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某些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有些凄涼，和見到最荒涼的曠野，最凄慘的廢墟，最陰森的修道院時的感覺一樣。修道院的靜寂，曠野的枯燥，和廢墟的頹敗，也許這些房子兼而有之。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平靜，要不是聽到陌生的腳步，窗口會突然探出一個面孔近似僧侶，一動不動的人，朝生人射來暗淡冷漠的目光，外地人會以為那些房子沒有住人。
蘇繆城里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這種凄涼的成分。一條高低不平的小街，這一頭，是這所房子，那一頭，直達城市高處的古堡。這條街，夏天熱，冬天冷，好些地方黑森森的，已經不大有人來往，可是小石子鋪的路面，走上去啪噠直響，狹窄而彎曲的街面，總是那么清潔、干燥，街邊的房子靜幽幽的，坐落在城墻腳下，屬于老城的一部分。這些，都使這條街引人注目。
在老城，上了三百年的房子，雖是木頭造的，卻還很堅固，那各各不同的外表，構成了蘇繆城這一部分的獨特之處，引起考古學家和藝術家的注意。你從房前經過，很難不欣賞那些厚木板檔頭雕出的古怪圖像。它們鋪在大多數房子的底層上面，組成一幅黑黑的浮雕。
這里，有些房間橫梁上鋪著石板，不牢的墻上繪著藍色的圖案，木頭桁架的屋頂，因為年深月久，而往下彎沉，椽子經不起日曬雨淋，已經腐爛翹曲。那里，窗欞破舊發黑，精致的雕刻已經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起某個窮女工放的種了康乃馨或玫瑰的棕瓦盆。再過去一點，有的門上釘著粗大釘子，我們的祖先天賦聰明，刻上一些家族的古怪符號，其意義是永遠捉摸不出的了：
或許是一個新教徒在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許是一個舊教徒在詛咒亨利四世。有幾個市民也刻上家徽，表示他們出于官紳世家，祖上也曾任過地方助理行政長官的。這一切里面，就包含了法蘭西的全部歷史。有的地方，一邊是搖搖晃晃的房子，那粗糙的墻壁上，木匠曾經賣弄過使刨子的手藝；
一邊則聳立著一座鄉紳的公館，半圓形石門拱上的家徽，受了從一七八九年以來歷次革命的毀損，還依稀看得出痕跡。
在這條街上，底層的門面既不是小鋪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歡中世紀生活的人可以在這里發現老輩們簡陋的手工作坊。一間間低矮的房子，又大又深，黑森森的，沒有櫥窗，沒有貨架，沒有玻璃門窗，里里外外都沒有裝修。實心大門粗糙地包了鐵皮，分作上下兩截，上截朝里打開，下截安裝了彈簧門鈴，不停地開開關關。這種潮濕的窯洞式的房子，就靠門的上部，或者地板屋頂和一堵齊腰高的矮墻之間的空間采光通風。矮墻上安著厚實的窗板，白天取下，晚上裝上，再加上鐵閂，用螺栓擰緊。貨物就擺在矮墻上。那種哄騙顧客的花花玩意，在這里是見不到的。至于擺的是什么貨，那要看鋪子經營什么品種，或是兩三桶鹽和鱈魚，或是幾捆帆布和纜繩，或是掛在樓椽上的黃銅絲，或是靠墻放著的一溜桶箍，或是貨架上放著的幾段布。你要進去看看？
那好，一個干干凈凈的漂亮姑娘，戴著白頭巾，臂膀紅紅的，立刻放下手中的織物，叫她父親或母親來接待你，做一筆或是兩個銅板或是兩萬法郎的生意。至于態度是冷淡是殷勤還是傲慢，那就全看老板的性格了。
你可見到一個賣桶材的商人，坐在門口，繞著大拇指，和鄰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酒瓶擱板和二三捆桶材，可是碼頭上，他的貨棧堆得滿滿的，向昂熱地區的所有桶匠供料。如果葡萄收成好，他知道需要多少酒桶，估算得準確在一二塊桶板上下。出一陣太陽可以讓他發財，下一場雨也可叫他破產：
一個上午，酒桶的價格可以漲到十一法郎，也可以跌到六法郎。
這個地區像都爾一樣，天氣的好壞決定著市場的行情。種葡萄的，有田產的，做木柴生意的，打酒桶的，開旅店的，駕船的，都盼著出太陽，晚上躺下時，就怕明天一早起來聽說夜里結了冰。他們怕雨，怕風，怕干旱，可一時又要水，一時又要暖和一點，一時又要陰天多云。在上天與地上的利益之間，永遠存在著你死我活的斗爭。一只小小的晴雨表，能夠叫人愁，叫人喜，叫人樂。
這條街從前是蘇繆城的正街，從這一頭到那一頭，“這真是個黃金季節”這句話，被挨家挨戶換算成數字。因此個個都會回答鄰居說：
“是啊，天上落金幣了哩。”因為大家知道，一天的陽光，一場及時雨帶來多大利益。在黃金季節，到了星期六中午，在這些勤勞的工匠那里，你別想買到一個銅板的東西。各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園，自己的小園圃，要到鄉下去照應兩天。在這條街上，買進，賣出，賺頭，一切都是預先算計好了的，生意人可以花上大半天工夫，來開玩笑，來觀察行人，評頭論足，來打探人家的隱私。某家主婦買了一只山鶉，鄰居就要問她的丈夫是否煮到了火候。一個姑娘從窗口探出頭來，決不可能逃過三五成群的閑人的眼睛。因此那兒人的想法都是公開的，就是那些黑洞洞的、無聲無息、外人難以進入的房子，也沒有什么秘密。
這條街上的生活幾乎永遠處在光天化日之下，每個家庭坐在門口，吃午飯，吃晚飯，連吵架斗嘴也在那里進行。街上的行人，沒有一個不被他們來一番觀察研究，所以從前外地人到外省城市，總免不了挨家挨戶給人家嘲笑。許多有趣的故事便是由此衍生而來。昂熱居民“噱頭鬼”的綽號也是這樣來的，因為他們實在擅長于開這一類的市井玩笑。
從前，這條街上住的是本地的鄉紳。街的高頭坐落著古城的世家老宅。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可這些世家老宅還可敬地保持著淳樸時代的遺風。發生本故事的那所凄涼房屋，就是其中之一。
走在這條景色別致的街上，連最細小的事件也足以喚起你的回憶，那古樸的氣氛，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順著彎彎曲曲的街面走過去，你會看到一處陰森森的凹進去的地方，葛朗臺先生公館的大門，就開在這凹處當中。
在外省是不隨便把一個人的家稱做公館的，不把葛朗臺先生的身世交代清楚，讀者就沒法掂量這稱呼的分量。
葛朗臺先生在蘇繆城名氣不小，其前因后果，沒有在外省或多或少住過幾天的人，是難以完全理解的。葛朗臺先生——有些人還稱他做葛朗臺老爹，不過這些老人明顯地越來越少了——在一七八九年還只是一個很富裕的箍桶師傅，看書讀報，寫寫算算都來得。共和政府在蘇繆地區拍賣教產時，他正好四十歲，剛剛娶了一個做木板生意的富商的女兒。他把自己的現金和女人的陪嫁拿出來，湊成兩千金路易，上了縣城。監督拍賣的是一個蠻橫無理的共和黨人，他把丈人給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塞，就便便宜宜地把這一地區最好的葡萄園，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和幾塊分成制租種田買到了手，即算不合理，至少也是合法。
蘇繆城的居民很少有革命精神，在他們看來，葛朗臺老爹是共和派，革命黨，是個敢沖敢闖的新潮人物。其實箍桶匠一門心思只想著他的葡萄。他被任命為縣里的行政委員，于是當地的政治和商業都受到他溫和的影響。
在政治上，他庇護從前的貴族，竭力阻止拍賣流亡貴族的財產。在商業上，他向共和軍提供一二千件白葡萄酒，得到的回報，是把一家女修院的上等草場，本來留作最后一批拍賣的產業弄到了手。
在執政府時期，老好人葛朗臺當上了市長，不僅把地方管理得井井有條，而且葡萄園的收成更好。到了帝政時期，他又變成了一介平民。拿破侖不喜歡共和黨人，另派了一個貴族，一個大地主，一個后來晉封為男爵的人，來頂替這位被認為戴過紅帽子的人。葛朗臺先生離開市長的寶座，毫不惋惜。他在任期內，已經為了本城的利益，修了幾條出色的公路，通往他的產業。他的房子和地產在登記的時候，占了很大便宜，納的稅很少。
自從田產分類定級以來，他憑著精心耕種，使他的葡萄園和莊園成了當地的“頭一份”，這個習慣術語指的是這里出產的葡萄能夠釀出極品好酒。憑這一業績，他本可以申請榮譽團的十字勛章。
葛朗臺先生是在一八零六年免的職。那一年他五十七歲；他妻子約莫三十六歲；獨生女兒，他們合法愛情的果實，剛滿十歲。
或許是老天爺看見他官場失意，想安慰安慰他，在這一年里讓他接連得了三筆遺產：
先是岳母德·拉各蒂尼耶太太的，接著是妻子的外公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的，最后是葛朗臺先生的外婆尚蒂耶太太的。這些遺產究竟有多少，沒有一個人知道。三個老人愛錢如命，一生一世積攢金錢，就圖個關起門來看個痛快。德·拉伯特利埃老先生把投資叫做揮霍，覺得放高利貸獲利，不如觀賞金幣來得實惠。所以，蘇繆人只憑看得見的收入來估計他們的積蓄。
于是葛朗臺先生得到了新的貴族頭銜，那種身份，是我們講求平等的怪癖永遠也抹煞不了的：
他成了本地區的“納稅大戶”。他的葡萄園有一百阿爾邦，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產七八百桶酒，他還有十三處分成制租種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他把修道院的門窗全都從外面堵死，這樣既保存了房子和里面的東西，又節省了修繕的費用。此外，他還有一百二十七阿爾邦的草場，一七九三年種下的三千棵楊樹，正在那里茁壯成長。最后，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的房產。
這是他看得見的財產，大家都算得出的。至于他的資金有多少，只有兩個人能大致說出個數目，一個是公證人克盧索，替葛朗臺先生放高利貸的，另一個是代格拉森先生，蘇繆城最有錢的錢莊老板。葛朗臺先生同他暗中合作，私分利潤。在外省要取得人家信任，掙一份家業，都要行事謹慎，守口如瓶。老克盧索和代格拉森自然謹慎透頂，可是在公開場合仍免不了對葛朗臺表現出十二分的恭敬，旁觀的人據此便可估算出前任市長的資本是多么雄厚。
蘇繆城里人人都認為葛朗臺先生家有一個特殊的寶庫，一個堆滿金路易的秘窟，說他只在半夜才去那里，享受注視那一大堆黃金那份不可言喻的快樂。那些吝嗇鬼看見老頭子的眼睛，相信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因為他的眼睛都是黃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色澤。一個慣于用資本賺厚利的人，必然像色鬼、賭棍，或者溜須拍馬的人一樣，眼神自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總有躲躲閃閃、貪婪、詭秘的表情，這些都瞞不過他的同道。這種秘密的語言成了同道之間相互識別和聯系的暗號。
葛朗臺先生從不欠人家任何東西。作為老箍桶匠，又是種葡萄的老手，什么時候要為自己的收成制作一千只桶，什么時候只要五百只，他計算得像天文學家一樣精確。再說生意場上的投機從沒踏過空，酒桶比酒貴的時候，他總有酒桶出賣，他可以把酒貯起來，等每桶漲到兩百法郎才拋出去，而那些小地主卻早在一百法郎的時候賣掉了。這樣一個人物，理所當然地得到大家的敬重。一八一一年，他獲得了不起的好收成，他精明地貯藏在家里，慢慢地賣出去，賺了二十四萬多法郎。若論理財，葛朗臺先生像老虎，像蟒蛇，伏在那里，蹲在那里，把獵物打量半天，才一躍而起，撲上去，張開錢袋的血盆大口，吞進大量金錢，然后安安靜靜地躺下，像一條蛇吃飽了東西，沉著冷靜地躺著，不急不忙地消化。
看見葛朗臺先生經過，沒有一個人不生出一種交織著敬畏的欽佩。試問蘇繆城中，有哪個人沒有嘗過他那光溜溜的鋼爪的滋味？
不是這個要買田，從克盧索先生那里借一筆款子，給要了百分之十一的利，就是那個拿了借票到代格拉森先生那里貼現，給先扣了一大筆利息。市場上，或是晚間閑談中，不提到葛朗臺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在有些人看來，這個種葡萄老頭的財富是本地的驕傲。不止一個生意人，也不止一個旅店老板得意揚揚地對外地客人說：
“嗬，先生呢，咱們這兒，上百萬的有兩三家，可是葛朗臺先生哩，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
一八一六年的時候，蘇繆城最精于計算的人，估計那老頭子的地產大約值到四百萬法郎；
但從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平均每年的地產收入大概在十萬上下，由此推算，他手上的現金數額，大概與不動產的價值相當。因此，大家打完一盤牌，或是聊了一會兒葡萄，提到葛朗臺先生的時候，那些自充里手的家伙就說：
“葛朗臺老爹嗎？……總有五六百萬吧。”
要是克盧索先生或者代格拉森先生聽見了，就會說：
“嗬！”你比我還厲害，我都從不知道他的總數哩！”
有時，有的巴黎客人提到羅思柴爾德家族或拉斐特先生，蘇繆人就會問，他們是否和葛朗臺先生一樣有錢。如果巴黎人啞然一笑，輕蔑地說一聲是的，他們便搖著頭，面面相覷，滿臉不相信的神氣。
這樣一筆財產給葛朗臺的所有行為都鍍了金。即使他早先的生活有什么異常之處，給人家當做笑柄，加以嘲笑，那笑柄和嘲笑也早已過時了。他的一舉一動，哪怕是最微小的動作，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
他的話語，衣服，手勢，甚至眨眼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都要仔細觀察，研究，就像自然學家在動物身上研究本能的作用那樣，終于發現他最瑣細的動作，也有高深的不露聲色的智慧。于是，大家便說：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臺老爹已經戴起皮手套了：該收葡萄了。”
或者說：
“葛朗臺老爹買了不少桶材，今年一定能出不少酒。”
葛朗臺先生從不買肉，不買面包。每個星期，那些佃戶給他送來閹雞，子雞，雞蛋，牛油，麥子，這些抵租的食品足夠他一家人享用。他有一座磨坊，租給人家經營，租主除了繳付租金，還得為他服務，來他府上取了麥子，磨好后再把面粉和麥麩送回來。他只雇了一個女傭，叫做高子娜儂，年紀已經不輕了，可是每星期六還得動手做面包。有些租戶是種菜的，葛朗臺先生便派定他們供應蔬菜。至于水果，他收獲甚多，可以大部分出售。烤火用的柴火，砍自田地周圍的樹籬，或者壞死一半的老樹，由佃戶劈成小塊，用小車送進城，還有心巴結，替他送進柴房，討得幾聲謝謝。他的開銷，大家所知道的，只有教堂的香火和座位錢，太太和女兒的服飾費，家里的燈火錢，高子娜儂的工錢，鍋子的鍍錫費，繳納的稅金，修理房屋和開發經營的費用。他新近買了六百阿爾邦的樹林，請林子附近的一位住戶照看，答應給些津貼。置下這份產業以后，他才吃起了野味。
這個人的舉止儀容十分平凡，言語不多，發表什么看法總是柔聲柔氣，句子簡短，像是格言。從他出頭露面的大革命年代起，每逢要長篇大論發表演說，或者要和人家來一番爭論，他總是變得結結巴巴，搞得對方十分厭煩。人家以為，他之所以說話含糊不清，斷斷續續，唆唆，前言不搭后語，是因為沒受過教育的緣故，其實完全是假裝的，其原因，看過本故事下面某些情節以后，我們便恍然大悟。再說，他有四句口訣，像代數公式一樣放之四海而皆準，生活和生意上出了什么難題，只要搬出這四句話，一切便會迎刃而解。這四句話是：
“我不知道，我做不到，我不愿意，以后再說吧。”
他從不說一聲“行”或“不行”，也從不寫下什么字據。你要跟他說話嗎？
那好，他右手托腮，肘子抵著左手背，冷冷地聽著。可無論什么事，他一旦打定了主意，就決不再改變。再小的生意，他也得盤算半天。經過一番巧妙的商談，他已經摸清了對方的底細，而對方還蒙在鼓里，這時他往往回答：
“這件事嘛，我得跟太太商量以后才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