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臨到年末爆發出合肥這一點不和諧之聲，但所牽動的畢竟只是少數身在上游人心，對于江東廣大士庶而言，回顧咸和十一年這整整一年，無疑是成功的一年，王業大昌的一年。
    首先最重要的自然便是皇帝大婚親政，這意味著最高權力終于歸流正態。雖然皇太后臨朝幾年也是頗享盛譽，但這畢竟只是從宜的非常過渡時期。
    果然皇帝正位之后，邊事屢有開創，尤其梁公沈大都督虎行中原，一舉收復河洛舊國，往年困守江東一隅的晉祚朝廷，眼下已是坐擁天下三分有二。
    雖然河北、關中、蜀中仍在逆賊掌握，但那些奴勢相對于早年的窮兇極惡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永嘉之后的傾頹惶恐一掃而空！越來越多的時人堅信，掃除群逆，復盡舊疆，僅僅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這才是真正名符其實的中興！
    如此一份殊榮，自然是上至君王、下至群庶俱都共享。所以這一年的各種典禮活動，也是南渡以來所未有之盛大。
    而作為親身斬獲殊功的吳興沈氏，時譽一時間也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梁公沈維周雖然謙遜不改，愿以食邑分饗將士，但臺中也不能如此薄于功臣，駁回此請，更益其封。而沈氏無論身臨戰陣為用的族人，還是沈充等在都族人，都是大受所益。
    尤其那個新生小兒沈阿秀，襁褓之中便被封為縣公。雖然是分其母丹陽長公主曲阿食邑而封，但也足以彰顯帝眷深厚。
    如今單以名爵而論，沈氏祖孫三代并封公爵，及下封侯者群立庭門，可謂榮盛至極。如此厚重恩賞禮遇，雖然臺省之間也頗有微議恐將無以復加，但更多人還是認為實至名歸，無可挑剔。
    而更令時人側目的，則就是在去年中原戰事中，凡江北眾將于事創功者，得以封侯者將近百人！
    如此大規模的封爵，甚至超過了中興之后王敦、蘇峻等歷次叛亂平定之后，而且那幾次內亂之后的封賞，多多少少帶著幾分權門瓜分安撫的味道，而這一次卻是實實在在的因功論賞。這么多受封者，其中出身寒素者便占了將近一半。
    所以一時間，大江南北也充斥著明君賢臣、勇將壯卒、盛世將啟的褒揚歡呼聲。
    鄉籍無問，郡望無夸，高談不論，雅調不彈，唯得弓馬，壯取公侯！凡王治之下，一時間無論世風還是各種王事，俱都變得壯闊無雙。
    但人能眼見者，往往只有表象的浮華喧囂，但在這表象之下所掩蓋的裂痕，卻已經讓能眼見者感到觸目驚心。
    新年之后的三月初，都中一家門戶舉喪，早前跟隨淮南王往江北一行的陳郡袁耽，歸都后便一直病體沉重臥榻不起，雖然熬過了寒冬，但最終還是死在了這萬物萌發新生的春日里。
    原本這也只是一件小事，袁耽雖然略享時譽，也曾任事內外，但終究未入顯流，一人之死，并不值得過分關注。
    但這件事還是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和談論，因為一個久別于人前的大人物再次一部分人的視野中，那就是王導。王導遣其兒子王洽親設路祭，并沿途相送一程，對袁耽的禮遇之重可謂令人側目。
    雖然王導早已經淡出時局，但是這樣一個人物，只要其人仍存于世，無論榮辱與否，其人一舉一動必能牽動時流人心。
    而袁耽的喪禮，也果然因為王導這一舉動而得到更多關注，甚至不乏時人議論紛紛，是否袁耽其人果然有什么大才隱于懷內未為世道所知，王導借此以作示哀？
    “我于彥道，無非衰老悲于盛夭罷了，一時有感而動。至于彥道究竟是否有隱才未顯，這一點實在是見仁見智。若是往年仍居典選，那也不得不說，原本我是覺得彥道其人的確兒輩之中秀出之選，但若審于實際，還是遠于江北任事群賢少進啊。”
    在某一次家中子弟集會中，面對一些子侄好奇發問，王導也笑著略作解釋。他遣兒子前往路祭，也僅僅只是表示一點自己的哀念，倒沒想到還被時流關注引申出諸多意味。
    王導對袁耽的評價，倒沒有在王氏諸子中引起太大波瀾，只是言及江北用事群賢，難免各生諸多感想。
    許多王氏子弟，都與沈維周一輪入仕而用，可是如今境遇卻大大不同。王家的失勢體現在方方面面，對于他們各人也都有深刻影響，往年這一帶給他們榮耀的家世，如今卻給他們帶來了不少的煩擾。
    無論他們對于沈維周是何想法，但也不得不承認，如今的沈維周，已經遠遠不是他們能夠評論的了。若再妄論臧否，非但不會得到什么相應，反而要被人視作嫉恨之厭聲。
    但也總還有人不乏好奇，比如王導日漸長大但卻還未任事的三子王洽便開口問道：“那么依父親來看，沈維周其人究竟是忠是奸？”
    這問題實在有些嚴重，但其實在年前年后這段日子里，常有許多私下里場合不乏人就此爭執不休，當然主要還是因為淮南軍悍然攻取合肥一事。這一件事雖然被很快按捺下去，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但不得不承認，無論在什么時候方鎮做出這種事情，都不可以良善視之！
    王導聽到這問題后也是愣了一愣，而后才嘆息道：“什么時候等你無有此惑，大概才能自立此世無憂。但若還要就此請教旁人，那么無論忠奸與否也與你沒有什么牽連，無謂為之勞神。”
    王導這一含糊不清的答案，自然難令王氏諸子滿意，但既然他拒絕就此評斷，這些子侄們也不好強迫，但卻不妨礙他們各自的交流。
    “春后臺內連行詔令，多與宿衛有涉，可見臺內也是將淮南目作奸邪，大充武庫以備萬急。”
    席中一人開口說道，他們身在這樣門戶，眼界自然較之尋常人要高得多，因此更能見微知著。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臺省授意壯養宿衛，本就是一件正常事務，何嘗不是以此彰顯邊功之重？而且今次宿衛擴建，士選并不拘于某地，覆及三吳，推及淮上，甚至就連淮南都選壯武入拱。若真是以此防備惡逆，這難道不是開門揖盜？”
    王導聽到子侄們在席中的談論，心內也是多有感觸。往年他家怎會如此熱衷議論時勢，可見目下這個世道的確是已經變了。
    開春之后，臺中屢有大事營建，所涉不獨限于宿衛軍備之類，可以說是覆及方方面面。許多人也因此議論紛紛，懷疑臺中是要借此打壓臺城的勢大。
    但這種論調不免過于淺薄，在王導看來，臺輔們這番作為與其說是針對某人或某一方，不如說是受到淮南邊功的刺激，開始更加專注于自己的本職事務。
    當然這其中必然會有打壓淮南的意味，但這并不是針對某人，而是地方與中樞天然的立場不同所致。
    比如宿衛的擴建，往年晉祚困于江東，不乏因陋就簡的權益之計。類似王導主持營修的建康城，庾亮在世時便大作抨擊，言作幽深曲折不得堂皇之意。但那時候諸事草創，本就沒有能力大作修葺，而且建康城的如此布局，也能大大節省宿衛防守方面的壓力。
    收四方勇士，以壯天子禁軍，這本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誰若因此惴惴不安，反倒要檢討自己是否逆心包藏。
    還有就是在江東稅事上的改革，也是近來臺輔們力推的一個重點。往年各方都因便捷而法于吳會包稅，臺中雖然因此得于便利，但也由此失去更多掌握地方的途徑，并且沒有了直接或間接影響地方民事的手段。
    所以在開春之后，臺內便大力推行稅法的改革，原本的包稅之約大半叫停，由臺中和地方親自交流接洽。但也并沒有將那些經手包運的鄉宗趕走，而是仍然支付原本的包稅費用，作為他們主動承擔營修沿路道途的使用費用。
    如此舉措看似姿態放低，且沒有立竿見影的短利，但卻將這之間的主導權給拿了回來。王導雖然眼下不再干政，但也知眼下臺用多有匱乏，尤其還要背負上宿衛擴軍的沉重壓力。但褚翜等人仍然敢于這么做，也不得不說極有魄力。
    但這樣是否就能截斷江東各州郡與江北邊鎮越過中樞進行財貨轉輸的勾連，王導對此還是心存懷疑。尤其他也知道，早前幾年沈維周便開始大力開拓吳會至于淮、河之間的海運，可見對于臺中如此舉措不是沒有洞見和防備。
    但就算是希望渺茫，這些事也不得不做，否則便是自喪中樞體格。這一點還有一例可以類比，那就是沈維周在中原大捷后大手筆接納百數萬河北生民。這當中兇險難道沈維周不知？
    但就算是知道也要做，將萬千生民生死背于一身，這就是沈維周秀出其余方伯的原因之一，也是臺輔們不能就合肥一事對其大加攻訐的原因之一。
    勇于承擔，能人所不能，所以討論沈維周其人忠奸與否意義不大。而臺輔們在放棄了抵制試探之后，轉而回歸正道，就算沒有軍力上的強大依仗，他們的舉措本身就帶著強大的法禮力量。
    往年因為邊事告急，所以事從權宜，但并不意味著這就是對的。你既以王臣自居，如今也是功成名就，又有什么理由阻止王道正法的推行？
    由這一點，王導也能感覺得到臺輔們的決絕，雖不明說對淮南的忌憚提防，但卻將所有的舉措都擺在明堂執行，不再局限于往年的牽制幽合。說到底也是因為沈維周兵發合肥先踏出一步，打破了過往交涉的默契。你以悍卒凌我，那么也就不要怪我以大義制你。
    政治的奧秘在于有策略的讓步妥協，而這種再無彈性的直接碰撞，對哪一方來說都承受著極大壓力。一旦稍有失控，則必釀生大禍。
    沈維周自然需要大義加持，否則他一介南人在中原，法禮名位上并不比河北的石虎優越多少。而江東的臺輔也同樣不能肆無忌憚，因為庾亮就是他們前車之鑒。
    雙方互有所恃，但又互有忌憚，可是關系卻又僵硬到極點，這種狀態勢必不能持久。至于會以何種方式被打破，最終又會以何種局面而收場，王導想象不到，也不敢深思。
    所以他派兒子路祭袁彥道，與其說是悲于盛年而夭，不如說是哀于世道恐再將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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