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和蘇頌坐在柳蔭下，看著前面陶十七帶了幾個工人，在那里安新制的活塞。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把蒸汽的壓力提上去，外面接冷凝器，增大溫差。這都是杜中宵前世初中時學過的內容，現在通過實驗一點一點驗證而已。由于材料不齊，儀器一切從簡。比如溫度計，比如壓力計，都用一些土辦法，只能看出個大概。反正只要知道蒸汽壓力與溫差與功率的正比關系就可以了。
    杜中宵也想制玻璃，只是沒有成功。現在是有制玻璃工藝的，不過發展路線不同，朝著制作類似玉石、翡翠的方向去，只有觀賞性能。要制透明的玻璃，需要精選原料，做許多試驗。永城小地方，拿不出多少錢讓杜中宵用在這些事情上，只能小打小鬧，杜中宵也不可能自己掏錢來做這些事。
    有了玻璃，很多儀器就可以做了，比如水銀溫度計，壓力計，諸般種種。這些技術上的事情，杜中宵都是開個頭，真正做下去，還是要靠這個時代的聰明之士和能工巧匠。當然，以后有條件了，辦起學校來更好。那都是以后的事，現在杜中宵還沒有這個精力。
    把手中的邸報交給身邊的蘇頌，杜中宵嘆了口氣：“范、韓二相公自西北入朝，位列執政，又有富相公意氣相投，聯手施行新政是好事。但朝中諫官和館閣人員借此攻擊老臣，鬧得沸反盈天，實在不是什么好事。石直講當世大儒，寫《圣德頌》沒人可說什么，可動輒指重臣為奸邪，唉——”
    蘇頌接了邸報看見，隨手放下，沉默不語。
    杜中宵又道：“景祐年間，范相公被貶，蔡君謨作《四賢一不肖詩》，已是引起無窮風波。現在石直講更進一步，寫《圣德詩》，直指重臣為‘妖魃’、‘大奸’，成何體統！蔡君謨知諫院，歐陽永叔和余安道同為諫官，與石直講等人同氣連聲，以范、韓、富諸相公為大賢，朝中其他大臣怎么想？”
    蘇頌輕嘆一口氣：“待曉是與石直講等人政見不同么？”
    杜中宵道：“哪里有什么政見不同，只是他們自稱君子之朋，以臺諫應和宰執，犯了本朝不結朋黨的大忌。此事于朝政無益，對范、韓諸相公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蘇頌道：“然而，夏太尉在西北數年，逆賊未平，寸功未立，入朝為相，本就人心不服。縱然改樞密使，依然難平眾議。夏太尉在兩府，只怕臺諫就不會善罷某休。”
    杜中宵苦笑著搖頭：“覺得夏太尉不堪眾任，直指其才干不足即可，何苦就指為小人奸佞？爵以酬功，任官以能，此是古訓。論官不論其功勛才干，做事的官員豈不會無所是從？”
    蘇頌笑道：“待曉這話也有道理。不過此時道學張目，你這話說的卻不是時候。”
    杜中宵搖了搖頭，不再跟蘇頌談論這個話題。蘇頌本人對黨爭不熱衷，杜中宵反對，他同樣也不感興趣。不過他看得清楚，現在正是道學興起的時候，杜中宵反對也沒用，不過發發牢騷。他是怕杜中宵對此事想不開，卷進黨爭里去，私底下說兩句沒什么，他也就沒有興趣了。
    夏竦是西北經略使，范仲淹和韓琦是經略副使，結果打了幾年，夏竦回朝，被指為奸邪，甚至石介指著鼻子罵，而兩個副使卻負天下之望，成了朝政的大救星，讓杜中宵想不開而已。這其中的差別更讓杜中宵確定了自己對慶歷新政的看法，新老交舊，朋比黨爭，想象中的局面一新是沒有指望的。
    慶歷黨爭始于景祐年間范仲淹被貶，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徹底撕破了臉皮。不過此一時彼一時，占上風的不再是呂夷簡，而是范仲淹、韓琦和富弼等人。他們在宰執中占多數，外面又有諫官支持，不管在權力還是輿論上都占有絕對的上風。不過此時的范仲淹也不是當年的范仲淹了，作為旗幟，他個人跟呂夷簡的關系早已緩和，對石介等人激化黨爭的做法也頗有微詞。奈何，他根本控制不住局勢。
    蔡襄、歐陽修、余靖等人，這些哪一個是好相與的？筆似刀，嘴巴一個比一個厲害，被他們針對那還有一個好？這還是王素因為被人舉報跟孔道輔有姻親，外放到了淮南路，不然這些人勢力更大。作為前朝宰相王旦的幼子，王素還有跟皇帝的私人關系這一層呢。
    把所謂的呂黨和范黨劃分一下，范仲淹旗下的主要是年輕少壯官員，而被他們針對的呂夷簡一黨則多是老臣，只有王拱辰、張方平等少數青壯。而且范黨是主動結黨，呂夷簡一伙實際并不團結，很多人是被其他人強行捏一塊的，他們本人根本沒那個意識。便如此時被針對的夏竦，其實與呂夷簡不和，他還想著自己應該做宰相呢，根本沒想去依附什么人。
    西北戰事，背鍋的是夏竦這個正任經略使，其實反映了很多問題。就是不管皇帝還是大臣，甚至天下百姓，都對前面十年的朝政不滿，要實行新老交替了。呂夷簡掌政最久，他不出來背鍋誰背？西北的戰事有夏竦背鍋，朝中有呂夷簡背，帶著責任退出朝政，這才是要開啟的朝政新局面。
    范仲淹已經渡過了自己的青澀歲月，對此大概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只是他仕途坎坷，并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底，只是個名義的領袖而已。下面歐陽修等人入戲入深，無法自拔，前途實在不樂觀。不過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歐陽修是一代文宗，他們政治斗爭輸了，輿論和歷史卻贏了。
    對這次改革，杜中宵知道兩件事。一件是范仲淹等人輸了，另一個就是歷史上的定論，君子黨被小人所害，導致朝政因循，失去了改革的契機。這是個兩難局面，誰卷進去誰倒霉，杜中宵當然發牢騷。
    見杜中宵不住地搖頭嘆氣，蘇頌道：“我們不過是州縣之職，哪里管得了朝中相公的事，不要在這上面勞心了。你前些日子想興辦些產業，想好了怎么做沒有？”
    說起這些，杜中宵才又重新振作起來：“大致有些眉目了。營田務這里，我決定還是按著以前的辦法來做。不進官莊的自然由他們去，按著編戶來管就是。營田這里，官莊的土地劃出，莊里一應產業由莊里自己人做主，立為村社。村社管理辦法，參考古籍，選出社老，指定人員。凡村社的保政和鄉書手，一應作為縣衙公吏，發給俸祿，催辦錢稅，巡視地方，卻不管莊里的事。”
    蘇頌點了點頭，聽了杜中宵的話只有個大致的概念。村社是古法，聽杜中宵的意思，還有些井田制的影子在里面。托古改制，是中國傳統改革的正途。當然，實際杜中宵參考的是他前世的集體所有制，這就沒有必要向別人解釋了。因為從表面看起來，參照典籍，大可以說是先秦時村社的改良。
    有營田制這個集體所有制經濟體，鄉村經濟，包括一些場務就有了寄托。產權明晰，這是以展經濟首先要解決的。確立集體制的村社，首先解決鄉村的產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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