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是北電學生學習的重要內容，通過觀摩學生才能更好的理解電影理論，才能學習別人的優秀手法。
    只是1978年國內的電影資源少，優秀的外國電影更少。不過學校還是盡力地找片子，每周安排四場放映，每個周二下午去小西天中國電影資料館室看兩部進口影片，每周六下午在朱辛莊禮堂看兩部國產影片。
    進城到中國電影資料館觀摩影片，學校會開兩部大巴，里面擠滿各系的學生，還加上部分教師。人擠人，人靠人，簡直連喘不過氣來，但是誰也沒有怨言，一個人也不愿意拉下。北電學生對電影的渴望，不比中文系學生對名著的渴望少。由于北電是藝術學院，有文藝特長的學生非常多，一路上歌聲飛揚，笑聲在車廂內激蕩，陳凱哥也適時的朗誦了自己的新詩《在公交車上》，原本沉悶的旅途充滿了歡樂氣息，不知不覺間便到了電影資料館。
    從車上后，許望秋找工作人員一打聽，今天放的南斯拉夫電影《奈雷特瓦河之戰》上下集。這算不什么上好電影，許望秋就給劉林他們使了個幾個眼色，偷偷溜出了電影資料館，準備進行大采購。
    這個時期由于物質生活貧乏，學生經常吃不飽，尤其到了晚上總是餓得慌。北電的學生有不少人偷偷到附近的田里去偷蔬菜、偷蘋果，許望秋他們寢室也偷。不過許望秋覺得自己還在長身體，還是得弄點有營養的來吃；因此，他打算進城買些面，再買些油鹽醬醋，晚上做點夜宵加餐。
    許望秋給大家分配任務：“夏剛你回家搬煤油爐子；我跟劉林去電影家協會交稿子，然后商店去買面、買調料；老吳你們去打煤油，然后找個餐館買菜，買兩個肉，再買兩個素菜，等我們買面回來下面吃！”說著他從兜里掏出五塊錢，遞給吳知柳：“這錢你拿打油買菜！”
    吳知柳擺手道：“不用不用！我和老謀有工資，這點錢還是拿得出來的！”
    根據財政部文件規定，進入大學時工齡滿五年者，學習期間由原工作單位照發工資。吳知柳和張藝謀工齡滿五年了，在北電上學，原單位是要給他們發工資的。吳知柳和張一謀工資都是30多塊，在學生中算是大款了。
    許望秋聽到吳知柳這么說，便道：“那好吧！”
    與吳知柳他們分手后，許望秋和劉林坐車來到了北環西路15號的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電影家協會和旗下雜志的辦公地點原本在舍飯寺，和中國電影出版社在一起。但在經歷十年運動的動蕩后，他們的辦公地點早已被占用，于是，電影家協會就暫時租借了新影廠主樓四樓作為辦公地點。
    許望秋來到四樓電影家協會的辦公室時，只見一張辦公桌前圍了不少人，正在討論什么，領頭的正是鐘惦非。許望秋不知道自己來得是不是時候，還是喊道：“鐘老！”
    鐘惦非看到許望秋頓時笑了，撥開人群，走過來道：“望秋，是不是稿子寫完了？”
    許望秋將自己寫好的稿子取出來，交給鐘惦非：“寫好了，還請鐘老斧正！”
    鐘惦非將許望秋和劉林帶進辦公室后，沒有急著看稿子，而是看著眾編輯，微笑著道：“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位就是“談《英雄兒女》的視聽語言”的作者許望秋，他也是《媽媽再愛我一次》的作者。”
    眾編輯聽到許望秋是《媽媽再愛我一次》的作者，紛紛過來跟他握手：“許望秋同志，你的《媽媽再愛我一次》太動人了，是我看過最具感染力的劇本！”、“我看好幾次，看一次哭一次！”、“每天中午我都會聽《媽媽在我一次》的廣播！”……
    “你們別圍著望秋，拿兩張凳子過來，讓望秋他們坐！”鐘惦非知道《媽媽再愛我一次》在社會上引發了巨大的反應，但他沒想到辦公室的這些編輯看到許望秋也這么激動。不過仔細一想也不奇怪，大家看慣了高大全似的英雄，現在突然冒出一個講身邊人、身邊事的故事，都本能的感到親切。
    鐘惦非對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姑娘道：“小郭，給望秋和這位同學倒杯水！”又對許望秋道：“你們坐一會兒，我把稿子看完再跟你們聊！”
    許望秋的文章有2萬多字，鐘惦非年紀又大了，沒半個小時估計看不完。許望秋不想坐著傻等：“鐘老，你不是說我的文章發表后，你們收到了很多反饋的文章嘛，我能不能看看這些文章？”
    鐘惦非轉頭對倒水的姑娘道：“小郭，把關于電影語言討論的文章都拿來，讓望秋看看。”
    吩咐之后，鐘惦非拿起許望秋的文章，仔仔細細地讀起來。許望秋的文章叫《論現代電影語言的中國化》，這一次許望秋在開篇就把太祖的觀點亮了出來，指出文藝應該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而電影作為文藝的一種，也應該如此。
    在亮出這個觀點后，許望秋提出電影作為文化產品，滿足群眾娛樂需要的產品應該占主流，應該占整個市場的90%以上；而追求藝術性、追求思想深度的藝術電影比例應該在10%以下。只有把比例控制在這個范圍內，整個電影市場才是健康的，整個產業才能穩步發展。如果艱澀、難懂的藝術片成為市場主流，觀眾看不懂這些電影，那么他們就會放棄看電影，選擇其他的娛樂方式。如此一來，整個電影產業就會陷入困境。
    與此同時，許望秋也在看其他人的文章。鐘惦非對許望秋說，他文章在《電影藝術參考資料》發表后，在電影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但鐘惦非有一點沒有說，支持的非常少，絕大多數都是持反對意見的。
    反對的理由各不相同，好萊塢是資本主義、江卿支持、缺乏藝術性等等。這些人都傾向性歐美電影，認為中國電影應該向新現實主義、新浪潮學習，甚至有部分人不但反對電影公式化和套路化，而且旗幟鮮明地反對戲劇性、反對情節性和故事性。他們認為電影完全可以沒有戲劇性、人物、矛盾沖突，電影本體的造型等功能足以支撐一部電影。
    看著這一篇篇文章，許望秋的心沉到了谷底，歷史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出現而改變走向，反戲劇化、反故事的思潮非但沒有得到壓制，反而提前來了。
    許望秋知道在這樣的綱領指導下，電影圈對好萊塢是談虎色變，會唾棄商業電影。如果一個導演票房好不但不會受到追捧，反而會被評論界唾棄，甚至連導演自己都覺得低人一等。
    導演張華勛連續拍出《神秘的大佛》和《武林志》兩部賣座電影，其中《武林志》觀影人次高達5億，但張華勛收到的卻是大面積的罵聲，最終他放棄了動作片，連金庸請他拍《書劍恩仇錄》，都毫不猶豫的拒絕了，轉向了偏文藝的片子。
    導演李少虹因為北影廠讓她拍商業片，委屈得直哭。田壯壯勸她說：“你拍吧，最起碼你能得到機會，證明你是可以的，等得到認可就可以拍自己想要拍的。”最終李少虹哭著拍完了《銀蛇謀殺案》。盡管這部電影大獲成功，成為當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但成名后的李少虹沒有堅持《銀蛇謀殺案》的路線，而是迅速轉向藝術片。
    在這種思潮的主導下，中國電影界出現了極為奇怪的現象，反故事的藝術片票房慘敗，卻贊譽無數；而商業電影票房大賣，觀眾如潮，但主創人員卻不以為榮、反以為恥。在這種思潮的主導下，有能力的導演不愿意拍商業片；而沒能力的導演想拍又拍不好。
    于是，整個電影市場幾乎找不到合格的商業電影，而觀眾紛紛逃離電影院。到了90年代后期中國電影產業徹底崩盤，徹底陷入谷底。
    作為東影子弟，電影系統在90年代的悲慘境遇讓許望秋刻骨銘心。即使穿越了，即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也不會忘記那個冬天，他和妹妹凍得瑟瑟發抖；就在那個冬天妹妹死在了電影廠家屬樓的強拆中。因為這件事，許望秋至今都無法原諒自己。
    作為穿越者，許望秋有多選擇，有很多路可以走，但最終還是選擇了電影，除了本身熱愛電影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改寫歷史讓妹妹活下來，讓父母不再孤零零地過晚年。當然如果能讓整個電影系統都過得好一些，他也是非常愿意的。
    不過許望秋不敢說要拯救中國電影這種話，不是他不愿意，而是這件事難如登天。中國電影在90年代陷入困境原因非常復雜，主要有四個方面，電視和VCD的沖擊；改革配套措施沒有跟上；文化系統和廣電系統的矛盾；以及評論界對商業電影的排斥。
    電視和VCD對電影的沖擊是歷史潮流，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改革的配套措施沒有跟上，這是政策問題，許望秋如何有能力改變；而文化系統和廣電系統的矛盾是政府部門的問題，許望秋又如何能化解。唯一有可能改變的是，電影界對商業電影的排斥態度
    許望秋希望用自己的言行去影響張一謀他們，讓他們不要走上輕故事的老路；希望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去影響整個電影界，保住中國電影保持講故事的傳統；這也是他寫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可萬萬沒想到他非但沒有改變這一切，反而讓災難提前了。
    一股巨大的無力感在許望秋心頭騰起，像一塊石子卡在肺管上，讓他喘不過氣來。
    許望秋切實感受到了個人在潮流面前的無力，但他也清楚其實還是自己太弱，如果自己足夠強大，如果自己能一呼百應，也許情況就不同了。
    許望秋右手緊緊攥住椅子把手，就像溺水的人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的樹枝，他真的不甘心，非常非常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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