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知柳的朗誦如此精彩，北大的學生自然不甘心落后，便把扎建英推了出來。在許望秋的記憶中，扎建英是那個經常上《鏘鏘三人行》的中年阿姨，但眼前的扎建英是個漂亮而又靦腆的姑娘，扎著兩支羊角辮，高挑身材，看上去頗為可愛。
    不過扎建英看上去靦腆，朗誦起來卻不含糊：“把我的幻影和夢／放在狹長的貝殼里／柳枝編成的船篷／還旋繞著夏蟬的長鳴／拉緊桅繩／風吹起晨霧的帆／我開航了／沒有目的／在藍天中蕩漾／讓陽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膚／太陽是我的纖夫……”
    朗誦完畢后，現場掌聲雷動，眾人紛紛贊道：“好詩啊！好詩！”、“這詩很震撼！”、“讓陽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膚／太陽是我的纖夫，太精彩了！”、“這首詩的作者是誰？”
    扎建英笑著介紹道：“上學期，我們在學校圖書館的活動室與著名詩人顧工座談。結果顧工閉口不談自己的詩，反而推薦了他的兒子顧城，這是顧城十五歲時寫的！”
    吳知柳他們聽到這首詩竟然是15歲的少年寫的都非常吃驚，15歲能夠寫出這樣的詩來，這個顧城怕是難得一見的天才。
    許望秋聽到顧城，微微點頭，心想顧城應該很快就要寫《一代人》了，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就在此時，水燒開了。劉林抓了一大把面放到鍋里，用筷子將面攪開，然后蓋上了鍋蓋。許望秋他們紛紛拿起飯盒，往自己的碗里放調料，倒上醬油，在倒一點點香油。
    不一會兒，劉林快活地喊了聲“面好了”，迅捷揭開鍋蓋。火候剛剛好，面條好似一根根白色游龍，在青綠的白菜葉和橙色的胡蘿卜中歡快的跳動著。熱騰騰的霧氣帶著菜香撲過來，把文學青年潛伏在心底的饞蟲勾了出來，讓他們一個個直咽口水。
    劉林拿著筷子給眾人輪流挑面，拿勺子給大家舀湯，而吳知柳給大家夾臊子。北大的學生則將包里的饅頭取出來，分給旁邊的北電學生。蘇白也從包里取出一個饅頭，笑吟吟地塞到許望秋手里。
    許望秋說了聲謝謝，拿起饅頭嗷嗷咬了兩口，然后呼哧喝了口面湯。一股熱流混合著香油、醬油和面菜的香氣在血管里流淌，讓人渾身毛孔張開，無比舒服。他不由贊嘆一聲，呼哧呼哧地吃起來。很快，將手里的饅頭全都吞下了肚。
    蘇白見狀馬上將手里的饅頭掰了一半，遞給許望秋。許望秋連連擺手，表示自己吃飽了，但蘇白還是把半個饅頭塞了他手里，說你是男生必須多吃點。
    其他人也都各自吃著，挑起柔白瑩潤的面條送入口中，就著熱騰騰的面湯吃饅頭，那感覺簡直好極了。最后每個人碗里的面都吃干凈了，就連面湯也都喝喝光了。
    許望秋看了看蘇白他們幾個，問道：“你們吃飽沒有，我們還有面，要不再煮點？”
    眾人紛紛表示已經吃飽，不用再煮了。于是，大家又開始朗誦詩歌。
    夏剛朗誦《將進酒》、程建功朗誦《沁園春雪》、蘇白朗誦《再別康橋》……
    很快輪到許望秋了，眾人滿是期待地看著他，想要聽他會朗誦什么。
    許望秋沖眾人笑了笑，道：“那我就獻丑了，我朗誦詩人保羅-策蘭的《花冠》。”
    保羅-策蘭的詩要到九十年代才會被翻譯到國內，在場的文藝青年們都沒聽過策蘭的大名。北大的學生們互相對視，用詢問的口氣眼神問同伴，你聽說過這個詩人嗎？眾人都輕輕搖頭，示意自己沒聽過。
    許望秋清了清嗓子，大聲朗誦道：“秋天從我手里吃它的葉子：我們是朋友。
    從堅果里我們剝出時間并教它如何行走：
    于是時間回到殼里。
    在鏡中是禮拜日，
    在夢中被催眠，
    嘴說出真實。
    我的眼移落在我愛人的性上：
    我們互看，我們交換黑暗的詞，
    我們互愛如罌粟和記憶，
    我們睡去像酒在貝殼里
    像血色月光的海。
    我們在窗邊擁抱，人們在街上望我們，
    是時候了他們知道！
    是石頭決定開花的時候，
    是心臟躁動不安的時候，
    是時候了，它欲為時間。
    是時候了。”
    策蘭的詩比較晦澀，句子往往難以理解，不過策蘭詩的意象繼承了超現實主義的沖擊力；而且由于策蘭的經歷，詩里帶有痛苦的記憶。在讀策蘭詩的時候，讀者能夠感受到詩句中潛藏著的悲傷，以及在平靜中噴薄出力量。
    聽完許望秋的朗誦，眾人紛紛鼓掌。
    蘇白記得星期天跟許望秋在外文書店買的策蘭詩集是英文的，現在朗誦的是中文，忍不住問道：“望秋，這是你自己的翻譯的吧？”
    吳知柳他們幾個見識過許望秋的英文，能跟皮爾-卡丹流利交談，在他們看來，許望秋翻譯點東西沒什么稀奇的。不過扎建英他們卻不這么看，他們是學中文的，知道外國詩歌很難翻譯好，而這首策蘭的《花冠》翻譯水平極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們看著許望秋，眼里都閃著驚奇的光芒。
    國內最早翻譯的策蘭作品的是詩人王家新，是武大78級中文系的，今年才剛剛入學。許望秋不可能說是王家新翻譯的，只能笑著擺手：“翻譯得不好，讓大家見笑了。”
    北大的學生們都“哇”的一聲，隨即義憤填膺的表示：“要是這都叫翻譯得不好，什么叫翻譯得好？”、“許望秋同志，過分謙虛等于驕傲！”、“對啊，你是故意打擊我們吧！”
    許望秋心中汗顏，連連擺手：“沒有沒有，真的沒有。”
    黃子辰在考進北大前在花城出版社做編劇，讀過大量的文學作品，他對于《花冠》是許望秋翻譯的有些懷疑，便不動聲色地道：“《花冠》最后一句，是時候了，我好像在哪里聽過，好像也是一首詩，不過一時想不起來了。望秋，你知道嗎？”
    許望秋輕笑道：“你是說里克爾的《秋日》吧，《秋日》第一句是，主啊，是時候了。策蘭在《花冠》里確實借用了里克爾的‘是時候了’作為主題與基調。”
    黃子辰一拍大腿：“對對，就是里克爾的《秋日》，沒想到你也讀過里克爾的。”
    許望秋微微點頭：“里克爾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德語詩人，而策蘭是里爾克之后最偉大的德語詩人。不過策蘭的詩跟里克爾差別很大。就拿《花冠》和《秋日》來說，里面有同一句是時候了，但在《花冠》里是沒有上帝存在的，‘在鏡中是禮拜日’那句特別明顯，而里克爾的《秋日》一上來，就是‘主啊’。上帝的在場與缺席，是里爾克和策蘭的重要區別。同為德語詩人，里爾克雖一生四海為家，但不管糾纏也罷抗爭也罷，基督教情結一直伴隨著他；而策蘭則完全不同，策蘭的遭遇讓他對上帝是質疑的，在他的詩里是沒有上帝的。”
    聽到這里黃子辰對許望秋哪里還有半分懷疑，心想這個許望秋真是厲害啊，不光能寫劇本，翻譯外國詩歌還能翻譯到這種程度，真是沒誰了！
    扎建英好奇地問道：“策蘭遭遇了什么？”
    許望秋笑了笑，道：“德國美學家阿多諾在《文化批評與社會》有句經典名言：奧斯維辛以后寫詩是野蠻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奧斯維辛是一個充滿著血腥和暴戾的詞語，是人性與道德脆弱至幾近泯滅的標志。寫詩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詩歌失去了賴以存在的人性基礎，所謂的真善美將在奧斯維辛之后被重新定義與接受質疑。于是，詩歌是假的，而苦難是真的，軟弱的審美的字眼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言說上帝缺席時的苦難，奧斯維辛在轉化成詩句時就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詩歌無法承受大屠殺之重。
    不過后來阿多諾收回了他的那句話，因為他讀了策蘭的《死亡賦格》，他說，長期受苦更有權表達，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關于奧斯維辛之后不能寫詩的說法或許是錯的。《死亡賦格》被認為是最成功的以詩化的語言展現**集中營猶太人的悲慘命運的作品。
    策蘭生于一個講德語的猶太家庭，策蘭父母被**抓入集中營，父親先死于傷寒，母親后被槍殺。在父母被捕的時候，策蘭本人不在家。后經朋友掩護，才僅僅被征勞役。策蘭歷盡磨難，于1948年定居巴黎。作為大屠殺的幸存者，策蘭對上帝、神圣都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就像我們在經歷了運動之后，有不少人就產生了信仰危機。”
    在場眾人微微點頭，就像許望秋說的那樣，作為過來人，他們現在對很多以前深信不疑的東西產生了懷疑，就像北島在詩里喊的那樣“我不相信”。
    作為穿越者許望秋知道，現在這個問題不嚴重，大家對國家、對未來極有有信心。但是等到幾年后，國門真正大開，國外的先進和繁華會壓垮很多人的骨頭，會嚇破很多人的膽，很多人從此在西方前長跪不起，認為中華文明低人一等，否定中國的一切。
    這個問題在許望秋穿越前都依然存在，吳京拍完《戰狼2》、《流浪地球》和《攀登者》為什么那么多人黑？上來就直接辱罵、瘋狂抹黑，仿佛跟吳京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實就是這股思潮在作祟。在逆向民族主義者眼中，中國和中國文化低人一等，比如知乎著名大導羅某宣稱，中國人根本拍不出科幻電影，因為沒有那個基因。在這些人眼中，凡是說中國好的都要堅決反對和抹黑，你吳京竟然說中國行，還拍了美國人才能拍的科幻片，不黑你黑誰。
    許望秋知道四十年后吳京遇到的問題，自己在這個時代也會遇到，而且面臨的形式更加嚴峻。吳京生活在互聯網時代，有萬萬千千的網友力挺，在這個時代，自己靠什么跟那些人較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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