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杜中宵介紹現(xiàn)在營田廂軍的制度，平淡地分析帶來了哪些好處，還有哪些不足，韓琦慢慢變得認真起來。很明顯，杜中宵的語氣中既無夸耀，也無自責，而是平淡地講解著一件事情。
    以前練兵，自然是按照練兵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獲得的經驗一點一點改善，沒有經過實戰(zhàn)。等到真正實戰(zhàn)了，自然就會發(fā)現(xiàn)以前不足的地方，加深自己的認識。
    以前營田廂軍特別講究紀律，雖然軍中有許多活躍氣氛的舉措，卻是以紀律為核心。真正交戰(zhàn)之后才發(fā)覺，強調紀律是不對的，容易讓低級軍官和士卒刻板，戰(zhàn)場上如同木偶，失去了主動性。這樣的軍隊對戰(zhàn)黨項自然可以，一遇到不利的局面，面對靈活性特別大的游牧騎兵，難免有些不足。
    一進軍營嚴訓紀律，是為了讓紀律成為軍人的本能，在這個基礎上才進行真正的軍事訓練。軍人的本能不只是紀律，那只是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形成軍人集體戰(zhàn)斗的本能。
    前世聽人說，中國農民特別愚昧，愚昧到分不清左右腳，不會齊步走。真正練兵才知道，那是特殊的地理條件和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正因為特殊才會被記下來。從一出生開始殘酷的壓迫在和剝削，完全看不到一點希望的人生，從早到晚沉重的勞動，極少的和極簡單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才會那個樣子。這個世界上，天生是傻子的有多少人？社會條件沒到那個地步，大多數(shù)人不會如此。
    這是韓琦第一次聽到有人如此系統(tǒng)的分析練兵，而不再是籠統(tǒng)地嚴選士卒、軍紀森嚴、賞罰分明之類的套話。杜中宵的練兵，是有一套完整的邏輯貫穿基中，所有原則都是由此生出來的。
    聽杜中宵講完，韓琦道：“經略，這些東西如果寫下來，就是兵法，專門練兵的兵法。世間兵法許多，講這些的卻是極少，甚是難得。”
    杜中宵笑著搖了搖頭：“相公，說兵法也是兵法，說不是也不是。講這些的有沒有？其實應該是有的。秦漢之時，朝廷關于士卒的各種律令，雖然要求與此不同，講的內容卻應該差不多。春秋戰(zhàn)國數(shù)百年的時間，打了無數(shù)的仗，那些仗怎么會是白打的？兩漢之后，天下動蕩，北朝各族多不修文治，這些律令早已不知哪里去了，沒有傳下來罷了。歷朝武功鮮有超兩漢者，恐怕與此有關。”
    韓琦點了點頭：“或許如此。我等文臣，也見不到那些了。”
    唐宋兩朝，其實軍中也是不修文治，不像兩漢普遍的兵役制，必有關于士卒的律令。府兵是專門參軍的人群，不需要律令規(guī)范，自己家里從小會教，軍中只要嚴明軍紀即可。后面的藩鎮(zhèn)更不必說，只要有一部分精銳親兵，再有大量炮灰就可以了，哪個耐煩羅里羅嗦的律令。
    軍中從練到管再到戰(zhàn)的條例，應該是一個整體，形成一種完整的風格。這種風格反映到每個軍人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才是真正軍人的本能，紀律只是最基礎的部分。宋朝軍隊其實沒有這樣一套條例，還是五代延襲以來的軍閥風格，杜中宵要去自己總結出來。
    講了練兵，兩人一時沉默，靜靜坐著喝茶，看著天上悠悠的白云。
    韓琦仔細咀嚼杜中宵說的話，越想越是覺得有道理。或許具體內容有錯漏，但這樣一整套的由作戰(zhàn)原則到完整條例的文書體系，應該要有的。朝廷各個衙門，政事常有中書條例，樞密院有樞密院條例，三司有三司條例，甚至一州一縣都有自己的條例，軍中怎么就不需要了？僅僅靠軍法怎么可以，有了刑統(tǒng)就不需要各種條例了？有了這套條例，軍中一切有章可循，跟以前就大不一樣了。
    喝了一會茶，看天色還早，韓琦隨口問道：“練兵如此，經略以為，作戰(zhàn)又該如何呢？朝廷修武經總要，刻各種兵書，頒發(fā)諸將，正是要重整軍備之舉。”
    杜中宵道：“相公問起，下官就略說一二，不當之處，還請見諒。”
    韓琦笑著道：“經略但說無妨。”
    杜中宵道：“打仗其實自古至今大的原則相差不多，具體因時而異。戰(zhàn)略就是大局，為帥者當盡量不打無明確目的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把握戰(zhàn)機。不得不戰(zhàn)時，沒有戰(zhàn)機要創(chuàng)造戰(zhàn)機。戰(zhàn)術說起來就更加簡單了，盡最大努力強硬擊弱，以多擊少，不可陷兵于險地。采取各種辦法，達成這個目的。絕大部分戰(zhàn)術，應該都以此為原則。戰(zhàn)場指揮，則要盡可能發(fā)揮己的優(yōu)勢，限制敵方的優(yōu)勢，以己之長擊敵之短。”
    韓琦道：“經略說的倒是簡潔明了，只是做到有幾人？”
    杜中宵道：“相公，世間事大多就是這么簡單，可實際上越簡單的事情越難做。要把簡單的事情做好，要求認真，可我們有幾個人認真？有幾個人能夠一直認真？聰明人總是高估自己的智慧，覺得做簡單的事情是一種侮辱，認真是愚蠢，妨礙了他們智慧中靈光一閃的一剎那。我一直要求營田廂軍將領，不要什么靈機一動，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地按部就班，把規(guī)劃好的事情做好了再說。真有余力了，靈機一動的智慧才會有用處，不然就是害人的毒藥，耽誤了正事。”
    “作戰(zhàn)的原則很簡單，就是要打敗敵人，獲得勝利。用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勝利。但真正指揮軍隊的時候，很多人就會忘了這一點。自古流傳下來的兵法，將領用來開闊眼界是好書，如果當作學做戰(zhàn)的條例，那就大錯特錯。不是不切實際，就是刻舟求劍。文人學兵，苦讀兵書，真指揮軍隊了，要么不知所措，要么言過其實，要么漫無目的——”
    韓琦皺眉頭：“經略和意思，是不用文官為帥？經略難道不是文官？”
    杜中宵搖了搖頭：“相公誤會，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學用兵，不要從兵法上學，而是要真真正正熟悉軍隊，熟悉作戰(zhàn)。認認真真學，不要飄到天上去。朝廷現(xiàn)在，文人不知兵，知兵的武將又有幾人？文人好歹讀書識字，讀過幾本兵書，比武將還是要強一些。”
    杜中宵對武將流行粗鄙不文的風氣非常反感，甚至有將領以不識字為風榮，不知所謂。營田廂軍掃盲只怕做得少，跟其他軍隊完全兩種風氣。連字都不認識，戰(zhàn)略、戰(zhàn)術豈不是要用人做自己的眼睛。
    “戰(zhàn)爭原則其實就那幾條，老老實實、認認真真細分下去，學會打仗其實并不能。以戰(zhàn)場論，無非是密度、速度，保存自己，殺傷敵人，自古至今沒怎么變過。陣形怎么擺出來的？我有什么兵器，臨敵時如何用最短的時間、以最快的速度用武器擊敵，如何防止敵兵傷己。在此基礎上，兼顧指揮和變換。只要緊緊把握住了這個原則，不管什么陣形，都不能理解。相反，為讀書而讀書，陣形學了何用？”
    “傷敵、護己——”韓琦默念幾遍，不由苦笑。“經略論兵，還真是簡單直接。”
    杜中宵道：“戰(zhàn)場指揮就是如此。擺陣形，無非是依地理、天時、敵情，最大限度的把自己兵器的威力發(fā)揮出來，傷害到敵人。同時盡量減小敵人的傷害，保護自己。利于指揮和陣形變換，其實也是出于同樣的目的。用槍，便就盡量用長槍，猥集一起，如墻而盡，讓敵人無處躲，無法攻到自己。用弓弩，則前排的弩手想盡辦法，讓沖過來的敵人放慢進攻速度，近身前射出最多的弩矢。后排弓手，則盡量最短的時間射出最多的箭，射到敵人最多的地方，說到底無非如此。”
    “沒有火槍火炮的時候，戰(zhàn)場作戰(zhàn)就是如此。將領審時度勢，在局部戰(zhàn)場短時間形成以多打少，以強擊弱，及時抓住戰(zhàn)機，擴大勝勢。有了火槍火炮，就是最大限度發(fā)揮火炮的火力，讓敵不得集結，造成最大殺傷。火槍及時抓住火炮創(chuàng)造出來的勝機，一舉擊潰敵人。敵人潰逃，騎兵追上，獲得最大戰(zhàn)果。”
    韓琦聽著一時無論可說：“經略作戰(zhàn)，委實直接——”
    “以前沒有火槍火炮，弓弩為多，戰(zhàn)力如何與人數(shù)關系最大。所以戰(zhàn)術指揮，調動敵人，改變戰(zhàn)場局勢，大多以人數(shù)論。有了火槍火炮，戰(zhàn)力與火力關系最大。戰(zhàn)術指揮，就變成了以火力為主要，按照火力進行調動，一切以發(fā)揮自己的火力為主要目的。”
    說到這里，杜中宵笑著搖頭：“我懂什么兵法？自練兵起，我讀過無數(shù)兵書，到最后全是無用。等到靜下心來，認認真真把軍隊的原則理一遍，從最基本的入手。把最基本的戰(zhàn)略原則、戰(zhàn)術原則與臨戰(zhàn)指揮原則，一步一步分下去，直到分到戰(zhàn)場上的每一門炮、戰(zhàn)場上的每一桿槍、戰(zhàn)場上的每一個人，他們應該怎么想，怎么做，才大致有了眉目。再向上理清戰(zhàn)場指揮什么職責、戰(zhàn)術指揮什么職責、戰(zhàn)略指揮者又該是什么職責，編成冊子，無數(shù)次修改，才算初步真正懂得打仗。此時再回頭讀兵書，就豁然開朗。”
    “兵公說起兵書，營田廂軍的兵書，其實就是一本一本小冊子。從最初的懵懂無知，一步一步試著來。錯了就改，改了再試，才終于有今天的局面。這些小冊子，是營田廂軍自我起，所有的軍官和兵員的心血凝結，比任何一本兵書都重要。有了這些基礎，才能談兵法。不然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說到這里，杜中宵嘆了口氣道：“也是看了前方送回來的攻獨輪寨之戰(zhàn)，再想數(shù)年練兵，我才真正初入門戶。才知道仗怎么指揮，怎么布置，到底要怎么打。到了頭來，無非還是那句話，世上的事就怕認真二字，認真去做了，把簡單的事情做極致，到了最后好像也就不簡單了。文人談兵被人譏笑，便就是因為其實沒有這些基礎，看了幾本兵書夸夸其談，怎么會被人看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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