身。
我站了起來，走到水龍頭邊，用冷水刷牙洗臉，長發看著我，給另一個小流氓說：“這丫的還知道講衛生。”
長發問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說：“我是教師。”
長發懷疑地說：“教師？就你這樣子？教師還賣血？騙鬼去吧。”
我說：“我是小學民辦教師，窮得叮當響，不賣血能有什么辦法？”
長發似乎恍然大悟：“哦——干這一行比當教師好多了，當教師能有幾個錢？”
在此前此后的多次暗訪中，我都冒充民辦教師，很多地方的人叫代課教師，我一說自己是民辦教師，就沒有人懷疑我的身份了，乞丐們沒有懷疑，血頭們也沒有懷疑，可見，10年前的小學民辦教師，確實是世間最貧窮的人，比不上乞丐，也比不上血奴。他們用他們孱弱的身軀，支撐著中國邊遠山區的教育大廈，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們卻被忽視，被遺忘，被遺棄，被嘲弄，被踐踏，他們也是受到最不平等待遇的一群人。這些年來，誰都知道，教育局長是一個肥缺，但誰都知道，鄉村的教師還是一群貧窮的人，尤其是民辦教師。這是俗語所說的“窮廟富方丈”。我曾采訪過很多民辦教師，他們中的很多人一月的工資還不到100元。面對著他們，我一次次潸然淚下。
我的小學教育就是由幾個民辦教師教授完成學業的，至今，他們還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拿著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資，教授著和我一起長大的伙伴們的孩子。如果我沒有考上大學，如果我還在鄉村，我的這些啟蒙老師們，現在也會教授我的孩子。
這是被遺忘的一群人，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那天早晨，我跟著長發去辦理身份證，長發知道我是民辦教師后，一路對我很客氣。他說民辦教師都很窮，他們村莊就有幾個，窮得都沒人愿意嫁給他。唉，連流氓都看出民辦教師恓惶，為什么那些大肚子的人就看不到呢？
我和長發坐著一輛人力三輪車，蹬三輪車的是一個50多歲的人，腰身佝僂，像一個問號。長發一路向我炫耀他對這個世界，對這個社會的看法，他口若懸河，暢談國家大事。他可能認為，能讓一個教師佩服他的觀點，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我一路都在聽著，隨聲附和著，他興高采烈，手舞足蹈。俗語說“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實，流氓都喜歡裝作自己有文化，喜歡裝深沉，說話的時候也喜歡文縐縐的，一些人們不會用的書面語言，也會出現在他們的口頭中，讓人覺得莫名其妙。長發還喜歡在說話中夾雜一些成語，而這些成語要么使用不恰當，要么錯字連篇。他說：“美國打伊拉克，簡直是囫圇吞棗。伊拉克‘臘’手不及。”他把囫圇吞棗理解成“容易方便”了，他把措手不及說成了“臘”手不及。
我向長發講起了我小時候的生活，真實的生活。我小時候從來沒有吃過一次飽飯，那時候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夠吃一碗涼粉，因為那時候的我認為涼粉是這個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趕集的時候，經過涼粉攤，我都會大口大口地吞咽口水。其實那時候一碗涼粉也就兩毛錢，可是父母不愿意給我兩毛錢，因為兩毛錢還能買到一斤鹽，或者灌到一瓶醋。那時候的食鹽和醋都是散裝的。食鹽像巖石一樣顆粒巨大堅硬無比，需要用榔頭才能砸開；醋是本地的一個老人用柿子自己釀造的，醋的上面經常會漂浮著一層白色的凝固物，有時候還會有幾個被酸死的昆蟲。上初中的時候，我是住校生，一周回家一次，每周周日下午背著一周的干糧來到學校。我每天只能吃一個玉米面窩窩頭，其余就用紅薯充饑。冬天的時候，玉米面窩窩頭非常堅硬，都能把狗砸死，窩窩頭的表面結著一層冰凌，一咬，就留下幾個牙印。周六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挖野菜，什么小蒜、薺菜、野苜蓿等等，凡是吃起來沒有奇怪味道的都挖起來，回家后，母親用開水把這些野菜燙熟，撒上鹽，拌上醋，裝在一個罐頭瓶子里，這就是我一周的副食。那個罐頭瓶子也不知道是從哪里得來的，我初中三年的時候一直用著……
長發也說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說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個民辦老師，對他很好，天冷的時候，還會讓他睡在自己生著土爐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時候他不喜歡學習，喜歡打架，總是惹那個老師生氣。后來那個老師患病死了，他一直覺得很愧疚。初中的時候，他的父親總是受到村長的欺負，有一次，他叫上幾個哥們，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長回家的時候，他們用石頭一頓猛砸，把村莊砸得住院了。后來，村長知道是他干的，但是不敢找他的茬，因為這時候他已經有了一幫子弟兄，都喜歡打架……
長發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觸到的最可愛的流氓。
路上，我們還遇到了幾輛拉著血奴賣血歸來的車輛，長發說，這些都是別處的賣血人。這里有多少血奴，連他都不知道，“少說也有幾千吧。這是我們這里的致富之道，發財之路。”
中午的時候，人力三輪車將我和長發拉到了我上次來到的那個賣血的地點，賣血點的周圍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長發說：“這里每天都是這樣，血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么幾個女子，一天給出去的錢就有好幾萬，你說他們能有多少錢？”長發羨慕地說。
距離血站幾十米遠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濃密的樹蔭下。商店的貨架上放著幾瓶可口可樂和雪碧，還有幾包方便面，外包裝上蒙著一層塵土。商店有一個玻璃柜臺，里面放著幾個作業本，邊角都已經卷了起來，顯然放置了很長時間，作業本的旁邊是幾個煙盒，長時間的風吹日曬，讓煙盒的顏色變淡變白，不知道里面有沒有香煙。和幾乎所有鄉間小店一樣，這間商店經營各種日常用品，每種商品卻都只有少數陳舊的幾件。
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車站的那些商店一樣，它們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這些商品只是一個幌子，只是為了掩人耳目，它們有另外的見不得人的生意。
這家商店辦理各種證件。長發說，老板以前是刻章的，生意一直不好，一年到頭只有兩身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可自從做了辦證的生意后，徹底發財了，整天穿西裝打領帶，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港商，“癩蛤蟆上大街，冒充綠色小吉普。”長發嘲弄地說。
刻章和辦證從來就是一對孿生姊妹。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經常能夠看到辦證刻章的小廣告，像牛皮蘚一樣貼得到處都是。有一年，我跟著工商人員，來到了一戶城中村的出租房里，這是一個辦假證窩點，辦證人已經聞風逃竄。工商人員揭開床單，看到床底下是各種各樣的假印章，有中央軍委的，有國務院的，還有外交部、教育部、財政部等幾十個部委的，甚至還有中國駐美國、駐澳大利亞、駐英國大使館的。這間不到十平方米的，陰暗潮濕，散發著霉爛腐臭氣味的出租房，簡直就是一個配套齊全的國家機構。床板上放置的是各種空白證件，既有大學畢業證、結婚證、離婚證、殘疾證、準生證等等各種生活中離不開的證件，還有教師證、導游證、鍋爐證、健康證等等行業證件……在這家出租屋里，床上是假證件，床下是假印章，夜晚，只要你一個電話打進來，天亮后，這家辦證中心就能把你包裝成一個你希望中的人，你既可以是廳長，也可以是鍋爐工；你既可以是歸國華僑，還可以是喪失了生活能力的殘疾人……他們隨心所欲，你需要什么證件，他們就像變戲法一樣給你馬上變出什么證件。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這些年來，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些新聞：有人冒充省部級高官，去縣一級單位招搖撞騙，而東窗事發后才發現，這些人的身份都是假的，他們的證件就是從這些出租屋里誕生的。
幾年前的冬天，有一個爆炸性的新聞事件，被人們傳說著。一個來自農村的姓王的木匠，冒充港商，騙了呼和浩特與寧夏政府部門17個億，騙得公安炸掉了辦公樓。這個騙子也許是當代最傳奇的騙子，而他的所有證件都是假的。有一篇文章的最后是這樣說的：“騙子是落網了，然而人們卻不由得深思：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漏洞百出的騙子，為何能在數年內‘呼風喚雨’，導演了這起‘天方夜譚’般的詐騙大案？”
假證太可怕了！
我跟著長發走進這家商店，老板顯然認識長發，他抽出一根香煙，討好似地給他點燃了，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香煙放進口袋里。長發從老板的口袋里掏出香煙，抽出一根遞給我，說：“你他媽的也太吝嗇了，生意來了，一根煙也舍不得發。”老板點頭哈腰地說：“抽啊，抽啊。”
老板有四十多歲，滿臉都寫著油滑和奸詐，他前一秒鐘還在笑著，后一秒鐘就會拉下臉來，笑容像風一樣突然消散了，你只能聽到他在說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想法就像女人的年齡一樣，讓人無法猜透。他穿著一條黃色軍褲，黑色皮鞋，上面穿著一件大紅毛衣，毛衣的下擺塞進褲腰里，用皮帶扎緊，毛衣的外面還打著花花綠綠的領帶，領帶的外面是一件蒼青色的西裝。正像長發說的，老板果然發財了，果然喜歡穿西裝。
辦理身份證前，先要去照相。三輪車又拉著我和長發來到了相距二三里路的鎮上。在一家照相館里，照相完后，又等了兩個小時，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午后，三輪車拉著我們回到了商店里。
老板說：“最少要交六張照片，辦六個身份證。”
我問：“身份證怎么辦這么多？一張不就夠了？”
老板說：“一張怎么能夠呢？人家一般都是辦十幾張身份證，每次賣血的時候拿一個，這樣就不會被人發現。”
長發也在旁邊說：“老板說得對，大家都是這樣。你必須最少辦六張。”
老板拿出一張紙，讓我把所要辦理身份證的地址和姓名寫上去。我拿著圓珠筆，猶豫著，不知道該怎么寫。老板一把搶過了圓珠筆：“這有什么難寫的？”他在紙上一下子就寫出了六個名字，張明強、李德生、胡山海等等，然后，又在每個名字后面填寫了江西省、河南省等六個不同的詳細地址。“我辦的證多了，全國各地的地址提筆就寫。”他洋洋得意地說。
這樣，我照了一張照片，洗成了六張，就變成了六個人，出生在全國各地不同的地方，叫著六個不同的名字。
血奴的“生產率”
下午，六張身份證辦好了。每張身份證上都是同樣的一張我的照片，而名字不同，出生地址不同，身份證號碼也不同。我捧著這些身份證，驚訝萬分。
我曾經辦理過身份證，專門回到了我工作過的、戶籍所在地的那個小縣城，我拍攝了照片，然后警察把照片和相關資料輸送到電腦中，這些資料會傳送到省城公安廳，每個人的身份證要由省級公安部門查驗，然后由他們統一制作，并傳輸上網，再下發。這樣，你拿著身份證，走到全國各地，只要在網上查找，就能找到你的相關信息。我是在三個月后才在小縣城領到了自己的身份證，而在這里，兩個小時內就能辦好身份證。
身份證代表著自己的身份，也有自己歷史的相關記錄。網上追逃，只要輸入身份證號碼，就能找到犯罪事實。我們經常坐火車的時候，會在進站口看到警察攔住旅客，查驗身份證，然后在一個手機模樣的東西上面輸入姓名或者身份證號碼，這樣就能很快看到相關信息。這些都必須是真身份證，而假身份證就無法查找了。
在現代社會里，沒有身份證寸步難行，出門住宿需要身份證，領取郵件需要身份證，辦銀行卡需要身份證，買房結婚需要身份證……有的假證辦的確實精密，能夠蒙騙一些工作人員，在銀行開戶，領取出郵件。還有的罪犯依靠一張假證，改名換姓，逃脫罪責。我曾采訪過的網上逃犯，辦了一張假身份證，變換姓名，學習廚師手藝，后來在大酒店里做廚頭，居然成了百萬富翁。還有一位男子，潛逃后，另辦一張身份證，從事IT，幾年里也掙到了萬貫家產。但是，法網恢恢，這兩個逃犯最后都被抓獲了。后來我覺得他們太不值了，既然有這么聰明的腦瓜，這么好的潛質，為什么要去犯罪呢？走正當之路，不是僅僅幾年就煉成了百萬富翁嗎？
他們的假證確實能夠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要不，他們也不會蒙混幾年才被抓獲。但是，我手中的這六張身份證，質地低劣，又脆又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此前此后，我都暗訪過假證販子，一張身份證收費50元，這是第一代身份證。第二代身份證則收費100元，販子們說第二代身份證要做防偽標識。而我手中的這六張身份證，收費只要30元，每張5元。穿著西裝的假證老板說，這是這里的“官價”，他多中取利。
臨出門的時候，西裝給了我一張名片，他的名片印刷非常精美，拿在手中，手感遠遠勝過我的假身份證。名片上面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某某省某某縣/某某鄉某某村某某商店/環球辦證中心CEO/高XX”。
那一年，中國企業為了和世界接軌，很多稱謂都改成了國際慣用稱謂。那一年，也正是CEO開始猖狂運用的年代，它本來是指首席執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縮寫CEO），又稱作行政總裁、總經理或最高執行長。這一稱謂進入中國后，就變了味。我曾經收到過不下十張名片，上面都有CEO，有的是煙酒店的店主，有的是雜貨店老板，還有的就是一個殺豬的……這樣的名片讓人啼笑皆非。
三輪車將我拉到居住地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遠山近水，靜默無語，樹影疏淡，炊煙裊裊，高高的天空中，有幾只鳥的翅翼無聲劃過，這一切看起來就像一幅水墨畫一樣美麗，然而，沒有人知道這里掩藏的血腥罪惡。
我回到房間，看到同寢室的四個人都在，他們剛剛吃過晚飯，正百無聊賴地坐在地鋪上，有的用手指摳著腳趾甲；有的無神地望著門外；有的用手掌在干瘦的身上揉搓，一搓就會掉下一層垢甲；還有一個和我床鋪挨著的，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煙，他好像很有心思。
我剛在自己的鋪位上坐穩，血頭肉瘤就走過來了。他站在門口，他不屑于走進這間散發著異味的房間，他指著我說：“89號，明天你上班。”說完，他就離開了。我的編號是89號。在這里，血頭稱呼每個血奴都不用名字，都是用編號或者外號，就像囚犯一樣。
摳腳趾甲的停止了動作，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個勺子的形狀，他問我：“你是什么血型？”
我說：“O型。”
勺子說：“我也是O型，明天一塊去。”
小時候的語文課本里有一篇課文叫做《白求恩大夫》，說的是八路軍傷員需要輸血，白求恩讓抽自己的血，他說：“我是O型血，萬能輸血者。”從那時候開始，我知道了這種血型可以給所有血型的人輸血。在這里，O型血的血奴賣血最多。
勺子說：“我一月要賣血十幾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證。”他挽起胳膊，讓我看他兩條手臂上的針眼。手臂上，針眼密密麻麻，就像是包了一層紗布。
我問：“你隔一天就去賣血，護士難道認不出來你？”
勺子輕蔑地垂下嘴巴，嘲笑著我說：“你真是一個書呆子，誰管誰呀？只要你愿意賣，他們巴不得買。400毫升血只給我們200塊錢，你知道他們賣給受傷需要輸血的人，會要多少錢啊？一倍還不止！”
我說：“即然這樣，還辦什么假身份證？浪費我們的錢。”
搓著身體的那個人接過話來說：“身份證是聾子的耳朵，樣子貨。”害怕我聽不懂，他又說：“血站的人總得給上面一個交代，要檢查的時候，看到這個身份證的人一月只賣了一次血，他們也說得過去。”
望著門外的那個人，一直一言不發，后來我才知道，他是一個聾啞人。每當需要他賣血的時候，血頭拉起他的胳膊，手指戳在他的血管上，他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跟著別人上車了。
在這里，每天黃昏的時候，血頭都會出現在這些房間門口，通知第二天哪種血型的人去賣血。而血頭的消息來源，則是血霸。血霸的信息則來自于那些血站。血站會在當天收完血后不久，就電話通知血霸，第二天會需要什么血型的血。那時候，手機還是一個稀罕物件，有手機的人都是大款，血霸們都是大款，所以他們都有手機。大款喜歡上街打手機，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要打手機。大款邊打手機邊散步，成了那時候大街上的一道獨特景觀。那時候的手機像塊磚頭一樣沉重，比對講機還要大幾倍，拿在手中招搖過市，倍兒有面子！血霸們不僅僅有一個手機，而是有好幾個，他們喜歡把手機掛在腰間，掛成一排，像掛著一排手榴彈，他們這樣從大街上走過來，腰懸一排手榴彈，那種得意的神情和場景，讓很多人多年后還能記起來。
抽煙的那個人少言寡語，一副很愁苦的樣子，勺子說：“來新人了，發一支煙嘛！”他緩慢地從口袋里抽出煙盒，抖抖索索地彈出幾根，很不情愿地給了我們一人一根。我看到這種香煙僅僅兩元五角一盒，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賣。這種劣質香煙也是血奴們最常抽的一種香煙。
勺子抽完香煙后，從席子下面摸出了一個小瓶，從里面倒出幾粒藥丸，仰頭吞了下去。
我想，莫非勺子有病？有病怎么能賣血？這種病血能夠檢查出來嗎？血站會收病血嗎？
血奴們睡覺都很早，可能是因為他們身體虛弱的原因。他們一躺下去，就響起了嘹亮的鼾聲。那天夜晚，我還是睡不著，思量著怎么脫身。跑吧，門外就是幾只比餓狼還要兇猛的惡犬，這種身體龐大的狗，絕不是城市里那種養在居民樓里的性情溫順的寵物狗，這種狗疾如閃電，力大無比，它的攻擊力頂得上一只金錢豹。再說，就算偷偷跑出去了，沒有惡犬追擊，這樣漆黑的夜晚，不辨方向，我該去哪里？就算走對了方向，但是肯定還會遇到別人，還會被抓回來。那個蹬三輪車的人不是說了嗎？這里到處都是他們的人，無處可逃。我想起了看過的電影《桂河大橋》，日軍把盟軍戰俘押解在熱帶原始森林里，戰俘想逃也無法逃脫，因為離開戰俘營后，遇到的是炎熱、饑餓、焦渴、猛獸、土著人等等危險，這些比日軍的皮鞭更加可怕。
無法逃脫，那明天該如何應對？我在焦急地思慮著。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綿羊，被關在除夕夜的柵欄里，聽著柵欄外的炮竹聲聲，心中充滿了惆悵和凄涼，當別人歡天喜地慶新年的時候，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頭痛欲裂，這是好幾天沒有安心睡覺的結果。后來，也許到了下半夜，我朦朧睡去了，感覺只是打個盹的功夫，門外就響起了血頭憤怒的叫罵聲，好像誰踩到了他的大拇腳趾一樣氣急敗壞。勺子已經穿好了衣服，他推醒了我。我睜開眼睛，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
我和勺子，還有一群不認識的人，慢慢走向外面，走向一輛停駛在黑暗中的卡車。
幾分鐘后，我和血奴們站在汽車車廂，在無邊的黑暗中駛向血站。黑暗像大海，汽車像一條行駛在驚濤駭浪中的破船，搖搖晃晃，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車廂里不時響起叫罵聲，不是誰踩了誰的腳，就是誰碰了誰的頭。還有一個人叫聲哎呀，被擠出了車廂，掉落在了路邊，幸虧沒有摔傷。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著，我如何才能逃過這一次劫難。
這天到得比較早，我們是第一批來到血站的人，我們在朦朧的天光中站好隊伍，大家都沉默寡言，懷揣著自己的心思。有人怕冷似地蹲坐在地上，抱著雙膝；有人拼命抽煙，煙霧包裹著一張鐵青色的沒有洗干凈的臉。我的前面是勺子，勺子刺溜刺溜地吸著鼻涕，手指有些哆嗦；后面是啞巴，他的眼神在清冷的天光中顯得有些慌亂。原來大家都和我一樣，有些緊張，畢竟這是自己身上的血液，畢竟這是自己身體的一個組成部門，而現在就要被抽出來，送給別人。
昨天，勺子和啞巴都沒有賣血。
我悄悄問勺子：“你怎么一月就賣十幾次血，這樣身體受的了？”
勺子嘆口氣說：“沒辦法，沒錢啊。再賣上一些時日，就回家去。”
勺子賣血已經七八年了，他跟著不同的血頭這些年輾轉了好幾個地方，從北向南，他這些年也沒有和家人來往，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也忘記了家鄉的面貌，家鄉在她的心中，只剩下了一個冰冷的地址。
七八年的賣血生活，徹底掏空了勺子的身體，讓勺子虛弱得像個稻草人，一陣風就能將他吹倒。不賣血的時候，他就躺在地鋪上睡覺，一天又一天，他的生活失去了任何樂趣。他不能跑步，一跑步就會頭暈，就會摔倒。摔倒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爬起來。這樣的身體也不能再賣血了，再賣血就會死在血站。
我又問起了啞巴的情況，勺子說他也不是很清楚啞巴的情況，只是聽啞巴的一個同鄉說，啞巴是逃避債務才跑出來賣血的。啞巴家在非常偏僻的鄉下，三年前，啞巴借了很多錢娶了一個漂亮老婆，可是結婚的第三天，老婆就不見了。債主上門索債，啞巴沒有錢還債，就跑出來賣血。
啞巴能娶到漂亮老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騙局。有一群婚姻騙子專做啞巴這類人的“生意”。這個詐騙集團里有老有小，有男有女，他們分工明確，專門騙鄉村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他們的騙術是這樣的：第一步，媒婆上門，要求給光棍介紹對象，說認識一個女子，家境貧寒，在偏遠山區，彩禮比較高。常年孤身一人的光棍看到媒婆上門，自然喜不自禁，對媒婆的要求滿口答應。第二步，媒婆在領取了光棍一筆不菲的跑路費后，會將女子和女子的父母帶進光棍家，光棍又得大出血，送給女子“見面費”和女子父母“看家費”，還要支付女子一家人的來往車費。還有的騙子為了安穩光棍，讓騙術繼續實施，當天晚上，女子會和光棍“偷偷”住在一起，嘗到甜頭的光棍自然就不會起疑心了。第三部，舉行結婚儀式，光棍要支付“彩禮費”，僅僅這一筆就是成千上萬元，這些錢在偏遠的農村，可能就是一個人一輩子的收入。當天晚上，“新人”入洞房，第二天，“岳父岳母”和媒婆離開。第三天，最遲到第五天，新娘就突然消失了。她會在一個不遠的地方，與另外的人會合，去到下一個偏僻村莊繼續行騙。
北方很多地方把這種行騙方式叫“放鷂子”，這種行騙方式非常古老，現在在一些偏遠的山區還能看到。
這種行騙方式也讓啞巴中招了。
啞巴又聾又啞，但是他心中雪亮，看到我和勺子在說話，不時地看著他，他知道我們在說他，就疑惑地盯著我們，嘴角掛著模棱兩可的微笑。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就不再說話了。
天空越來越亮，太陽爬上遠處的山巔，羞怯地露出了半張臉，就像一個躲迷藏的孩子。幾輛手扶拖拉機和大卡車轟隆隆地開來了，像傾倒貨物一樣，將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門口。護士們來了，穿著白大褂，一個個神氣活現，趾高氣揚，她們從血奴們的面前走過，連他們看都不看；血奴們敬畏地看著她們——這些被稱為白衣天使的人，人群里鴉雀無聲。
太陽就像一塊干牛糞，將血奴們渾身都烤得暖烘烘的。有人脫下了毛衣，有人把褲腳挽起來。護士們開始工作了，排好隊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動，我的前面是勺子，他已經一只腳站在了門口的臺階上。勺子下來就是我。我該怎么辦？
勺子走進去了，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張凳子上，那張凳子異常古老，已被無數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閃亮。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臂青筋暴露，像蚯蚓一樣。他的手肘下是護墊，護墊里塞著堅硬的棉花，護墊因為和無數的手肘親密接觸，已經變得骯臟不堪，像一塊還沒有來得及清洗的尿布。
我跟著勺子走了進去，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我看到了護士身邊坐著的血霸，他正悠閑的抽著煙，微微瞇縫著眼睛，桌子邊放著一部手機和一盒中華牌香煙。那時候，這兩樣東西最能代表身份。在我之前，我們那座小縣城里還有一個人出去當記者了，他是縣委一個部門的合同工。有一天，他回來了，西裝革履，油頭粉面，梳著那個時候的“領導頭”，頭發統一梳向后面，露出耳朵。他走進縣委大院的時候搖搖晃晃，俾睨四方，一手拿著手機，一手拿著一盒中華煙。后來在我也做了記者后，才知道他在一個地市級小報里做廣告業務員。
這個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個血霸，這個血霸比那個血霸蒼老，他們都同樣地臉型瘦削，但看起來他比那個更陰險。他的眼光很毒辣，落在你的身上，像剔骨刀一樣，將你的骨頭磨得窸窣作響。流氓就是流氓，尤其是那些老流氓，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能露出本色。
護士拿起針管，沒有做什么準備，就將針頭刺進了勺子的血管里，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動了一下，又變得沉默了。一股血液，像蛇一樣順著針管，飛快地流進桌子旁邊的塑料包里，塑料包放在磅秤上，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無準備的磅秤上，讓磅秤的指針突然沉下，又向上回復。秤盤也開始搖晃起來。勺子的耳根突然顫抖了一下，他一定很疼痛。
勺子抽完血，站立起來，用棉簽壓著血管上的針眼，向外走去。輪到我了，我只要跨出這一步，只要坐在那張古老的凳子上，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樣，連叫一聲的機會也沒有，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刀子捅進脖子里。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過的時候，我突然大叫一聲，摔倒在地。我閉著眼睛，渾身哆嗦，就像受到了極度寒冷一樣。我感覺到勺子俯下身抱著我，一聲一聲著急地問：“怎么了？怎么了？”我還感覺到血霸也站了起來，他氣急敗壞，大聲叫罵。很多血奴都圍在門口，焦急地向房內張望，很多雙手抱起了我，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我聽見護士鎮定地說：“暈血，沒事的。”
我不是暈血。我從小就一直膽子很大，我爬上過五六十米的煙囪頂上，那個煙囪幾十年都沒有人上去過，我以后回想起來才感覺到害怕；我還一個人走過幾十里夜路，鄉村的夜路經常有狼蟲出沒。我從沒有害怕過。小時候和人打架，被人打得滿臉是血，我也沒有害怕過。
我是裝的。
我憋著氣，憋得非常難受，后來實在憋不住了，我才睜開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氣，我消瘦的胸腔上，肋骨根根凸起，像琴鍵一樣，而此刻的我就是一架風琴，充滿了憂傷和哀愁。
血霸走出來了，他穿著皮鞋，他狠狠地踢著我，叫罵著，我一邊躲閃著他殘酷的皮鞋，一邊解釋著。長發從人群中走出來了，他用當地方言向血霸說著什么，血霸停止了咆哮，氣呼呼地甩打著剛才因為踢我而沾上塵土的褲腳。
長發有些生氣地對我說：“你賣不了血，就早點說嘛！”我像做錯了事情一樣地低著頭，不知道該說什么。我對長發心存感激。
那天回來后，我一直坐在房間里，沒有吃飯，也沒有人叫我吃飯。沒有賣血，我感覺對長發充滿了愧疚。然而，如果賣血了，我可能就會感染上某些病菌。聽說經常賣血的人，像吸毒一樣也會上癮，幾天不賣血就會難受。賣血也像賣淫一樣，讓人變得懶惰，明知道賣血是在透支生命，但是想著這種不用勞動就能獲取鈔票的生活，仍然心甘情愿去賣。
這次又僥幸逃避了賣血，然而，下次我該怎么辦？尋找什么借口？
我想離開，然而在這里路徑不熟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我想，也許長發能夠幫忙。
我正想著長發，長發就出現了。他來到了門口，和血霸一樣不愿意走進來。這間房屋太臟了。我知趣地走出去，像做錯了事情一樣看著長發，又惶惶不安地低下頭。長發還是早晨那句話：“你賣不了血，就早點說嘛！”
我不言語。此刻我不知道該說什么。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輪奸的少女，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輪奸者的責怪。但是，我知道長發和血霸他們不一樣，長發身上還有尚未泯滅的人性。
長發說：“我給老大說了，你以后就在廚房做飯吧。有需要的時候，就給大家講講課，你是老師，會講好的。”
我強壓著心頭的狂喜。直到長發走遠了，我才幾步跨進房間里，蒙著被子大笑。
天上真的會掉餡餅。
然而，血奴們還要聽什么課？我不懂。
第二次賣血
早在幾年前，一股叫做傳銷的歪風就席卷而來，它的波及面之廣，禍害之深，連這樣的山村也不能幸免。
傳銷的基本功就是煽動，讓煽動達到洗腦的目的。謊言重復一百次就是真理。就像宣揚圣戰的本拉登一樣，整天進行的是愚昧教育，讓當地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給予的，他是太陽，盡管他們生活得并不幸福，但是他們還以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盡管剛開始沒有人相信這些混賬話，但是不斷地說不斷地聽就都相信了。這就是可怕的洗腦。
傳銷與此同理。
血霸看到了傳銷的可怕功力，他就活學活用，把傳銷的技巧也用在賣血中。他想讓血奴們知道，人的血液源源不斷，不賣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每月抽血幾次，對身體沒有任何害處，相反能夠促進血液的新陳代謝。賣血是本世紀的陽光職業，國外很多人都選擇這種職業。
我想起了那個本拉登的宣傳，他們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難，每年都會餓死很多人，他要拯救這些人，要向魔鬼宣戰。他的手下就相信了。不相信也會相信，因為他們沒有別的信息可以參考。
血奴們也沒有任何信息可以參考，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不識字，即使識字，也了解不到這些科學知識，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
我覺得我有義務，給他們傳授真正的科學知識。
我講的第一堂課是在這個院子里，那天幾乎所有的血奴都來了。血霸沒有來，他可能有別的事情做。聽血奴們說，他在城里有好幾個情人，他經常會開著他的高檔車去城里過夜。血頭肉瘤也來了，他端了個凳子坐在院門口，叉開雙腿，一副老大的派頭。
面對著這些墜入黑暗中的人，我有很多話要說，但是我最想說的是艾滋病。這才是血奴們面臨的最可怕的敵人。
我說，有一種疾病，它的最主要的傳播途徑就是血液，如果血液里感染了這種病菌，人就只能面臨死亡，因為截至目前，還沒有一種藥物可以治愈這種疾病。這種疾病的感染者，多則十幾年，少則幾個月，就會死去。而賣血，也最容易感染這種病菌。
此前，我曾采訪過兩例艾滋病患者，我親眼看到了他們消瘦的身體，他們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吐痰，濃濃的痰液中，夾雜著血塊。時隔兩個月后，當我再回訪他們的時候，他們死亡了。
我說起了那兩個艾滋病患者的慘狀，說起了他們的凄苦和巨大的精神壓力。我說，那兩個人也是賣血的。
血奴們一陣騷動，有人發出啊呀的驚嘆。肉瘤把凳子向人群的方向挪動了幾步，他很好奇，也想聽下去。
我說，賣血的人之所以傳染了艾滋病，關鍵在于使用了不潔針頭。當前一個人的血液中有了艾滋病菌，針頭接觸了他的血液，再刺入你的血管中，你的血液中也會被傳染這種病毒。這時候，這個針頭刺入多少人的身體里，就有多少人會被傳染上艾滋病。
人群靜悄悄地，我看到很多人的臉上露出了驚恐的神色。
我說，當務之急是，一定要求護士必須用還沒有拆開包裝的針頭針管來接觸你的身體，否則，就不與護士合作。
肉瘤聽到了我的話，他站在人群外大聲喊：“放屁，放屁，哪里有這種事情。”
我知道自己此時絕對不能退卻，我必須頂住，讓所有人相信我沒有說謊，我說的是真話。我也大聲說：“我家在河南，周圍就是那個有名的艾滋村，我們那里很多人就是這樣被傳染上了這種病。”
啊呀，人群又發出一陣驚嘆。
“放屁，放屁。”肉瘤氣急敗壞，想擠進人群里，向我動粗，可是他擠不進來。人群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像一面厚厚的墻壁。
“必須保住大家的性命。”我繼續說，“如果不斷有人死亡，對你又有什么好處？”
肉瘤不再擠了，他像泄氣的皮球，癱坐在那張凳子上。
“秀才啊，秀才。”很多人感激地叫著我。很多地方的人，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稱為秀才。
肉瘤那天沒有打罵我，事后我才知道，他得到了長發的解釋。長發說我是老師，知道很多。長發還說，重復使用針頭確實很容易傳染艾滋病。
第二天下午，我聽同房間那個總喜歡搓著身體上的垢甲的血奴說，當天賣血的時候，很多人要求更換針頭，致使賣血一度中斷。后來，別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著他們學，也要求更換針頭，讓那些穿著白大褂的人很難堪。
此后，這家血站開始了一人一針，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經有了艾滋病，但是這樣至少可以將這種可怕病菌的傳播降到最低。
我幾乎無時無刻地想著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條方案，但不久又將這些方案一一放棄。我知道，沒有知情人的幫助，我很難逃出去。而能夠幫助我的最合適的人，就是長發了。
然而，長發會不會幫我？
我在廚房的工作很簡單，就是給廚師當下手，剝蔥剝蒜，劈柴端炭，日子過得很清閑。然而，天氣一天天熱起來，夏天快要到了，我也該走了。我要寫稿賺錢，要打電話給家里，而這么長時間里，我已經與外界失去了所有聯系。
經常來給廚房送菜的是那個三輪車夫，就是那晚接我來的那個三輪車夫，他性情憨厚，見人不說話先微笑，神情顯得很謙卑。他一個人供養兩個孩子讀書，一個上初中，一個上小學，而妻子幾年前患病去世了。他每天很早起床，蹬著這輛破三輪車，到處攬活，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即使這樣，日子仍然過得捉襟見肘，他不得不也來賣血。現在，全國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沒有了孩子的學費負擔，沒有了各種稅費，他的日子應該很好過了吧。遺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我不知道三輪車夫的名字，每次都是喊他老哥，老哥是北方人對自己所尊敬人的通用稱呼。
老哥一生受過很多苦，出生在官方所說的三年困難時期，因為養不活他，被父母扔在了野外，后來又被一個過路人撿拾了，這個人又將老哥送給自己一個沒有生育能力的親戚，老哥就一直在這個親戚家長大。所幸的是，老哥來到那個親戚家的當年秋天，糧食就獲得豐收，此后就再沒有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
然而，接著文革就開始了，農民們興修梯田，廣種薄收，每天是沒完沒了的檢舉揭發，斗爭批判，學習文件，國民經濟和家庭經濟都到了崩潰的邊沿。老哥說，那時候的苦日子漫漫無邊，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吃飽飯。農民們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飽飯。
文革結束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老哥說，那時候的農民干勁十足，當年每家每戶都有了余糧，他也是幾十年來第一次能夠吃飽飯。然后，日子越來越好，家中蓋了房子，孩子上了學……
和大多數農民一樣，老哥對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只想平安活著，只想孩子一天天長大，他很知足。
逃離魔窟
我緊鑼密鼓地籌劃怎么從這里逃出去。這些天來，我一直在想著，父親身體怎么樣了？母親身體好嗎？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沒有了我，這個家就徹底垮了。我必須活著，而且要像多年后的許三多那樣，好好活著。
那一天，我決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訴長發，我要告訴他，家中這幾年來發生的一切，告訴他我急需見到家人，請求他幫助我逃離這里。我在這里憂心如焚。
然而，長發會答應我嗎？我還沒有支付血霸買我的那500元錢，我這些天的食宿費用還沒有支付，我身上現在只有100元錢，在我臨出門暗訪的時候，這100元被縫在衣服里，那是我在極度危機狀況下的救命錢。
那一天，我在廚房里幫工，一直盼望著長發會出現，這個我不知道底細的青年，是我現在唯一的依靠。然而，中午過去了，長發沒有出現；下午過去了，長發還沒有出現；一直到黃昏來臨，我才看到了長發，他是被三輪車送回來的，他躺在三輪車狹窄的車廂里，像一攤泥，似乎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長發渾身是血，似乎披著一張紅色的床單。
一名打手告訴我們說，長發那天和他們一起參加了一場戰役，為了爭奪血奴。長發被對方的鉤鐮槍砍傷了，仍然浴血奮戰，他們幾個人身上也都帶著傷。對方人多，他們大敗而歸。他們不敢住在醫院，害怕對方尋仇，就只能回到這座院子里。
我擦著長發身上的血漬，心中充滿了憂傷。盡管我此前已經預感到了血霸血頭們會尋仇廝殺，會像一群螞蟻和另一群螞蟻一樣打來打去，但是我沒有想到受到傷害的是長發。長發是這群流氓中少有的好人。
夜晚來臨了，醫生也來了，是鎮子上一個開藥店的中年男子，他背著一個印著紅十字的藥具箱，挽著褲管，一個褲腳低，一個褲腳高，看起來風塵仆仆，好像剛剛從田地里回來，放下鋤把，就拿起了藥箱。聽說文革的時候，他是村子里的赤腳醫生，依靠止疼片和紅藥水，在江湖上混跡多年，打拼出了一片屬于自己的“江山”。至今，他還是使用止疼片和紅藥水的頂尖高手，不管是肚子疼，還是肩膀疼，不論是外傷，還是內傷，只要喝了他的止疼片，立刻見效，在這里，在這些沒有文化的農民眼中，他是華佗再世，李時珍重生。
打開箱子，他又拿出了他的止疼片，給長發灌下去；又拿出他的紅藥水，涂在長發的傷口上，長發被藥水螫得呲牙咧嘴，但是他忍著不吭一聲。紅藥水有消炎作用，對傷口確實有好處。
然后，肉瘤來了，他拿著一管獵槍，殺氣騰騰，他的身后還跟著十幾個打手，他們手中要么拿著砍刀，要么拿著鐵管，一個個兇神惡煞。讓人望而生畏。
“把那些狗日的滅了。”肉瘤說。然后，他帶著打手們出門了，他們坐在一輛轟隆隆作響的柴油車上，駛向茫茫的黑暗里。
肉瘤臨走的時候，把那幾只惡犬放脫了。那幾只惡犬就像坦克一樣，在院子里轟隆隆地駛來駛去，血紅的眼睛就像探照燈，它照到的每個人都不寒而栗。
從長發身邊離開，我回到房間里，看到同房間的四個人都木然地坐著，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像一尊尊泥塑。勺子又從床鋪下翻出一個小瓶子，倒出兩粒藥丸，一仰脖吞了下去。我感到好奇，就問：“你感冒了？”
“沒有。”
“那你咋吃藥？”
勺子笑了，他說：“一月賣血十五六次，不吃藥哪里有那么多血賣。”他攤開手中的瓶子，我看到瓶子上印著“硫酸亞鐵”幾個字。下面的說明是：“本品為鐵元素補充劑。鐵作為造血原料促進血紅蛋白合成及紅細胞成熟。”我恍然大悟。國家有關條文規定，每六個月才能賣血一次，而這里的很多人每兩天賣血一次，而他們的血則依靠藥品來“催血”。
“今晚要出大事了。”一直悶頭抽煙的那個人說，“他們都拿著槍和刀出去了，我估計要有人命案。”
院子外是黑蒙蒙的天空，天空中響起了悶雷，偶爾會有一道閃電撕裂了遙遠的天幕，像樹枝一樣懸掛在天邊，又一閃即逝。要下大雨了。
一個高大的身影站在院子里，看不清他的容貌，只能看到他粗壯的身材，他喊著我的號碼，讓我趕快到廚房去。
走出房間，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廚房。鄉村沒有飯店，肉瘤們出門打架了，回來后肯定會很餓，我得和廚師們給他們準備晚飯。我看到老哥也在廚房，他正從三輪車上抱起一扇豬肉，放在案板上。狗日的血頭和打手，平時難得在廚房吃一頓飯，要吃就要吃豬肉，而我自從來到這里，還沒有吃過一次肉。血奴們也只有在逢年過節才能吃上一次肉。
老哥卸完車上的食品，就蹲在房檐前抽煙，火光一明一暗，照著他一張愁苦的臉。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
我裝著若無其事地走近老哥，遞給了他一根煙。我悄聲說：“老哥，帶我出去。”
老哥驚訝地抬頭看著我，不置可否。
我說：“老哥，你看，是這么回事情。我家里有父親臥病在床，不知道生死，我得趕緊回去看看。回去晚了，我擔心見不上一面。”
老哥沉默了，他大口大口抽著煙，突然抬起頭說：“中。”
我走進廚房里，廚師頭喊：“灶膛燒紅了，快點把炭添上。”我拿起炭锨，向里面扔了兩锨潮濕的炭沫，默默祈禱著，這是我在這里扔的最后兩鐵锨煤炭。
老哥起身了，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門。一只惡犬跑過來，用鼻子親昵地蹭著他的褲管，老哥手中像變戲法一樣，多了一塊骨頭，扔在了地上，惡犬搖著尾巴，把骨頭叼在嘴上。其余的幾只惡犬看到了，也歡歡喜喜地跑過來，老哥又把幾塊骨頭扔到地上，它們舒服地哼哼著，討好地搖著尾巴，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招手。
我順著墻角溜到了老哥身邊，一只惡犬發現了我，嗚嗚叫著撲過來，黑暗中它的牙齒像匕首一樣亮光閃閃，我嚇壞了。老哥低聲喊了一句什么，它立刻溫順了，繼續鍥而不舍地啃它的骨頭。其他惡犬只抬頭看看我，也將興趣轉移在了爪下的骨頭上。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輪車，老哥一路蹬得飛快，耳邊風聲呼呼刮過，有零星的雨點落在臉上，冰涼冰涼。黑暗中，我聽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聲，我說：“老哥，換一下，我拉你。”
老哥說：“你蹬不了，這和自行車不一樣。”
一直騎出了很遠，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燈光，老哥將三輪車拐上了一條小路，這才放慢了速度，說：“暫時沒事了。”
我看著黑暗中的老哥背影，說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老哥，為什么惡犬不咬你？”
老哥悠悠地說：“狗比人好，比人懂事，它知道報恩。我每回送肉的時候，賣肉攤主都會把肉和肉皮、骨頭分離。肉皮和骨頭本來是要扔掉的，我不讓他們扔，帶回給這些狗吃。你看，它們見了我有多親。”
一道閃電，像刀光一樣劃破了天空，照得四野一片慘白，接著，雷聲隆隆響起，像巨大的鐵球滾過遙遠的天邊。雨聲突然密集起來，像千軍萬馬在銜枚疾行，雨點砸在背上，疼痛蔓延全身。借著電光，老哥看到旁邊有一顆大樹，就騎著三輪車來到了大樹下，我們藏在樹洞里躲雨。
雨越下越大，風越刮越急，借著閃電，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像波浪一樣翻卷著，又像被梳子梳過一樣，整齊地排列著。還是在很小的時候，我在野外度過雨夜，鄉間的雨夜充滿了傳奇和精彩，似乎閃電和雷鳴喚醒了每一個幽靈，千山萬壑都在發出共鳴，千萬種草木都在發出嘯聲，那種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劇《東方紅》序幕的場景。
突然，一道閃電，打在了樹上，也打在我們身上，將我們高高拋起，又輕輕摔下，摔在了幾丈遠的地方。我驚魂未定，睜開眼睛，看到一綹樹皮，從樹頂到樹根，被揭了下來，扔在我們身邊。樹身上的那一綹慘白，像一柄蛇形劍，在黑暗中熠熠閃光。
“哎呀呀，樹里面有蛇精啊。”老哥跪在地上拜了兩拜，“閃電救了我們的命。”
我懵懵不懂地看著他。
“大蛇成精后，沒處藏身，就藏在了老樹里面，老樹的中間都是空的。蛇精不用出來，每天都能吃飽。老樹會有很多鳥落下來，還會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進去。這些就夠蛇精吃了。”老哥一本正經地說，“蛇精死不了，除非讓雷電擊死。這棵樹里有蛇精。”
很長時間里，我都以為老哥的話是封建迷信，蛇怎么就能成精？又為什么只能雷電才能擊死？直到幾年后與一位大學教授交談，我才明白了這其中的道理。打雷閃電時，不能站在大樹下躲雨，否則會被雷擊擊傷擊死。尖尖的樹頂會成為招惹雷電的目標，所以，躲在樹洞里的蛇就難以幸免了。
然而，樹洞里是不是有蛇精，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正暗自慶幸躲過一劫，突然看到遠處有燈光閃爍，還有汽車的引擎聲隱約傳來。壞了！一定是肉瘤他們打架回來了。怎么辦？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額頭上抹來抹去，不知道是抹汗珠，還是在抹雨滴。他也沒有了主意。汽車速度很快，眨眼間就來到了跟前，雪亮的燈光打在了我們身上，從車上跳下了幾個人……
那是一輛綠色大卡車，車廂里坐著十幾個人，他們穿著迷彩服，有的手中還拿著短把沖鋒槍。
我和老哥被帶進車廂里，汽車沖破雨幕，繼續向前疾駛。我坐在搖搖晃晃的車廂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輕松，我知道，到了這輛汽車的車廂里，也就是到家了。
汽車開到那座院子門前時，已有一輛汽車提前到達了，院子的四周都布滿了人，然后，院門打開，幾只惡犬被廚師長拴在了柱子上，聲嘶力竭地吼叫著，粗大的鏈條被沖擊得崩崩作響。這些穿著迷彩服的人從一個個低矮的房間里帶出了血奴，血奴們有的呆若木雞，有的垂頭喪氣，還有的驚恐不安。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事情。
我們又被裝進了汽車里，雨停了，兩輛汽車一前一后地開到了縣城一座學校里，學校的操場上都是人，站著的，坐著的，蹲著的，從服裝和神情上判斷出他們都是血奴。操場的周圍站滿了穿著迷彩服和制服的人，他們是武警和警察。
后來我才知道，當天晚上，肉瘤帶著一伙流氓與另一伙流氓打架，兩伙流氓都動用了槍支，死亡了三個人。流氓和流氓打架，經常會有人受傷，但是從來不會驚動警察，但是，這次不同了，有三個人死亡了。而且，是被槍彈打死的。
槍聲驚動了巡邏的警察，他們迅速協同趕到的武警，將這些流氓包圍了。突擊審訊后，警察們驚訝地發現，原來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頭，他們便連夜突擊，將周邊幾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來。第二天剛好是周末，血奴們便被帶到縣城一所中學的操場里。
雨后的操場上，黑壓壓一片血奴，我沒有想到，在這片土地上，居然有這么多的人以賣血為職業。
天亮后，所有的血奴都被帶到醫院里進行血液檢查，看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在去醫院的路上，我向一名看守的警察說：“我是記者，我想見你們領導。”
警察懷疑地看著我：“記者？哪里的記者？”
我還沒有回答，旁邊一個血奴油腔滑調地說：“你是記者？那我就是省長了。”他的話引來一片笑聲。血奴里什么人都有，我曾經聽蹬三輪車的老哥說，有些血奴并不是生活所迫才賣血，他們是好吃懶做，自愿賣血的。還有些是逃犯，為了躲避追捕，就賣血。
我沒有笑，也笑不出來，我對警察說：“我是XX報的記者，在這里暗訪。”
“你的記者證？”
我拿不出來，那時候我根本就沒有記者證，上級只分配了報社有限的記者證，全部被領導和后勤工作的那些有關系的人瓜分了，在一線采訪的記者很多都沒有記者證。再說，即使有，我也不可能出來暗訪的時候帶在身上。
我說：“我真的是記者。”我走出了隊伍。
一名領導模樣的人走過來，我再次向他說自己是記者，是來暗訪的。那位領導很重視，他讓身邊一個武警帶著我先回去。
來到了公安局里，我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單位的電話號碼、單位領導的名字、單位地址，一名警察撥打了報社的電話，然后讓我在旁邊一間小房間里等候。
我確定，他們相信了我的話。
午飯過后，報社主任來了，隨同的還有報社的司機，他們站在門口，驚訝地看著我，淚水盈眶。我也覺得自己像劫后重生一樣，淚流滿面。
他們拿著報社的證明，把我領走了。
坐在搖搖晃晃的小轎車里，我的眼淚被顛出來了，那是幸福的淚花。我看著窗外，真切地感覺到了這是回城的道路，是回報社的道路，不是回血奴們居住的那座院子。我感到幸福無比。
后來聽說，這些血奴們都進行了身體檢查，查出了幾例艾滋病，還抓到了一些逃犯。
長發只是外傷，身體沒有大礙。那些流氓們都被抓了，還有的被判了刑。
曾經危害一方的血奴群落被徹底鏟除了。
多年過后，我再也沒有聽到血奴群落，這個群落也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