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太極殿談話，無論皇帝又或者沈充，可以說是都已經言及極為坦誠的程度。
    事到如今，皇帝惟求一個體面的收場，而沈充也陳述樁樁種種理由，向皇帝說明他所認可方案之不可取。
    其實關于后續種種，他們父子也早有定策，但很顯然也不可能在此刻向皇帝和盤托出，不過他作為沈氏的家主，也向皇帝做出了保證，無論后續事情發展到哪一步，他們父子都會竭力保證皇帝的安全與榮養待遇。
    這一次的談話，并沒有廣為流傳開來，一則如今的臺城早已經空虛大半、沒有太多的閑雜耳目，二則如今的沈大將軍北伐完功、聲勢正是如日中天，時流更多注意力還是集中在了洛陽。
    皇帝要消化或者說接受這一現實，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時間。而有關大將軍履極的最后步驟，卻早已經悄然展開。
    國丈衛崇由七月初抵達洛陽，代表江東朝廷，正式加封大將軍沈維周為梁王，并將北伐論功助事概付行臺。與之相對應的，還有一樁禮儀，那就是北伐既然已經成功，自然是要祭告晉世諸先王，所以行臺上下，也必須要開始準備迎駕事宜。
    幾乎與此同時，身在瑯琊國負責修繕營建先帝故國的譙王司馬無忌上報，工程進行過程中發生地陷，兩代瑯琊先王包括太妃等陵寢俱都發生不同程度的損傷，向江東臺城并洛陽行臺告罪請示。
    由此，典午歸命的序幕正式拉開。
    首先，梁王借行臺發聲表態，瑯琊故國久荒，過往這些年人災天禍難免，譙王督事誠是有責，但不及入罪，有司議論即可，朝野內外，概不得以此泛論及于妖異，大運昌隆，諸邪無侵，凡妖論惑眾者，一旦查實，即刻系罪。
    當然，行臺的表態在這樣一個微妙時機下，只會令時流對此關注更多。但是行臺如今作為晉祚實際上的執政機構，既然有此表態，便等于在宣告天下，梁王絕對不會通過神鬼妖異之論而窺視大位。
    可是輪到江東臺城發聲表態的時候，卻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往年途險國亂，祭祀難行，可如今河北大賊已除，祖陵生變，于情于理都該要親望祭慰祖陵。可是行臺迎駕禮儀也在進行安排布置，皇帝的行程就發生了沖突。
    所以，接下來江東的皇帝究竟是前往瑯琊故國祭祖，還是前往洛陽祭統，便成了一個兩難的選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難題，取舍如何，將直接關系到未來天下大勢的走向。
    當然，身為皇帝總該是有特權，最起碼面對這種兩難選擇的時候，還可以求助于旁人，付諸公論。
    于是，整個七月里，河北大地剿殺羯國余寇的戰斗仍是進行得如火如荼，捷報頻傳，而在洛陽與建康這兩大政治中心之間，世道氛圍卻已經行入到了下一步的節奏中。
    經歷過江東的多年考驗與江北的連年攻伐，梁王權術應用可謂是達到一個極高境界，而其中有一個最為關鍵的心得，那就是不立危墻之下。
    無論是他，還是江東的皇帝，都不宜直接出現于這一輪的鋪墊中，畢竟梁王所需要的是皇帝能夠平穩落地，而不是直接廢黜。
    這就需要一層層的剝離掉江東法統身上那些似是而非的合理性，而且是要在世道矚目下的無可挑剔，如此才可以確保讓皇帝完全不必再受中朝陰影的覆蓋影響。
    現在，皇帝首先要祭祖還是要祭統，由你們天下人來討論。當然，討論的過程中，梁王雖然可以保證不偏不倚的態度，但必然也不會放棄武力干涉的權力。
    接下來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單單在洛陽龍門，各方時流便云集于此，大大小小的辯論舉行了十多場。雖然名為辯論，但其實與會者意見基本趨同，那就是認為皇帝應該優先返回瑯琊故國祭祖，只是所持理據各不相同而已。
    與會諸人當中，仆射崔悅、禮部大尚書盧諶發言堪稱感人肺腑，令聞者無不傷感垂淚。他們所論，所涉禮法尚淺，而尤以倫情為重，舊年胡禍諸夏，王道不行，可謂是天地同悲，生民俱禍，無數人迫于胡禍而背井離鄉，倫情崩壞，人道衰微。
    如今天幸羯胡巨賊已除，世道歸治未遠，正是百廢待興。若是就連皇帝都還不能即刻回歸桑梓，重續祭祀，則人情惶惶，何時能夠歸安？天人絕途，何時能夠再續？
    人感受最深刻，永遠都是切身之痛。崔盧所言之人情困境，上及君王，下覆黔首，多少人背井離鄉，鄉聲不聞，祖祭斷絕？
    因此崔盧這一番發言，也成了這一次龍門議的群情共聲，認為皇帝應該優先祭祖。
    而在這一次的龍門辯議之中，有關于晉世統序問題也進行了一次大普及，與會者不乏時流此前僅僅只是模糊知道中宗司馬睿一脈乃是典午偏支，可是借著這一次辯議，整個典午族譜被扒了一個底朝天，更多人才第一次清楚發現，原來江東一系較之中朝帝系血脈已經是如此偏遠。
    世道不乏聰明人，當事態已經發展到這一步時，許多人對于梁王的意圖已經有所了然。特別是參與會議并作定論發聲的崔盧二人，對此感受更加深刻。
    崔盧二人在行臺中算是相對比較特殊的存在，不僅僅只是因為他們加入行臺日短，更因為他們各自出身本就河北名門，可以說是天然的中朝士流代表人物。而在此前，行臺幾乎不存在此一類的人物，即便是有也是如王述之類，根本不具備成為一方旗幟的資格和聲望。
    崔盧二人入洛，各自得授顯職，與此間時流交際也都頻密。他們自然也聽說許多梁王舊年事跡，如何在江東世族層層壓制之下脫穎而出，但是這些耳聽為虛，終究不及親身感受深刻，特別梁王聲勢正隆，時流言及難免近于玄奇。
    可是這一次，他們是真真正正感受到梁王手段。雖然在這件事前前后后，梁王始終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向他們傳遞什么意愿，但他們卻不得不按照梁王所設定的路線去做，根本就無力抗拒。
    龍門辯議是將江東世系與中朝剝離的第一步，這一點崔盧二人都很清楚。而且他們也是久經世事磨練，不乏見微知著之能，同樣明白，一旦江東傳承與中朝聯系不再那么緊密的時候，隨之而來必然會是對中朝的大批判，甚至將會伴隨著人頭滾滾。
    崔盧二人可以說是當世僅存不多的士流代表人物，同樣也可以算是中朝既得利益的一派。他們哪怕用腳趾頭想想，都明白這種批判與清算必然是對世族不利。他們張一次口容易，余生只怕都將要浸入此中，作為一種標志存在。
    但他們拒不表態，同樣蘊藏著極大的兇險。如果說江東晉帝是中朝法統繼承的不二人選，那么帝立南國經年，他們又在哪里？
    幫助行臺洗刷掉江東法統正當性，他們未來在新朝或許會一直處在尷尬的處境中。而若拒絕就此表態，他們連加入到新朝統序中的機會都無，而且將會以一種非常丑惡的面目釘在恥辱柱上被清算！
    無論如何，龍門辯議的結果，算是將中朝先王排除在了江東帝室的嫡直祖宗之外。而政治的邏輯或許沒有那種直接明確的指向，可是當邏輯鏈條一旦被打開第一個，后續便會次第崩解。比如這一場辯論之后所引發的下一個問題，既然如此，江東一脈憑什么能夠繼統？
    事情進行到這一步，便需要由江東臺城出面，將一部分中興時期圖籍典章披露出來，其中便包括群臣屢勸進而元帝六讓七辭等諸多往來籍文。而在這一批被公布出來的資料之中，作為青徐僑門的代表瑯琊王氏可謂是最為出眾。
    這本也是極為正常的事情，畢竟元帝司馬睿所以能夠渡江化龍，瑯琊王氏的鼎力相助可謂是功不可沒。可是在如今這個氛圍下看來，瑯琊王氏諸多勸進表章便顯得扎眼且扎心。
    瑯琊王氏乃是江東鐵定的叛逆門戶，無論是此前在王導死后的逆案，還是之前王敦兩次作亂，元帝遭幽禁而死，其家逆亂之罪已經無可洗刷。
    如今前事新翻，元帝那履極之前的六讓七辭更像是一種被權門苦苦威逼強行架上，為的只是竊持君權、逞其私欲。而元帝最終落寞收場，也同樣符合這一思路。
    通過對瑯琊王氏新一輪的批判，來繼續削弱江東晉祚法統的莊嚴性，同樣也是重要一步。之后又有劉隗、刁協等元帝親信后人們涌出，控訴瑯琊王氏幽禁君上、鏟除異己種種劣跡。
    那么之后崔盧等劉琨的舊部現身說法，講述他們在北方如何的苦苦支撐、待援不得，自然也就有人背鍋，而這種指摘，某種程度上而言，也真的不是污蔑。
    時入九月，物議已經發酵到一個高峰，行臺終于再次發聲平息輿情，盛贊肅祖能夠力破高門封禁，廣納南北英流，鋪定一個堅實的基礎，才能再造諸夏新生。
    可是經過此前一系列的鋪墊，不獨中朝晉世被直接割離出了江東，就連中宗元帝都成了被高門把持的傀儡。晉世諸帝，唯一被行臺標榜推崇的只剩下了一個先帝肅祖，還僅僅只是一個肇始之謀，最終仍是功成于梁王沈維周。
    九月中，皇帝回歸瑯琊故國，祭拜先祖，之后登臺詔告天下，請歸命于天，以枝凌干是為奪嫡，客寄遠鄉是為失國，孤臣不救是為負義，幽居不朝是為絕眾，如此諸種俱非人主姿態，寧守于故、不貪于大，絕不竊功忝享。
    行臺屢請封還詔令而不獲允，梁王沈維周輟事十日，泣祭于龍門，相約群臣共尊肅祖，稱以義主，推以北伐元功，立祀以饗。
    如此，長達三個多月的典午歸命正式落下帷幕。而諸夏之地也很罕見的，最高權力突然出現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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