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事鬧得很大但又鬧得很小。
    說大，是因為涉及的人數很多，幾十萬名工會成員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被強制復原回普通百姓的身份。
    說小，是因為即使六個省數百個大小不一的工會、農會都強制取締，但沒有鬧出任何的風波和亂子。
    話說回來，只要朱允炆還活著，大明，他就鬧不出什么亂子來。
    老百姓不敢鬧，那些個官員又有誰敢鬧。
    江南六省打擊工會的力度絕對夠大，但沒有一個地方敢拿著雞毛當令箭，肆意抓人定罪，所采取的手段，無非都是如浙江那般，對各個工會的負責人進行一番所謂的誡勉談話，等到取締解散了其組織領導的工會后，人也就會放出去。
    倒是沒有炮制出什么讓人生厭的冤假錯案。
    也是這幾個月，朱文奎是在江南出盡了風頭，畢竟誰讓這打擊工會的行動是他發起的，江南六省的呼應，讓朱文奎甚至有了一種‘代天子’的感覺。
    那種發號施令，一言出百萬人相隨，權力的滋味原來是如此的美妙。
    更令朱文奎感到興奮的事，便是他帶領著調研組打算回北京前，江南六省為他舉行的堪稱盛大的歡送儀式。
    一場由江南數十位頂級豪商共同組織起來的歡送儀式。
    畢竟，朱文奎打擊工會，最應該彈冠相慶的，恰恰就是這些個大商人和地方官員。
    官、商兩界，都對朱文奎那是喜歡的不得了。
    加上恰恰只有官、商兩種身份的人，掌握了江南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以及超過九成的社會資源。
    而那些個工會、農會成員，便是有幾十萬、上百萬又如何，毫無影響力的一群菜根蚍蜉罷了。
    “二皇子搞工會、農會，將咱們大家伙手里的利益搶走，還要分衙門的政治決斷權，是官商兩界共同的敵人，而大皇子打擊工農，保護咱們的利益，那么，與江南六省言，誰是咱們的敵人誰又是咱們的朋友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嗎？”
    歡送會辦的很大，但是朱文奎沒有露面參加。
    倒是難為這小子，春風得意的階段還知道什么叫做低調與小心。
    連這堂匯聚江南六省達官顯貴、富商名流的大宴都沒敢參加，生怕讓人參上一本僭越的奏疏。萬一喝歡了，不小心在某些細節上得意忘形，白白浪費了自己這大好的錦繡前程。
    他是沒有參加，但不妨礙這場本質上就是慶功會的盛宴如期舉辦，只不過改個名頭罷了。
    將歡送會改成了江南工商業發展交流大會。
    而在禮堂后的大會議室內，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廣這江南六省有頭有臉的官、商大員們幾乎坐滿了每一個角落，正開懷的交流熱烈。
    “誒，我等做臣子的，豈敢僭評天家。”
    倒是幾位布政藩臺還保持著清醒和低調，發現話題的苗頭有些不正，趕忙開口糾正：“今日是咱們江南工商業發展的交流會，大家歡聚一堂，目的當然都是群策群力的將咱們江南各省發展好。
    北京搞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體系，咱們江南依托長江、大海，交通和資源更豐富，完全亦可以搞個長江帶共同發展體系不是。”
    京津冀發展體，長江帶發展體？
    眾官員、富商先是沉默，而后都眼亮起來。
    這事如果能經內閣通過，絕對是大有可為的。
    “中央近兩年在造鐵路，但是重心一直都圍繞明聯來忙活，沒有撥錢給國內，如果諸位想要長江帶體系成立，必須集資先免費替國家修一條江南的鐵路網出來。”
    安徽布政使葛仲文開口道：“我們這些主政的負責出力，你們負責出錢，大家通力合作，心往一處使，盡快推動長江帶共同發展體系的成立，諸位覺得可行否？”
    會議室內沉默一陣，很快就有一名無錫的豪商站了出來。
    “只要可行，我愿出資五十億！”
    眾皆嘩然。
    萬沒想到，這第一聲，就喊出了天價。
    有了開頭者，一眾富商也不再忙著算計腰包，紛紛慷慨解囊，頃刻間便是報出幾十到上百億不等的天文數字。
    免費為國家修鐵路，為什么這些個商人還愿意如此慷慨？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對于恨不得把一文錢掰成兩半花的商人群體來說，讓他們如此大方的豪捐幾十上百億，只因為他們從這一共同發展體中看出了更大、更豐厚的回報。
    那就是支持大皇子繼位！
    大明的國情擺在這里，擺的明明白白。
    那就是南強北弱、南富北窮。
    江南是大明的國本，是政治、經濟不可動搖的重心區域。
    北方即使現在拼了命的發展和建設，幾十年之內也不可能超越江南。
    但是如果國家確實要發展北方，早晚還是會有持平和超過的一天。
    眼下，江南的官商自然沒有人愿意看到那一天。
    他們要大力發展，要拿出一份成績，還要拿出一份支持大皇子的決心。
    用這份成績來保朱文奎做太子，而后等著將來前者投桃報李的那一天。
    只要朱文奎能坐上奉天殿里那張金椅，首都重新遷回南京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只因為這一波，朱文奎在江南的行為收獲了大家伙所有的好感以及信賴。
    大皇子，是站在他們這一邊，是保護他們利益的。
    如果按照歷史長河其特有的規則來言，官、商就是一個國家的中流砥柱，是一個國家的主干力量。
    而往往得到這一波國家主流階級認可的人，幾乎做皇帝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這也恰恰是楊士奇一眼看透，認定朱文奎會做儲君的原因所在。
    誰打擊工會、農會，誰就可以收割這一波官商的忠誠。
    如果朱允炆不打算安排朱文奎做儲君，完全沒必要派后者來江南搞所謂的調研工作。
    深諳政治甚深的楊士奇還是選擇了下注朱文奎，不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他的兒子楊稷。
    他的投注是得到豐厚回報的。
    朱文奎從江南回轉北京之后，一紙明詔就發到了天下。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之長子文奎，為皇后所出，宗室首嗣，天資粹美，品格貴重，茲恪遵初詔，載稽典禮，俯順輿情，謹告天地，宗廟，社稷，授以冊寶，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以重萬年之統，以繁四海之心。”
    正位東宮，明詔天下！
    而后，楊士奇的兒子楊稷，就調任南京出任南京知府！
    大勢所趨民心所向，作為嫡長子的朱文奎，就這么像是踩著棉花般，暈暈乎乎的進了文華殿，坐在了內閣的上首，俯瞰百官朝堂。
    這一天，是皇明四十五年七月初十！</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