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場內一片安靜，所有人都在消化嚴震直剛剛提出來的這項關于加賦的建議，包括朱允炆在內。
    不得不說，嚴震直提出來的這一條，通過加賦來為農民的未來提供風險保障，不僅小幅度的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同時還增強了農民群體抗風險的能力，不會出現因為天災人禍導致一家老小都吃不上飯，也讓賑災從完全的施舍性質變成了更健全的幫持機制。
    而朱允炆之所以感到開心，便完全是因為嚴震直這一項建議，完全是社會保障機制的草創版。
    高稅收的同時高福利。
    “農民多交賦這一點或可行此政，那工人呢？”
    曾文濟皺了眉頭：“工人的工錢是定數，多了一成的工錢稅，到手便更少了，如此何解？”
    “工人的工錢不是由工人決定的，而是由工廠主決定的?！?br/>     嚴震直說了一句最簡單、通俗易懂的話：“作為雇傭方的工廠主，當然希望工人的工錢越來越低，甚至是像幾十年前那種，充做免費的勞動力。
    如今，京畿帶工人一天的工錢基本穩定在五十到六十文的區間，我們加征一成的稅，工人到手的自然會更少，工廠主是不會替工人繳納這筆稅錢的，看似增加了對工人的剝削。
    這個時候就是需要我們國營工廠起帶頭作用的時候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加速，工廠越來越多，自然而然對于工人的需求量也就會加大，工人不是前朝的包身工、佃農、賣身奴，沒道理一輩子就在一家工廠做工。
    我們的國營工廠提高工人的工錢來招工，那私營民間工廠必須跟上，不然他們就招不到工人，沒有工人就沒有生產產出，他們就賺不到錢。
    同微不足道的工錢相比，他們會做出最明智的選擇，那就是為工人加薪。
    我們為一個工人一天的工錢取一個定數，六十文，現在我們國營工廠定到八十文，扣除掉一成的稅，工人到手七十二文。那么假定招募的工人數為五萬，我們也僅僅是多支出了十二文，五萬人便是六十萬。
    假定全國的工人有三百萬，私營民間工廠同樣將工錢提高到八十文，那每人八文錢的稅，三百萬人就是要繳納兩千四百萬的工錢稅。
    我曾經在京城戲班看過一出戲，里面有句話很搞笑，說‘鄉紳的錢如數退還，百姓的錢三七分賬’，如今呢，我們是保障百姓的收入原封不動并且還加一部分給到百姓手里，而富商的錢呢咱們拿出來，不搞三七分賬，全部拿出來給基層工人做保障。
    因工受傷的、因工亡故的、工傷致殘的，咱們建立起全面的層級保障，該補給五年的補五年，該補給十年的補十年，包括一定比例的醫療補貼都將從這筆加征的工錢稅中支出?！?br/>     “好辦法！”
    一直默默聽了好幾天大會的朱允炆開了腔，喝了聲彩。
    嚴震直的主意不得不說確實大才，這是將社會階級中的頭部財富拿出來分到底層，而底層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亦會將財富通過花銷的方式聚攏到頭部階級，可是頭部階級想要將本屬于他們自身的這筆錢重新裝回腰包，又要過一道程序，那就是交稅。
    舉個簡單的例子，商人拿出二十文給百姓，百姓再買東西把二十文還給商人，商人到手的卻可能只有十五文，有五文錢到了國庫。
    如果商人后面不想繼續拿出來怎么辦，國庫就把五文錢拿出來用到給百姓提高待遇上，這就是國營資本的引頭作用，商人就不得不也含淚掏腰包繼續加工錢。
    這就好比是所謂的最低工資標準紅線。
    每次增加工人的工錢，商人都必須服從這項政策，他不服從，那么就要接受招不到工的情況，投入巨資的工廠就無法運轉。
    “但是工錢提高了，商人對外銷售的商品價格會不會也跟著提高，造成一定的物價膨脹呢，如果出現了物價膨脹，工人就算工錢提高，但購買力下降，那又有什么意義呢？”
    “國營資本的商品不提價，民間誰敢提價？”
    一句應對，眾人皆笑。
    工錢提高但商品價格不高，利潤空間就會壓縮，國企帶頭讓利于民，帶著全國的商人一道讓利于民，這就是割商人的肉喂百姓的肚子，是均財富的一種手段。
    當然，即使均財富，朝廷也會保障商人有利可賺，不可能搞涸澤而漁的事來破壞經濟市場的健康發展。
    只是適度的壓縮一部分。
    讓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不至于過速的拉大和出現不可攀越的鴻溝。
    “工人、農民的收入提高，物價保持穩定不出現飛漲，且基層百姓的生活保障制度也建立和完善，這未來的老百姓是怎樣一種夢幻的生活啊。”
    臺下面，一個官員突然發出了這種感慨，很快全會場都應和不斷。
    “以上便是鄙人之拙見，提請陛下與大會審議?！?br/>     嚴震直轉身面向朱允炆一躬到底，而后邁步下臺。
    身背后，朱允炆起身帶頭鼓起了掌，整個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邁步走下臺階，朱允炆站到了講桌之后，伸手，全場恢復寂靜。
    “朕很欣慰，因為這政策是嚴卿自己提出來的，沒有朕任何的意思在其中，這說明，這個國家的未來與全國人民的民生，已經不再只是朕一個人在操心。”
    為什么古代百姓的生活質量進步的如此慢，只是官僚階級不為民操心嗎？
    太偏見了。
    古代的官是想要操心而沒有精力啊。
    依托皇權的官僚階級，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先想著如何陪好皇帝，因為伴君如伴虎。
    朝堂之上的政治詭譎、黨派紛爭、攻訐暗算數之不盡，所以他們的精力多半都忙于這些事情上，甚至皇帝可能就隨口說一句。
    “今天天氣真好?！?br/>     這群官員都能回府想個通宵大夜。
    你要讓他們寫出聽后感，估計都能寫幾萬字出來。
    人皇帝確確實實就是夸天氣好，他們都能為此掀一波黨爭。
    “我們認為皇帝說這話是這么個意思?！?br/>     “不對，皇帝說這句明明是那個意思?！?br/>     “你們這是什么意思？”
    “我們沒別的意思，就是這么個意思。”
    真沒意思！
    當政治資源都用在這種扯皮的時候，還有哪個官員的精力能搞好民生發展呢。
    而往往踏實搞民生的，都不被同僚所喜，引之為異類，且自身極難升遷。
    這便是殘酷的官場現實。
    如今的大明政壇隨著進入許氏內閣時期，這種事不能說不存在，只能說已是極少，加上朱允炆的主動降低自身于政治領域的存在感，不參與朝會、不拋頭露面，也是極大省下了天下官員揣測圣心的功夫。
    踏踏實實工作，勤勤懇懇為民。
    這樣的國家發展速度，又怎么可能不快呢。
    朱允炆面向嚴震直，語氣誠懇的說道：“卿之建議大善，朕代天下百姓，謝謝嚴卿。”
    臺下嚴震直忙起身。
    “臣做官為民自分內之事，不敢當陛下謝，更不敢當天下百姓謝，臣惶恐。”
    皇帝的一句感謝亦是定調子之語。
    那便是曉諭大會，嚴震直的建議，審閱通過！</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