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土地增長率的矛盾，從而造成長時間發(fā)展后，人均占有糧食減少，最終引發(fā)人口減少，后世的人大多都耳熟能詳，即是馬爾薩斯陷井。當然，馬爾薩斯提出這個理論后，世界上并沒有真正發(fā)生。一是生產力發(fā)展速度大大超出預計，再一個是人口增長減慢。
    但在這個時代，人與地的矛盾卻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從全國范圍看，晚唐五代戰(zhàn)亂不斷，人口增長不起來。但在長時間和平的地方，比如福建路，人地矛盾已經非常突出。一方面是人文鼎盛，另一方面是百姓無地可種，要么外出謀生，甚至形成了溺嬰的習俗。
    一旦人多地少，不經過戰(zhàn)亂，或者有意控制人口，很難改觀。以前沒有解決辦法，現(xiàn)在有了，就是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這一切的標本，就是葉縣。
    王安石一邊想著此事，一邊與杜中宵喝酒。過了一會，道：“我想來想去，還是想不明白，怎么開了工廠，就不怕人多地少了呢？地還是那么多，人口終究會一天一天漲上去，豈不一樣？”
    杜中宵道：“當然不一樣。人口在工廠里，住房有限，物資有限，百姓自己就會控制人口。這種事情一時講不清楚，你到了葉縣，自己去了解一下工廠里做事的人，就會明白一些。”
    王安石點了點頭，不再多問。他對葉縣是真不熟悉，對杜中宵所說，半信半疑。現(xiàn)在看來，在工廠里能賺更多的錢沒有問題，可以吸引人口。但人口住在市鎮(zhèn)之后，會降低增長，卻有些想不能。
    看看夜色已深，杜中宵道：“葉縣那個地方，是我建了鐵監(jiān)之后，發(fā)展起來的，當初建鐵監(jiān)時，并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一個地方，算意外之喜。現(xiàn)在發(fā)展起來，真真是喜出望外。只是現(xiàn)在規(guī)模還小，朝廷并不重視而已。由于與以前的店鋪不同，那里的工廠大多稅賦收不上來，也不知道能收多少錢糧。你到了那里之后，要仔細研究工廠，他們怎么生產，怎么賺錢，應該怎么收稅賦，立個規(guī)矩出來。”
    王安石道：“中丞，圣上會不會派我去葉縣，還難說得緊。”
    杜中宵道：“我會稟明圣上，盡最大努力舉薦你去。這次把工廠搞明白了，立出規(guī)矩，對于朝廷以后有大好處。據(jù)我估計，隨著葉縣做好，再有四五年，天下間其他鐵監(jiān)，應該也能做起來。那個時候，你在葉縣的經歷就有大用處了。”
    王安石點了點頭，雖然不知道杜中宵為什么對葉縣這么重視，還是答應。兩人進士同年，十幾年后杜中宵軍功無數(shù)，位至御史中丞，顯然有自己的理由。
    杜中宵道：“除了把工廠搞清楚，還要整理出一套治理地方的辦法。”
    王安石道：“我聽人說，中丞提出地方的官、吏、差分開，各司其職。以官管吏，以差監(jiān)吏，匣清地方。只不知道到底該怎么做。吏人在地方雖然權勢很大，只要官員老于吏事，他們也不能如何。”
    杜中宵道：“似你這樣說，還是以前的老手段，有些不合時宜。現(xiàn)在地方上，各種事情多是吏員在做，可他們的俸祿很少。試問，他們?yōu)槭裁醋瞿兀俊?br/>     王安石想要回答，想想不妥，又閉上嘴。想了好一會，才道：“一是官員相逼，再一個自然是吏員有好處。他們管理地方事務，自不會虧了自己家。加之受賕納賄，好處不少。”
    杜中宵道：“是啊，朝廷人員，受賕納賄應該嗎？可若是不受賄，許多吏員連自己都養(yǎng)不活，更何況是家里人？以前是朝廷無錢，借助地方大戶，不得不如此。其實吏員的好處，都是從百姓而來，又不是平白變出來的。所以吏要雇，役要差，兩者不同，當然就有不同做法。”
    王安石道：“若明有錢，官府自然也會發(fā)給公吏，就是有官員提出的雇役法——”
    杜中宵聽了搖頭：“不，這可不是雇役法。雇役法是用錢代役，這是把吏員提為官員之一種，也由俸祿養(yǎng)起來。官員是流官，由朝廷派到地方，掌的地方之權。吏員則是本地官員，只有升遷和職務的轉換而已，而不必依年限，不必回避。當然，以后做得好了，吏員也可以用招考的辦法用人，而不必拘泥于本地人家。真正做事的輔助人員，則由民戶輪差。吏員若有貪腐，輪差的人可以向官員舉報吏員。”
    王安石道：“中丞，恕我直言，這樣做只是麻煩，又有什么好處呢？若說防止吏員收受錢財，若是官員不肖，依然會互相勾結。現(xiàn)在地方吏員生事，還不是由有官員默許。”
    杜中宵道：“選不出合適的官員，是朝廷的事。最少在制度上，要先假設選出合適的官員，到了地方沒有掣肘。若不如此，大多地方，官員到了只是收朝廷賦稅，而沒有其他作為。”
    說到這里，杜中宵喝了一口酒，覺得微醺，道：“其實說到底，官員治理地方，總有好有壞。什么是好？什么是壞？能夠有整齊劃一的標準嗎？其實沒有。因為官員代表著朝廷，朝廷利益，與地方利益并不完全重合。完成朝廷所定的任務，還要讓百姓生活安樂，有時候是沖突的。哪個重？哪個輕？又要看具體時間，具體地方，面臨的具體形勢。攤開講，里面的學問就大了。但朝廷考核官員，總要有個標準。地方上分官、吏、差就是這個意思。官員同時帶著朝廷所派和地方父老兩個角色，吏員則是單純地依照官員所吩咐做事的人，只管遵從上面旨意，而不管百姓所想。差役本就是百姓，如果本身受損，可以到官員那里舉報。吏對的是官員朝廷所派，完成公吏。差對的是地方父老，不可損壞地方利益。這三者之所以要分開，說到底，其實是因為官員本身在地方扮演兩個角色。”
    王安石搖了搖頭，喝了杯酒，沒有說話。顯然杜中宵的這些話，他并不太贊成。
    杜中宵道：“我們生于人世間，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矛盾的。把矛盾放在官員的身上，因為他們的待遇最高，權力最大，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吏與差，只是兩個角色延伸出來而已。”
    王安石想了想，道：“中丞這話說的在理。世間事，許多都不能簡單地分對與錯，官員理政，當然也是如此。有時候朝廷明令，明知道對地方不好，也不得不如此做。有的時候短期是有害處，但對于長遠卻有更大的好處。其間分寸拿捏，不是易事。”
    杜中宵道：“我說這些，其實是要講明白，朝廷治天下之難，官員為政之難。一二十年間，我們可以對官員有一個印象，這個官員如何，那個官員如何。但是，官員做事的時候，有時候能分出對錯，有時候卻又說不明白。因為官員本身，帶著朝廷和地方的兩個角色，其間分寸拿捏人人不同，許多做法一時也分不出來。地方分官、吏、差，本就是為制度上對官員身份的分離。”
    見王安石有些不以為然，杜中宵道：“介甫為官數(shù)地，所歷官職不多，現(xiàn)在還難理解。不如這樣說吧，天下有治亂，何為治？何為亂？看對外戰(zhàn)事勝敗，看天下錢糧，看百姓安樂，都有道理，但單獨拿出來總有不對的地方？為什么？因為都是一部分。真要看治亂，我想來想去，不如把天下統(tǒng)合起來，看成一個人，類似于一個人的樣子來看。這個人若是健康成長，便是治。若是疲病衰弱，便是亂。”
    王安石笑道：“中丞如此說法，倒是以前沒有聽過。”
    杜中宵道：“天下仁哲之士，總是希望總結出一個道理來。依著道理，就是對的，違反道理，就是錯的。甚且把這道理化為規(guī)矩，便如三綱五常，卻不知道理本身就有時候是不對的。便如人，非要窮究的人本性是什么，從而生發(fā)出治國理政的規(guī)矩，平時生活的規(guī)矩。其實說得清嗎？說不清楚。治國也是這個樣子，其實哪有那么多規(guī)矩！圣人言大同，什么是大同？無爭而已。具體再說下去，就都不合適。真正有道理的，是一個人是一個樣子，許多人聚在一起又是一個樣子。對理政，最重要的人是掌握住許多人聚在一起，而成的這個人，是什么樣的。”
    王安石聽了，一時怔住。他沒有想到最后杜中宵會這樣講，超出意料。
    說完這些話，杜中宵飲了一杯酒，再不說話。他不知道王安石能不能理解，會理解成什么樣子，反正自己想說的話，已經說出來了。
    自登進士第，十幾年紛紛擾擾，杜中宵一直在想，自己在這個年代到度要做到什么。到了最后，卻發(fā)現(xiàn)大理論，實際自己做不來。前世學的各種主義和理論，其實都是對應社會現(xiàn)實。學的時候，告訴你是萬世不易之真理，但真的就是真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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