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shù)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zhàn)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yī)學，并且離開這仙臺。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y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么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后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后的狀況。

我離開仙臺之后，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xiàn)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后，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guī)煹闹校亲钍刮腋屑ぃo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y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y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fā)現(xiàn)，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xù)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范愛農

在東京的客店里，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 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煥發(fā)地互相告語，并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后，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務，正合于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xiāng)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后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fā)電，一派不要發(fā)。我是主張發(fā)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后，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fā)什么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fā)，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fā)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于是便堅執(zhí)地主張要發(fā)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fā)電的居多數(shù)，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fā)電的人啰。”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并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于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發(fā)。

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后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xiāng)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發(fā)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后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xiāng)之后，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xiàn)在是躲在鄉(xiāng)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xiàn)在愛喝酒，于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后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fā)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xiāng)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么？”

“怎么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么？”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xiāng)。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子細地看。我很不滿，心里想，這些鳥男人，怎么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子，乙要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里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里，還有后來在安徽戰(zhàn)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里，到革命后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并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么？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jù)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xiāng)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fā)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并不冷。

我被擺在師范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jiān)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fā)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jiān)督他們。不過發(fā)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后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fā)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后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員；此后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xiāng)，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里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并且說明，王金發(fā)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卻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并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后，王金發(fā)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后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后，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么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fā)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茀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凄涼，說：

“這里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準，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余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后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后兩三個星期了結的，被一群兵們搗毀。子英在鄉(xiāng)下，沒有事；德清適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脫下衣服，照了一張照片，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刀傷，并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橫暴。我想，這種照片現(xiàn)在是大約未必還有人收藏著了，尺寸太小，刀傷縮小到幾乎等于無，如果不加說明，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氣的風流人物的裸體照片，倘遇見孫傳芳大帥，還怕要被禁止的。

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愛農的學監(jiān)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他后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時時給我信，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凄苦。終于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不久，忽然從同鄉(xiāng)那里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間獨坐在會館里，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并不確，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并無證據(jù)。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后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fā)表，現(xiàn)在是將要忘記完了。只記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云散盡，余亦等輕塵。”

后來我回故鄉(xiāng)去，才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愛農先是什么事也沒得做，因為大家討厭他。他很困難，但還喝酒，是朋友請他的。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常見的只剩下幾個后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們似乎也不愿意多聽他的牢騷，以為不如講笑話有趣。

“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時常這樣說。

一天，幾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回來已過夜半，又是大風雨，他醉著，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勸阻他，也不聽，自己說是不會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雖然能浮水，卻從此不起來。

第二天打撈尸體，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

他死后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幾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因為一經提議，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其實還沒有這筆款——大家覺得無聊，便無形消散了。

現(xiàn)在不知他惟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yè)了罷。

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