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不是沒有力量，但這種力量需要整合，沒有人來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大事，太平天國的歷史再次證實了這個道理。
    關于太平天國起義原因的商榷
    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學界對它的研究也很充分。說實話，就研究深度而言，近代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比太平天國的研究更詳細。在1949年以前，學者們已經對它作了深入研究，這以后的研究就更熱鬧。1949年后史學界有“五朵金花”，也就是五個熱點問題，而農民起義問題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朵金花，太平天國又過去時間不長，自然研究成果極多。不過我們也看到，其中仍然有許多可以探討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能都會有這樣的定見，即太平天國是一次古老的、舊式的農民起義，它是古代王朝的常見命題的體現，即亂治交替，一治一亂。起義發生時，清朝生存了兩百多年，差不多到了一個周期，又該到亂的時候了。這種老的命題，或者說是一種宿命，在清朝也的確重現了。但是這個問題若是細究起來，還是有話可講。一般我們說，太平天國起義的原因在于當時人口激增、土地緊張。此前，中國的人口總數一般來說到不了兩個億，但在太平天國時期，全國總人口已經突破四個億了。人口激增一般會導致一系列問題出現，一般的敘述都是說土地兼并、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下降、從農村流離出來的人口增多等，這些因素又催生了老問題，也就是農民暴動。這是老的一套解釋。但是我們想，這么大的中國（當時的中國版圖比現在的還要大），四億人口真的多嗎？的確，就當時的人口情況和明朝相比，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是少了一點，不過，當時新墾殖的土地也是有的，量也不算小。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農作物的引進，糧食的總產量也增加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番薯和玉米。以前中國傳統的農作物是這樣分布的：南方主要是稻米，它產量比較高，但對田地質量的要求也比較高，要求土地平整，有充足的水源；北方一般種植的是小米，它對土地質量的要求不高，什么地方都可以種，但是產量低。總體上來說，在明朝前期，即使是有大規模的土地墾殖，糧食總產量也是很難上去的。但明朝中后期傳入的番薯和玉米不僅適應性廣，什么地方都能種，而且都能高產。所以此時很多山間的土地都被開發出來了，全國的糧食總產量也大幅增加，并不存在土地養活不了人的問題，至少，這在太平天國興起時還不是主要問題。
    講到人口的增加，傳統的觀點一般把它歸結到康熙時代的政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從此以后，新生人口不征人口稅了，而且清朝的賦稅比較低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按這么理解，好像是當時的人因為不收稅了就拼命地生。其實未必如此。“盛世滋丁，永不加賦”這一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長，并不一定像我們所想的那樣，存在穩定的正相關關系。人口的增長跟很多因素相關，比如糧食的豐盈程度、衛生條件、家族生存目標等。
    我覺得問題的關鍵其實還在于：當傳統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取得較長時期的和平，或是在盛世沒有戰亂紛擾的時期，人口肯定會增加，土地以及糧食的產量也會增加，社會也會取得一定的發展。那么，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什么呢？就是農業以外的其他產業，如工商業、服務業等比例地增加，出現繁榮景象。人口多了，就會產生很多需求，相關的產業就會出現。這個時候，許多農民就會從其耕作的土地上抽出身來，參與到這些行業中。現代學者有一個誤區，他們常常認為，農民只要脫離了土地，就成了失地農民，是流民。其實，農民不種地并不代表就是流民，他可能是去從事其他行業了。如果農民一直被禁錮在土地上，那么其他行業還怎么發展？中國怎么還能有這么昌盛的手工業？怎么還會有這么繁復的市場網絡以及各種大的地域性商人組織？怎么還會有那么多從事車船店腳牙等行當的人？難道這些人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這是不可能的，都是農民出來做的，有的是農閑季節的兼職，有的就逐漸發展成全職的了。
    但是此時的問題是，朝廷對這一情況熟視無睹。前面講過，清朝是個相當內向和保守的王朝，表現之一就是，它對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熱衷。但時代早已發生改變了，經過了兩百多年，清朝統治下的社會經濟發展與清初已經完全不同，但是統治者卻仍然拿不出一個應對變化的對策來適應時代的發展。比如，始終沒有征收商稅的概念，也沒有對社會經濟進行相應的管理。他們仍然堅信，如果農民脫離土地，脫離宗法關系，那么就是流民，甚至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百姓。許多脫離土地的農民會自發組織一些自助自衛的團體，比如洪門（天地會的前身），他們本來并沒有與統治者對抗的意思，卻常常被鎮壓，因為朝廷認為這些都是非法組織。包括民間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幫會，其實最初都不是秘密的，而是一些脫離土地的農民的自助組織。但朝廷卻認為這些組織非常危險，而且把起因都歸于農民脫離了土地。可見，朝廷面對這些變化時，幾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沒有生出對應的措施和對策來，只會一味地進行排斥和壓制。這樣，社會就會形成一種非常畸形的狀態，或者說是風氣。人們會普遍認為，凡是離開土地進入其他行業的農民都是不務正業的。與此對應的是，整個社會的反叛性會增加。那些所謂的反叛團體在被鎮壓的過程中會表現得越來越極端，反抗性越來越強，許多幫會后來被扣上“反清復明”的帽子，其實這都是官方壓迫的結果，那些幫會當時哪會有這種理想。
    清末統治的主要問題
    就清朝而言，在太平天國起義爆發的前后，清王朝內部的統治矛盾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的矛盾轉化并沒有遵循“土地兼并—農民流離—饑民遍地—領袖揭竿—起義蜂起”這一邏輯。清朝的矛盾或者問題也很多，第一就是統治機器銹蝕。當然，這是中國古代專制王朝的通病，每個王朝都是如此，當新的王朝發展到一定時期，制度就會開始懈怠，進而失效。該遵守的規則沒有落實，該處理的政務沒有人干。逐漸的，潛規則開始當家，再然后，潛規則也不管用了，它又被無規則取代。如果對某類事件的處理有正式的規則，大家可以按照規則辦事，這是最好的。若是有較為固定的潛規則，其實也能維持正常的社會運轉，大家多實踐幾次也就都知道該怎樣辦事了。等到潛規則都被破壞時，這個時候就亂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了。一般而言，統治機器到一定時候都會出現這個問題，基本上這個規律是沒有哪個封建王朝能逃脫的。一些研究者論述清朝的制度設計多么多么好，清朝解決了政權如何和平移交的問題（就是太子繼承的問題）。他們認為清朝建立的秘密立儲制度，以最佳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皇位傳承問題。但其實這是沒譜的，所謂秘密建儲，關鍵是要能保得住秘密，可是在晚清，怎么可能保得住呢？一開始皇帝把傳位詔書放在乾清宮正殿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邊，大家都不敢去偷看，但后來就可能有人敢去看，甚至敢泄露了——大臣可以隨便收買個太監爬上去看看，很簡單的。實際上這個制度實行了不過四代就廢了。中國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為它是要靠人來執行，缺乏相應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會流于無效。
    另一個問題，正如前面所說，清朝政府在社會已經出現轉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對策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對許多新興的行業只是采取老一套的辦法進行壓制，這就使得問題或者矛盾更為尖銳。不僅僅是貧富的沖突，官民之間矛盾更為劇烈。在我看來，當時中國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貧富矛盾。因為所謂的富人在很多場合需要依賴權力致富，而官府則可以憑借權力來獲取超額資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貧富矛盾。此外還存在著其他問題，比如地域問題也很尖銳。傳統社會因為自然災害或是政策性驅使而產生過多次的移民浪潮，對于某些具體的地域，移民存在先到和后到的問題，這在南方一般表現為土客籍的矛盾。這些問題都會隨著國家機器的銹蝕、制度的僵化、新型社會行業乃至生產關系的發展而逐漸激化。我一直覺得，在中國的鄉村，地域矛盾要大于階級矛盾。當然，我所說的階級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那種對抗性概念，而是一種具體微觀研究時所指稱的階層，它很少會大過地域矛盾，我們講太平天國，其實跟這個地域矛盾就很有關聯。
    剛才講的主要是王朝統治末期逐漸出現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此外還有文化問題。清朝的統治者特別忌諱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創造力，他們都不喜歡這個，因為他們在入關以后，遇到的最大的敵人就是漢族士大夫。他們一再地對漢族士大夫采取壓制的政策，不讓他們發揮自主性。通過文字獄以及對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肅，清朝統治者基本上實現了壓抑士大夫群體的目的。沒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齊治平，以天下為己任，如何為朝廷、為國家擔負責任。皇帝明擺著跟你說，這些事不該你管，什么修齊治平啊，不干你的事，這都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情，跟你們沒關系，不是你們該管的，你們也不要老惦記著儒家那套東西，自認為是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闡釋者，解釋經典的是我皇帝自己。所以清朝那些比較牛的皇帝都編有自己對經典的解釋集，然后就有臣子拍馬屁，說皇帝寫得真好！皇帝把這些事情做完了，普通的士大夫、臣子們多余的精力往哪使呢？他們都去搞考據了，于是乾嘉樸學大盛。當然，清代考據學的水平的確相當高，史學、文字學、音韻學等都獲得了空前發展，在某些領域是不亞于西方的。但整體上來說，中國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據，而在于對經典的闡釋，并憑借對經典的發揮創造出新的思想體系。兩漢的經學、宋代的理學和明朝的心學均是以建構新的學術思想體系，并對民族、國家作出根本性指導為目的的，考據在本質上來說并不是終極目標。但是在清朝，政府恰恰是不讓學者士大夫去做這個的，所以他們的文化創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錮，進而被消磨在瑣碎的考據之中，傳統文化的自我修補機制也逐漸失靈。國家治理出現問題時，士大夫缺乏責任乃至擔當意識，他不會去想該如何解決問題，只會視而不見，假裝不知道。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向皇帝遞折子，一般的小官所上奏的題本都要經過都察院的中轉。而都察院其實是國家對各級官員進行監督的機構，為了避免被挑出毛病，一般的官員很少讓自己的想法上達天聽。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很少著書立說，議論朝政，被查出來這是很危險的事情。當時很多士大夫對于現實問題并不愿意發表意見。
    此外，還有更多的士紳是在迷戀科舉考試，他們天天高頭講章，只背四書五經，天天背考試復習資料。科舉發展到最后，坊間已經有商人把以四書內所有章句為題而作的文章都集合到一起，供士人學習，就像現在考托福、GRE一樣，只要好好背范文就行了。把所有的范文都背下來，考試時總能蒙上一篇的，大家全在這兒用功夫了，根本沒有心思關注現實問題。而且，名義上考試是從四書五經中出題，但五經的題目出得很少，大多數集中在四書上。四書雖然也是中國傳統經典的核心，但畢竟范圍太窄，《大學》、《中庸》都是很薄的，只是《禮記》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說，傳統士大夫的學問，經史子集，這些在四書里所能體現出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這些科舉士人的知識面其實是非常窄的，即使有幸考上了有官做，他們仍然不具備很強的治理能力，具體的政務都要靠幕僚或者師爺去做。怎么去斷案，怎么去寫判詞，怎么去調解糾紛，怎么去收稅，這些都是師爺在出謀劃策。有這樣的顧問在身邊，他們不需要同時也很難依靠自己的能力想出什么新的制度性設計或好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大家都發現帝國的統治機器銹蝕了，看到社會弊象叢生了，但都心照不宣地各干各的，沒誰去管這個事兒。
    嚴格來說，清朝雖然是滿族在統治，而且在入關時殺了不少漢人，但是它對老百姓的盤剝的確是相對較輕的。跟明朝相比，清朝的賦稅很低，而且攤派之事也很少。明朝從始至終，一直有幾個大問題解決不了：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讓自己的子孫經商，于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國家財政對其生計供給一直很緊張；二是邊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后來又有滿洲，因此一直從民間征餉加賦，而且明朝的加賦沒有章法，老百姓的負擔無比沉重。但清朝的這些事情都相對較少，征稅也基本是有章法可循的，所以在清朝滅亡后，那些遺老遺少一直宣揚，說清朝統治兩百多年，對百姓深恩厚澤。深恩厚澤雖然談不上，但清朝統治者對老百姓的確比明朝的要規矩一點。雖然清朝統治者很保守，但很講規矩，對老百姓的盤剝少一點，皇帝很少亂來。
    盡管如此，到了清朝統治后期，王朝的末世毛病還是不可避免地都浮出了。清朝統治有自己的問題，而且還很嚴重，最主要的有兩個大問題。其一是文化修補能力弱，這導致的直接問題就是制度修復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后期至少還有張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卻很難出現這樣的大幅變動（至少在洋務運動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都知道漕運問題叢生，但就是改不了。時人都知道從南方向北方輸送糧食改用海運既方便又便宜，不用在大運河里把船從較低的南方拖到較高的北方，但就是這么簡單的事情，清朝一直改不了。這個王朝的制度修補能力太弱了。其次，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統治方式必須發生相應改變，但當時的統治者就是墨守成規，堅決不變。等到事情都鬧起來了，太平天國已經聲勢浩大，清政府的國庫里實在沒錢了，才有一個叫錢江的知識分子出了個征商稅的主意，也就是征收厘金。采納這個辦法后，清政府的財政危機果然緩和了不少。可見，非要等到實在撐不下去的時候，清政府才會尋求最細小的制度變革。當然，伴隨著湘淮軍的崛起，一部分士大夫也沖破了朝廷的阻力——你不是不讓我問政嗎，我偏要問；你不讓我以天下為己任，我偏要如此。他們的努力也的確救了清朝，以前清朝缺的就是這一塊。而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要追溯到太平天國這里，如果沒有太平天國的起義，可能士大夫們仍然會持明哲保身的態度。
    我必須再次強調，清朝政權畢竟是一個滿族的政權，一直對漢族士大夫都很猜忌，在很多方面漢族士大夫都活得很壓抑，不僅在文化上是這樣，在權力上也是如此。六部堂官，滿漢各一，滿人掌權，漢人辦事，這種體制本來就不公平，滿人才有多少，漢人又有多少啊！科舉對滿人也是優錄，各地重要的督撫一般也不用漢人。統治者又依據理學的標準在生活上給官員定規矩，比如禁欲——為官在外，特別是京官，不許嫖娼，于是那些漢族官僚養成了找戲子的習慣。那個時候，在北京唱戲的人，就被人稱為相公堂子，他們雖然是男兒身，卻是被人當做妓女的替代物存在的。這是一個事實，并不是我污蔑這個行當。
    洪秀全創教史
    以上是對當時政治社會總體狀況的描述。國家問題很多，最先出事的是在兩廣。現在的教科書一般把洪秀全創立的宗教稱為拜上帝會，其實他創立的是拜上帝教，王慶成先生已經就此進行過詳細的考證。洪秀全當時就是重新創立了一個教。為何會叫拜上帝教呢？其實這是中國民間宗教里一個古老的話題。鴉片戰爭以后，傳教士再次進入中國，而最具開創性的是那些新教的傳教士。新教本來就是從天主教中分離出去的，有很強的可塑性。為什么沒有人利用天主教來叛亂呢？因為天主教是本教，普通信徒對教義是不能隨便解釋的，《圣經》的解釋權掌握在教皇手中。但是新教就無所謂，可以糾集一幫人成立一個新教派，選一個頭，每人都能按自己的理解讀《圣經》，這樣必然會產生對教義的不同解釋。新教的傳入之所以能在中國引發這么大的叛亂，本身就與它自身的性質有關。而新教之所以能在中國得到大規模的傳播，主要又與前面講過的，鴉片戰爭以后解除教禁相關。而且機緣湊巧，洪秀全生在廣東花縣，是一個失意的農村讀書人，他在家中種地、讀書，同時教幾個孩童識字。這樣的讀書人在傳統中國不計其數，絕大多數教農民的孩子識字的人都是這種半耕半讀的學究。不要因為洪秀全當私塾教師就以為他不是農民，他就是農民，他也必須種地。僅僅靠教幾個學生所得的束脩養活不了家人，所以農忙的時候，學生就會放假。而且這些鄉村教師沒有正式的私塾，他們就在自家的堂屋里招幾個學生來教。當然，如果有人去考過試，那么他的地位就會高一點——縣里一關，府里一關，省里還有一關，每通過一關，他的地位就會更高一點，他的學生可能就會多一點，因為讀書人當時在社會中的學養和學品是靠官方來認可的。在當時，讀書人的學品都要靠官府組織的考試來評定，雖然不一定正相關。而洪秀全就是這樣一個希望通過科舉找到進身之階的普通讀書人。他已經通過了縣里的考試，所以去廣州趕考還是有一點小基礎的。當時就像現在的高考一樣，學額是以省區為單位進行分配的，有的省學額放得比較松，因為那里讀書人少，有的地方人太多，錄取分數就相對高。若是在貴州這樣的地方，可能洪秀全就能考上去了，但在廣州這里，他就一直考不上，因為廣州在當時嶺南一帶屬于文化較發達的地區。接下來的情形大家就基本知道了，他在灰心沮喪之時，遇到了中國傳教士梁發（又叫梁亞發，“亞”字是當時廣東常用作昵稱的字）。梁發給了洪秀全一本小冊子：《勸世良言》。里面講的是什么內容呢？其實是梁發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漢語，加上一些廣東話闡釋了一些《舊約》的故事，但闡釋得非常荒唐。他直接認定撒旦是蛇，所有出現撒旦的地方他都認為是蛇。后來洪秀全對蛇很痛恨，對與蛇類似的龍也很痛恨，就是受到梁發的影響。如果對《舊約》進行全面合理的闡釋，肯定不會認為撒旦就是蛇，因為蛇只是撒旦在誘惑夏娃的特殊情況下才顯現的一種存在狀態，但是梁發卻將這種錯誤的理解貫穿到《勸世良言》的內容之中。
    這里跟大家講個插曲。1978年以后，學術界召開了一次關于太平天國研究的研討會，然后就有歷史學會的人問這些研究者：“你們有誰看過《勸世良言》？”整個會場沒有一個人看過。此前對太平天國的研究已經非常細致了，但這么重要的材料卻沒有人接觸過，后來大家覺得這不像話，所以趕緊翻出原始檔案，印了一批。我當時還沒接觸過這個東西，也是后來才看到的，一看，覺得寫得還有點意思。
    洪秀全得到這個小冊子后，也沒有及時看，他回家后生了一場大病。洪秀全這人有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出人頭地的愿望特別強烈。我估計，這書他還是看了幾眼的，因為此后他又生了好幾次大病，并在病后自稱在夢里到了上天，見了上帝。等他病好以后去翻這個冊子，覺得其中的描述有很多在夢里似曾相識。然后他就準備去學習新教教義，他還真找了一個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了幾個月，然后就要求受洗。當時的程序是這樣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請求，此時教會又會考驗他幾個月，考驗通過以后才能為他施以洗禮。羅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時候，發現這哥們有點奇思妙想，挺不規矩的，于是就猶豫了一下，拒絕為他施洗。要知道當時的信徒大多是像梁發這類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還不識字，現在好不容易來了個識字、還曾考過試的人，應該屬于教會的人才了，但這個傳教士居然不給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氣離開了，從此自立一個教，自己去傳教了。
    你們別笑，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很常見的。中國民間一直存在秘密宗教，比如我們所講的白蓮教，其實就其中的各個教派而言，其形式存在很多根本不一致的地方，卻都是從共同的思想或組織淵源發展出來的，其中以儒釋道三教為主，還有一點拜火教的東西，再加上戲詞、大鼓書等，是個大雜燴。在傳播時也是亂傳，因為傳教本身是有利益的。回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興起的氣功熱，這個功那個功都出來了，某個師傅辦了個班以后，許多人也是一窩蜂去學，師傅就會很得意——能被這么多人崇拜，還能得著信徒送的錢。幾個聰明人進去學幾天就明白了，這師傅不就是會幾句口訣，然后知道怎么打坐嘛，然后轉身可能就自己去立新“功”了。民間宗教也是這玩意兒，就是幾部寶卷，供奉幾個神靈，然后會幾句口訣，會打坐，就成了。稍微學一學就會，這樣傳播的宗教可塑性極強，當然，到最后也都會變得面目全非。
    其實，洪秀全干的也是這種事兒，他利用基督教就跟別人利用白蓮教差不多——既然羅孝全不替我施洗，我干脆自己創個教，自己當教主。但他在傳教過程中馬上便遇到了問題。其實洪秀全想出人頭地，很大一個原因在于他是客家人，當時客家人在珠三角這個地方不太受人待見，常常被歧視。而且因為他們是后去的，本地人把好的土地都占據了，他們只能居住在貧瘠的山區或是平原地區的邊邊角角。即便是讀書亦如此，學額的分配一般都是向著土籍人。而且土客籍之間的械斗頻繁，甚至有幾個縣經常跨省械斗，這些在歷史上都出現過。客家人的抱團心理和土籍人的地域意識都十分強烈，這又正好說明了我前面提到的觀點，即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地域矛盾常常大于階級矛盾。傳統的鄉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為單位，都是一個姓，算起來同屬一個祖宗的后代，宗族內部自然又分成有錢人和沒錢人。假若鄉村里遷入另一個姓的外來宗族，而且對本土宗族可能會有威脅，想想看，如果你是沒錢的本地人，你是跟自家宗族內的有錢人矛盾大，還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顯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更大。本村的財主還可能作為你的依靠，或許困難時他還會給你捐點錢，幫幫你。
    洪秀全本來就是客家人，現在又搞這個教，使得大家覺得他更古怪，更排斥他。所以洪秀全其實是在花縣待不下去了，只能和他的兄弟朋友，如馮云山、洪仁開等人往外走。往哪里走呢？往貧瘠的地方走。兩廣地區，廣東比廣西富多了，廣西當時是個窮省，而且不像現在有出海口。廣西有出海口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事兒，歷史上一直就是個內陸省份，而且大部分地區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下雨就澇，無雨則旱，就是這樣一個很窮的地方。不過即使是在這里，客家人仍然只能住在山里，于是，洪秀全一行就到了廣西桂平山區。盡管他們是廣東的客家人，但廣西當地的客家人將他們視為自己人，所以他們就在這里扎根了。
    雖然洪秀全是名義上的領袖，但他個人能力不強，只能混一混，而且畢竟這里的生活條件沒有廣東好，所以他不安于位，也曾動過離開的念頭。不過，馮云山卻是個有能力的人，他有組織才干，也能踏實地待下來，他逐漸把當地燒炭的、砍柴的、做工的，包括客家的富人，比如韋昌輝、石達開等都攏起來，發展為教徒。于是，這一地區的客家人憑借宗教的凝聚力逐漸強大起來，因為他們不僅有地域認同，還有宗教認同。團結起來后就開始和本地土籍人發生沖突，最初也能占一些便宜，因為他們有組織對方沒組織，但吃了虧的土籍人反彈很強烈，而官府一般都是站在土籍人這一邊。事實上，凡是土客沖突，官府都會站在土籍人這一邊，因為他們的勢力大，所謂“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官府這樣拉偏架以后，土客沖突的烈度就不斷加大，本來可以調解的兩方現在變得水火不容，沒有回旋余地。有一次馮云山被抓了，也就是說，群體性事件的罪魁禍首被抓了。馮被抓后洪秀全就跑了，此時這邊剛剛發展起來的信徒群龍無首，于是楊秀清就“降神附體”，當家了。當地的降神附體是常態，大家都會這個，而且很喜歡，在中國也被人普遍接受。不過，說良心話，也不是誰都能“降”，其實對讀書人來說這是很難的，在地上打個滾就能抽風，這總需要有點特殊氣質。人群中總有些有特殊氣質的人，這些人對這些事情很敏感，恰恰楊秀清又是這類很敏感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又是當地燒炭工里的一個小頭目，比較講義氣，也能打，所以當他降神附體時，很多人都聽他的。當時，除了他和蕭朝貴，還有很多人能降神附體，但后來這兩人逐漸把別的附體者給打壓了，于是最終就只剩下他倆了。而且楊秀清和別人降的神又不一樣，別人降的頂多就是個黃鼠狼、黃大仙之類亂七八糟的小神，楊秀清一降就是上帝。等到他們重新整頓拜上帝教后，就把馮云山救出來了，同時迎回了洪秀全。但等洪秀全和馮云山回來后一看，變天了。以前洪秀全是當家的，是精神領袖，馮云山是實際領袖，現在他們發現又出現了兩個新的領袖，一個是上帝化身，一個是耶穌化身。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兩人的地位，于是從此以后太平天國的領導層里出現二元體制：一個是老的，從廣東花縣來的洪秀全、馮云山等人；一個就是當地的。當地的土著領袖有一大利器，就是降神附體。
    太平軍起義
    當然，這種二元結構的出現并無助于他們解決與當地土籍人的矛盾，反而越來越激化，最后他們一橫心，反了算了。因為一直處于打來打去的戰斗狀態會讓人活得很累，而且規模越來越大之后，很難將組織起來的群體遣散。但是我們要知道，洪秀全當年創教，是希望出人頭地，而不是想要造反。他從花縣來到桂平山區，不是要來造反，只是希望干點事業。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古老的失意的知識分子，希望利用歪門邪道出人頭地的過程。這還是跟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些暴得大名的氣功師的經歷是一樣的。當時國內那些大紅大紫的氣功師，大多都是因為在體制內不得志，或是無法通過正規途徑進入體制的失意者，然后通過創教而迅速家喻戶曉，成了所謂大師。本來不招人待見的人，在當年卻受到高官和演藝界明星的狂熱追捧。其實洪秀全跟這些百余年后的人沒有多大區別。人性，在歷史上很難有變化，幾千年來估計都是這樣。通過正規渠道上不去，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就行。總的來說，人都是這樣，本來無足輕重，但一旦其信眾或追隨者達到了一定規模，并卷入了當地的政治斗爭，那么就有可能跟當地的官府發生問題。而跟官府發生問題就相當于跟朝廷發生問題，這么一步步地走，最后不反也得反了，所以最后太平天國就反了。
    農民造反以后，清政府這邊的問題也跟著來了。此時朝廷機器銹蝕，反應很慢，而且由于地方政府的隱瞞，朝廷在很長時間里是不知道這事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極力隱瞞，以為自己把這起事件默默處理掉也就算了，另一方面他們又處理不了這件事。起義的太平軍在永安被官軍圍困了很長時間，但官軍就是無法撲滅他們。當時若有一支比較強悍的軍隊，早就能夠把太平軍平了，但就是平不了。其實，早在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白蓮教在中部幾省發動起義時，清朝的軍隊就已經不行了，統治機器最重要的部分已經問題很大了。鴉片戰爭時，清朝軍隊的問題雖然已經有所展現，但畢竟當時的敵人強大，我們還可以忽略不計。但這個時候，當一幫農民揭竿而起的時候，國家軍隊還是無能為力，然后眼睜睜地看著這幫人殺出廣西，進入湖南。太平軍進入湖南以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僅客籍人響應，而且各種民間會門，比如天地會等都踴躍參與太平軍。按道理，天地會是不該幫助他們的，但天地會是被政府打壓的，所以這個時候也開始造反了。所以太平軍進入湖南后聲勢一振，雖然沒有打下長沙，但他們在分兵之后，打下了更重要的武昌，就是當時的武漢三鎮。當時武昌比長沙不知要重要多少倍，那個時候它是連接南北的交通樞紐，九省通衢。然后太平軍就順江而下，打到南京，此時按照清朝的既有體制和國力，這場起義已經很難撲滅了，所以，事情真的鬧大了。
    依靠宗教組織發動起義確實有其獨特的地方，比如凝聚力比較強。我們常常聽人說中國人的宗教感不強，信教就像做交易一樣，信什么是因為希望得到什么，這個大體是對的。但在非常時期，一旦人們脫離土地之后加入了一個教，對這個教的依附性可能還是會很強的。中國其實不乏這種人，每一個宗教團體都有這種宗教感很強的人，而且拜上帝教一開始的確有很強的吸引力，這主要在于它是個一神教，排他性很強。拜上帝教排斥其他的神，獨尊上帝，這樣信徒的宗教自豪感就很強——我的主最牛，你們的都不行。所以太平軍在行進中，一路橫掃所有的民間信仰。而加入這個團體的人們，本來都是在鄉土信仰中成長起來的，現在居然能夠非常毅然、決然地去掃蕩這些鄉土信仰，可想而知他們的宗教信仰有多么狂熱。他們沿途把所有的廟都砸了，尤其是龍王廟——龍像蛇，蛇就是撒旦嘛，他們最恨這個東西。所有的菩薩都給換了名稱，叫“該殺”，觀音菩薩，觀音該殺，地藏王菩薩，地藏王該殺，等等，所有供奉這些神靈的廟都被砸或被燒了。如果沒有拜上帝教所制造出的這樣一種宗教狂熱，普通的農民很難有膽量做到這一點，去把這些他們祖祖輩輩都信仰的東西全部砸掉。而且，在實際的戰斗中，拜上帝教也顯示出了它的威力，的確使得太平軍所向披靡。
    此外，拜上帝教在信徒中實行禁欲主義，這也是太平軍戰士勇猛無畏的一個原因。尤其是在早期，太平軍內除了領袖之外，各種生活物資的分配都比較平均，而且不允許碰女人，等打下了天下再說，所以定都南京后，太平軍分了男營和女營。即使是夫妻，私自過夫妻生活也不行，若是想過夫妻生活必須經過批準，但事實上沒人會批準。大家別小看了禁欲這一條規則，在革命時期，它的確有強大的威力，能使人產生強大的戰斗力。不禁欲，人就容易有私心，不太想玩兒命。整天惦記著老婆孩子熱炕頭，人還有心思去玩兒命嗎？要想打仗就得沒啥牽掛、沒啥念頭，這樣死也沒什么好顧慮的了。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太平軍作戰的確非常勇猛、很厲害。
    還有一點，洪秀全自稱拜上帝教和洋教有關系。他自己也知道，雖然他是教主，但基本教義都是從基督教那里搬來的，他們信仰同一個上帝。大家都是一個教的兄弟，這樣太平軍對外國人就有一種開放的心態，他們不排斥外國人，也樂于接受西方的新事物。其實，本來中國農民對外國的東西就不大排斥，在講鴉片戰爭的時候講過，洋人的輪船過來時，中國農民會嗖嗖地爬上船去跟洋人做交易。中國第一次有輪船、火車時，大家都覺得很新鮮，有事沒事就喜歡去坐。淞滬鐵路剛建成時，當地人沒事就去坐，就跟我們現在坐磁懸浮一樣，其實就是坐著玩兒。當時也是如此，大家都想過過癮，結果人太多，最后軋死了一個人，然后朝廷就不干了，就把線路給拆毀了。中國農民本來就有一種實用理性，加上太平軍自認為是外國人的兄弟，所以對于外國人的東西都能接受。那些太平軍的領袖或是將領們對外國的東西也都特別喜歡，愿意花錢買外國的自鳴鐘、大懷表什么的，更愿意收的是洋槍洋炮，太平軍非常熱衷于這玩意兒。太平軍洋炮用得不行，但洋槍還可以，他們用洋槍比湘淮軍都早。
    想想看，這樣一支用特殊精神武裝起來的，被禁欲主義籠罩的，還比較開放，喜歡用洋槍的農民軍隊，其作戰能力當然很強。
    相對于太平軍，清軍啥都比不上。要紀律沒紀律，要斗志沒斗志，一支綠營兵里若只有一半是吃空餉的已經算是好的了，很多時候，一支編制五百人的隊伍能有二百五十人就不錯了，多余的餉銀都讓官給吃了。如果上級來檢查，臨時雇點老百姓拿上槍，套上衣服，杵在那兒就行了。當時盡是這樣的兵。至于說裝備，更是一直沒改過，一色的鳥銃。士兵用起來極不方便的鳥銃，不像現在的槍都有一定的曲折度，而鳥銃*是直的，放起來很不方便，而且很多槍管都造得不好，槍膛都不光滑。此外，還有一半的士兵裝備的是大抬槍，就是我們抗戰時雁翎隊用的槍——排炮。這種槍放槍時前面須得有兩個人抬，或是架起來，這槍沉重，而且發射速度也慢。其余的就是刀矛盾牌了。一看便知，這樣的軍隊對太平軍毫無抵抗之力，所以區區兩萬太平軍北伐，就能一路打到天津，如果當時南京多派點人，打下北京也是有可能的。按照我的推斷，太平軍只要打到北京城下，皇帝肯定會跑，因為滿人是個游獵民族，沒有守城的經驗和信心，也從來不守城。外敵只要打到北京城下，他就跑。雖然當時北京的城墻還是很高的，城防也十分完善，但皇帝沒有守城的心態，也就很難守城。
    太平軍的問題
    但是，太平軍畢竟出現了策略性的失誤。他們是一幫沒有多少戰略意識的農民。他們從廣西一處十分貧瘠的山區殺出來，來到武漢已經覺得很繁華了，到了江南更是感慨江南太好，也就不愿意走了。其實當時太平軍內有一派人認為，至少應該把國都定在北方，因為就地緣政治而言，北方要勝過南方。但是更多的人認為，還是南方要好一點，應該把都城定在南京，那里富庶，吃得好穿得好。無論何因，最終太平軍是把都城定在了南方。定都以后，歷代農民起義中常有的問題又出現了，禁欲主義在一段時間內可以提倡，可一旦這些以前很窮的燒炭佬和樵夫等娶不上老婆的人來到繁華之地、溫柔鄉，他們的抗腐敗能力就迅速下降，禁欲的精神也就逐漸瓦解。于是，在太平軍內，從大頭頭開始腐敗，大家紛紛去找老婆了，每個人都找了很多。
    不過，洪秀全找的老婆倒是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多。《這個天國不太平》這本書值得一看，作者陶短房是羅爾綱的學生，他對太平天國的史料非常熟悉。這本書寫得很好玩，但不是純粹地寫故事，而是回答了許多我們之前很少關注的問題。比如，為什么洪秀全沒有皇后？洪秀全有多少配偶，她們都是干什么的？許多歷史書講到這里都不會提到這些問題，但他都解答了，很好玩的。陶短房經過考證之后發現，太平軍定都后迅速腐敗，相當嚴重。說太平天國的*程度即使比清朝皇帝還厲害，也相差不多。洪秀全也就找了百八十個老婆，已經超過清朝皇帝。太平天國起義其實有一個問題：洪秀全是懂《周禮》的，卻沒有辦法像士大夫那樣用一種類似門規或是家規的文化傳統來約束自己的配偶或后妃。士大夫也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他們可以依據禮法來約束閨門，保持家庭的團結和睦，而洪秀全找了這么多的老婆之后，就亂了，他根本招架不了。而他又是個無能的人，組織能力很一般，于是這一百來個老婆就亂了套，根本不服洪秀全的管制。他經常需要靠楊秀清來管理自己的妻妾，洪秀全常常讓楊秀清親自來天王府搞降神附體，裝神弄鬼，說我是上帝啊，現在下到人間來教訓眾娘子們，大家都要聽從洪秀全的話。洪秀全連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還得讓別人來裝神弄鬼幫忙制服，實在是可憐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但在太平軍中，洪秀全對于這種男女之大防的禮教規定是非常嚴格的。他們等級森嚴，差一個等級，服飾、待遇、子女的稱謂都不一樣，而且男女之間的界限非常嚴格。《禮記》講男女是在七歲分席，但沒說男女在七歲之后不能相見。可在太平軍中，八歲的孫子和八十歲的老奶奶都不能同時在一個房間里待著，可見其規定已經超級離譜。洪秀全對禮教有著近乎瘋狂的執著，卻沒有執行和維護這些禮教的能力。連自己的這幫妻妾都需要楊秀清來管，楊秀清還能看得起他嗎？楊秀清根本看不起他，所以楊秀清找的老婆比洪秀全還多，東王府的儀仗比天王府的還隆重，據說從南京城東門進去，前面的人走出西門了，東門那邊還沒走完，可想而知楊秀清出行的排場有多大。
    拜上帝教雖然脫胎于西方宗教，但在運作起來后卻逐漸偏離了原有的精神。基督教持一神論，在它體系內部也是如此，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且，雖然常說耶穌是上帝的獨子，但按照基督教三位一體的說法，正確的理解是：耶穌是上帝的化身，被上帝派到人間來拯救人類，圣父、圣子、圣靈，即這種因信稱義的精神是三位一體。但到了洪秀全這里，他對上帝和耶穌關系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我也是上帝的兒子，但是之前有一個耶穌，他是老大，那么我就是老二。所以洪秀全沒有立皇后，因為在上帝的天國里，上帝還在，所以他不能當皇帝，只能當王，進而他的配偶只能當王妃，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就空缺了皇后。但這樣他的那幫兄弟又不干了，憑什么你能當上帝的兒子，我們不能當啊？于是他的那些兄弟都變成了上帝的兒子，其中三兒子就成了楊秀清，四兒子就成了蕭朝貴，五兒子就成了馮云山，以及韋昌輝、石達開等，一共七個人都成上帝的兒子了。洪秀全也聽過三位一體的名詞，卻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他曾經賜予楊秀清一封號，叫“圣神風”，而“圣神風”其實是早期基督教傳入中國時，用于對譯“圣靈”的詞。這樣一來，圣靈就成楊秀清了，可見洪秀全對這些概念完全是糊涂的。他還封馮云山為“云師”，蕭朝貴為“雨師”，韋昌輝為“雷師”，石達開為“電師”，其中他又摻雜了中國農村自然宗教里的一些概念。所以，拜上帝教一點也不像基督教，因為其從根本上違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洪秀全還認為，既然基督已經升天了，那么我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而且我在中國，中國又是世界中心，所以你們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國家都應該來朝拜我，由此可見他的自大。不過，盡管拜上帝教的最高統治者對教義是胡亂解釋的，我們也必須看到，拜上帝教確實對于起義事業起到了很好的支撐作用，如果沒有基督信仰，可能這次農民起義不會鬧得這么大。
    到南京以后，洪秀全又打出民族主義的招牌。當時有人向洪秀全出主意，建議他發表公告，說清朝是異族政權，而太平軍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恢復漢族傳統。按道理，如果沒有拜上帝教的信仰，他的民族主義旗號會很有吸引力，畢竟漢人士大夫是深受滿人壓抑的，尤其是那些比較上層的士大夫，他們都清楚自己身受異族壓迫，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但問題在于，拜上帝教信仰所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掃蕩民間信仰，而是連儒家信仰也掃蕩殆盡。尤其是在起義初期，洪秀全甚至還編出這么一個故事，說上帝曾在他面前召見過孔丘。上帝說孔子寫的書盡是錯誤，現在社會中之所以有這么多問題，就是因為孔丘把人教壞了。于是上帝就譴謫孔丘，還暴打他，打得他一直求饒，到處跑。洪秀全其實對儒家倫理是十分在意的，他并沒有拋棄儒家的東西，后來還印過《四書》，雖然自稱對其進行了修改，但事實上修改的地方很少，盡是皮毛字句，基本上還是照搬的。洪秀全這么多年一直讀下來，其實對這套東西還是很信的。但他編出這樣一個故事，對圣人進行這樣的褻瀆，這是許多士大夫容忍不了的。雖說皇帝是“圣上”，但很少有士大夫真的把皇帝當圣人，士大夫心中的圣人只有一個，就是孔子，頂多加一個亞圣，孟子。這是神圣不可動搖的，因為這是士大夫的飯碗，也是他們的信仰，他們之所以成為士大夫，就是因為懂這玩意兒。現在洪秀全否定了士大夫的精神偶像，說孔圣人教書教錯了，還被人打了一頓，這種侮辱怎么能讓士大夫受得了？
    還有一個問題，由于洪秀全這幫人大多是小知識分子或農民，所以盡管他們也開科取士了，但這個開科取士仍存在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很多歷史材料和研究都說法不一，有的說他不尊重知識分子，有的則說他很尊重，但即使是很尊重，他也只是把這些讀書人派去當文案、當先生，從不委任他們以更高的職務，不給他們官當。據說錢江、王韜，都曾經投奔過太平天國，但都沒什么好結果，于是都跑了。容閎回國，也先去的太平天國，看看不行，才走的。其實，太平天國并不重視知識分子，至少不重視那些中上層的士大夫。所以，所謂的開科取士，取的都是一些很差的人。一方面，他在精神上蔑視士大夫的偶像；另一方面，在現實中他又不給士大夫具體的權力。就這樣，太平天國就喪失了士大夫的支持。許多士大夫作過比較，如果太平天國起義成功了，士大夫的命運可能要比在清朝的統治下更悲慘。這就是太平天國失去士大夫支持的原因。而我們從歷史上看，如果農民起義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鬧得再大也沒用。你看，宋朝士大夫從不參與反叛，因為皇帝對士大夫比較好，所以整個朝代都沒有叛士。結果，盡管方臘、鐘相、楊幺等的起義規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問題正在于沒有士大夫的支持。沒有士大夫，他的起義就缺乏組織，難以塑造統一的文化，而且戰略戰術都難以提升。農民不是沒有力量，但這種力量需要整合，沒有人來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國的歷史再次證實了這一點。盡管有小知識分子的參與，但他們本質上還都是農民，和真正的士大夫仍存在距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