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失敗使得中國在經歷大變革之后失去了政治重心，唯一一個有希望統一中國，有希望成為政治強人的領導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中國陷入了一種因權威缺失而導致的混亂。
    我們通常以“北洋時期”一詞來指稱民國后到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前的這段歷史。北洋時期包括：袁世凱當政時期，也就是從1912年到1916年這四年；然后是皖系，從1916年到1920年一共四年；然后是直系，從1920年到1924年，又是四年；最后是奉系，從1924年到1928年，四年。四四一十六年，北洋統治時期基本就是這樣安排過來的。1928年以后就是國民黨當政時期了。從嚴格意義上講，奉系不能算是北洋軍閥，它頂多是北洋軍閥的一個支系。張作霖等人根本就是土匪，不是北洋出身，他們原屬于巡防營系統，只是后來跟北洋系統搭上了關系。他跟張勛一樣，本來都是在正統的北洋系之外，非嫡系部隊，但我們為了研究方便，一般都將奉系統治時期也算進北洋軍閥時期。
    段祺瑞與黎元洪
    在袁世凱主政時，中國還存在著統一政局的可能性，畢竟袁世凱是個政治強人。但是在他死后，這個統一的事兒基本就沒戲了。隨后，中央政府進入了皖系主導的時代。皖系這個詞兒也是后來人封上去的。袁世凱去世以后，按照約法規定，應由副總統黎元洪接任總統之位，總理是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有沒有能力阻止黎元洪登位，或者自立為總統呢？他是有這個能力的，因為當時北洋系還是國內最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基本還可以控制大部分國土，袁世凱去世以后，大家公認的北洋系統領袖就是段祺瑞。那么，為什么段祺瑞不當總統呢？因為他希望在袁世凱去世以后采取跟袁不一樣的統治方式，盡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攏，因而恢復了《臨時約法》。我們前面講到過，《臨時約法》事實上是將中國政體改成了法國式的內閣政體，這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責任內閣制，如果強調責任內閣這一部分，那么總統就是虛位的。段祺瑞現在就是刻意強調這一點。他宣傳自己所遵循的就是一種責任內閣制，這樣總統就是虛位的，而總理就是有實權的，那他當然是要當有實權的總理啊。所以，袁世凱死后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不過，雖然段祺瑞和他的幕僚認為中華民國采納的是內閣制，但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仍堅持民國實行的是總統制。民國初年的多黨制實踐已脫離了最初按美國經驗設計的兩黨制模式，但盡管如此，黎元洪等人仍然堅持總統應該握有實權。這就是當時中國制度的含混之處，而這也種下了后來府院之爭的伏筆。
    再講北洋，雖然袁世凱沒了，但是北洋系統還在。那個時候的北洋，包括此前的湘軍、淮軍（淮軍后來變成了淮系），都是帶有很強個人色彩的政治軍事集團。雖然北洋軍比之前的湘淮軍更加現代化，但它依然帶有很強烈的個人效忠色彩，也就是說，這種人身的依附關系仍然很強固。最牛的人是袁世凱，其余所有人都是他提拔的，都是他的部下，因此所有人都聽命于他，但在袁世凱死后，他的繼承者就很難有這樣的權威。像北洋三杰龍虎狗，王士珍、馮國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們資歷基本相同的人還有很多，比如張勛、陸建章、段芝貴等，其實有一大堆人，原來都是稱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這個時候要想從筷子里面拔將軍，誰能趕得上袁世凱的權威呢？差得太遠了。不過，相比較而言，資歷最老的還是先前提到的三個人。王士珍后來不管事兒了，很淡泊；馮國璋有野心，但與段祺瑞比起來要差一截兒。北洋系統的所有軍校都由段祺瑞來當總辦，這是他的優勢。也就是說，對所有北洋系統的軍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們名義上的老師，包括后來的蔣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師，只要是在北洋系統混過的，都和段祺瑞存在師生關系。就憑這一點，段祺瑞的人氣絕對是能大大蓋過馮國璋，其他人也沒法跟他比，所以此時就讓他當了頭。
    府院之爭
    在段祺瑞主政的頭兩年里，北洋軍中開始出現派系紛爭，主要是皖系和直系。但是那個時候直系真的不足以跟皖系抗衡，所以段祺瑞掌權的時代，有句口號就叫“皖系即中央”，大家也都認賬。再說，當時的派系也不像我們后來說的那樣分野清楚，現在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常常說誰是誰的人，但這些都是相對的。盡管每個派系都有核心圈子，這是沒問題的，比如馮國璋和李純的關系是很鐵的，這個是不能動的；馮國璋跟他一直帶在身邊的十五師、十六師的關系是很鐵的，這也是不能動的；段祺瑞跟他周圍的人，比如徐樹錚、靳云鵬等人，也是走得特別近的。這些已經進入核心的上層分子基本不會發生變動，但在邊緣處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就說不清了。我們很難說清楚誰是誰的人，因為許多人常常兩邊動搖。比如說曹錕，后來說他是直系，但在頭兩年他跟馮國璋走得并不近，反而跟段祺瑞關系不錯，否則他不會在1917年去南方替段祺瑞政府打仗，而且那么賣力。當然，我也沒有證據證明他一開始就是和段祺瑞一伙，只是后來加入直系。總之這些都是很難說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以皖系和直系這種地域取向劃分兩大派系并不是絕對的，只是說兩派的首腦是安徽人和直隸人。曹錕可以說是直系的，因為他是保定人，當時還是首府，馮國璋是河間人，這些都沒問題。但是你看馮玉祥，他是皖人，加入了直系。陸建章，皖人，也是直系的，而且反皖系反得特別兇。所以，各派系的參與者不是按照地緣關系來選擇的。也就是說，在最初還沒有打起來的時候，北洋的直系、皖系和奉系，乃至張勛，還有其他的毅軍，乃至原來淮軍留下來的各個山頭的部隊，存在犬牙交錯的聯系，他們之間并沒有嚴格的邊界。大家要注意，在分析帝制或者民國時期的派系問題時，千萬不要用今天的思維去套取古代的邏輯，邊界清晰的派系只可能產生在現代政治中，以前不會這么清晰的。
    段祺瑞當家，由皖系統治的這四年，其實是整個北洋時期最民主的四年。所有的當家人都是吃歷史飯的，他們都會從過去不遠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調整統治策略，籌劃下一步的制度變革。其實每個人都是如此，經歷過什么事兒，就會對這一段歷史有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當這件事折騰得很厲害，或者自己被卷入的程度很深時，無論成功或失敗，都會對你產生很大影響。段祺瑞也是如此，他接受的，是袁世凱帝制自為這樣一個失敗的教訓。對此，段祺瑞就認為，他應該改弦更張，正經八百兒地按照民國的要求，按共和國的精神，遵守民主體制的規矩來辦事兒，所以他恢復了民元國會，而且自己也比較守規矩，他按照他想象中的民國的方式來進行統治。但他也有很多障礙，最大的障礙仍然和袁世凱一樣，就是權威不足。前面講了，當年袁世凱之所以稱帝，主要是因為他在體制轉換后喪失了大部分權威，無法按照現代國家官僚制的邏輯實現對昔日幕僚和朋友的有效控制。袁世凱的確有統一中國、重新建成一個強大國家的野心，但他在這方面的確是權威不足，所以只有帝制自為了。不過，袁世凱畢竟還是政治強人，也是北洋的大頭，在他去世后，繼承者就更加缺乏權威了。
    袁世凱統治時期，各省雖然說有抗命的行為，但基本上是聽話的，各省的稅款也基本是要上解中央的。但到了段祺瑞時代，戛然而止，沒人給中央送錢了，而且中央沒辦法對這種行為進行處罰。各省都有自己的借口，比如說，因為此前跟國民黨打過一仗，所以地方不甚太平，軍餉也有欠發，只能把地方財政截留了，不然士兵就要嘩變了。中央若是想要我們上解稅款，那就先幫我們把軍餉發了吧，先把軍費撥下來再說。然后各省就會開出一個天文數字般的軍費，如果地方一共只能往中央上解一百萬稅款，那么它常常告訴中央需要一千萬才能彌補軍費損失。中央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根本做不到。而且，中央根本沒有能力對這些地方軍頭進行處罰，不可能因為不上解稅款就把他們撤了。袁世凱都不可能撤換督軍，那么段祺瑞就更做不到了，因為他只是袁世凱手下眾多大將之一，權威已經大大消解了，哪有資格隨便撤換地方督軍的位置啊。
    所以，當時中央財政十分窘迫，財源寥寥無幾，一部分是關余和鹽余，就是關稅和鹽稅扣除了庚子賠款所剩余的那一點兒錢，這筆錢有時多有時少，卻是當時最重要的收入；其次是交通部的收入，交通部當時管了幾條鐵路，比如京漢鐵路、京浦鐵路和京張鐵路，這幾條線的收入是可以預期和掌控的；還有就是北京崇文門的關稅，當時北京地區商稅都是在崇文門征收的。但想想看，一個中央政府，總共就只有這么一點錢來維持開支，真的是非常窘迫的。所以，自從段祺瑞以后，北洋政府里只有兩個部門比較有錢，一是財政部，二是交通部。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民國的交通系這么厲害，它的財力比財政部還牛，因為它能控制幾條重要鐵路的收入，所以前交通系、后交通系、交通銀行，都是這一系統之內的。其余各部都是窮部，從袁世凱死后就開始欠薪。
    手里頭沒有錢，因此段祺瑞在主持政局時所能依憑的資源就很少，能力就很弱。本來政治權威就不夠，沒錢就更不行了。段祺瑞遇到了一個大瓶頸，他想有所作為，但不知道該如何操作，這是個大問題，也不知道怎么解決。當時國會兩院八百議員，人稱八百羅漢，這些人從一開始就為自己定了每月五百大洋的工資，相當于次長級的待遇。五百大洋在當時是個挺大的數字，可惜政府沒法滿足這個數目的要求，如果政府能夠足額發薪，可能國會也不難馴服，但是當時的民主還是非常薄弱和幼稚的，政府老欠薪，議員焉有不鬧之理。所以，內閣跟國會之間的回旋余地也就很小了，段祺瑞不能像袁世凱那樣直接把它廢了，而且袁世凱手腕更多，即使不廢也有辦法，但對于權術稍遜的段祺瑞而言，這就是個*煩事兒。
    再就是總統府，黎元洪手下也有一幫人。黎元洪人緣不錯，本來武昌起義時他是被強拉出來的，但當他想干點事兒之后，就有一幫人開始圍著他。黎元洪的確很厚道，但當周圍圍了太多人時，這個人也會有點變化。按理說黎元洪是個不愛爭的人，沒什么武力資源，沒什么嫡系，更沒什么財力，本身又是個很平和、挺老實巴交的一個人。我研究辛亥革命的材料時發現，之所以當時湖廣總督瑞澂會起用他，就是因為他老實、憨厚。但是等他當了總統以后，周圍的人就會開始鼓噪，他們認為即便民國已變成了法國體制，但總統還是有實權的。因此，他們和國務院的矛盾逐步惡化，尤其是徐樹錚當國務院秘書長的時候。徐樹錚這人特別專橫，什么公文到了總統府，就直接嚷嚷著讓黎元洪蓋章，黎元洪想仔細看看，這時徐樹錚就會非常不屑地說：“看什么看，你蓋章不就完了嗎！”最初黎元洪忍了，蓋就蓋吧。一來二去，底下的幕僚們就不干了，憑什么總統不能看公文啊，后來黎元洪也就硬碰硬，索性不再給徐蓋章，然后矛盾就鬧起來了。
    此時的段祺瑞還真是不錯，直接把徐樹錚免了。本來徐樹錚跟段祺瑞的關系，就跟親兄弟一樣好。后來徐樹錚被刺死，段祺瑞把他安葬到自己家的墓地里，這一舉動等于是告訴徐家，徐樹錚也是段家的人。而且徐樹錚的確非常聰明，段祺瑞的那些幕僚都稱贊他就像三國時的龐統一樣，可以耳聽判詞、口中發落、筆下批文，可以說是能一心幾用，極聰明。他本來只是個秀才，后來被段祺瑞相中當秘書，然后就被送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算得上是文武雙全。我看過他留下的幾首詩，寫得的確都很棒。他和北洋時期的林琴南、楊云史這些文化名人都過從甚密，關系非常鐵。但這個人的問題也很多。第一，剛愎自用，覺得全世界就他最聰明，其他人都不行。這就使得他與別人的關系很緊張，比如他跟同是段祺瑞重要幕僚的靳云鵬就是死對頭，皖系后來在崩潰之前內部先發生分裂，與此就有關系，靳云鵬本是段麾下武將中最好的一個，后來卻率先反叛了。第二，徐樹錚太好獨斷專行，遇事不請示就直接干了。他的主公后來主張對德宣戰，是想站在協約國一邊，而徐樹錚卻認為德國人好，因為他去過德國，對德國人很佩服（當然，段祺瑞也去過德國），所以他認為政府應該站在德國一邊。當年一戰爆發后，日軍圍困青島，德國守軍反應很倉促，畢竟大部分是海軍，所以陸戰武器緊缺，沒有槍支彈藥。然后小徐就偷偷往德國守軍方面運送了一萬多支步槍，這些事兒當時若是被抖出來就會造成很大的國際麻煩，但是小徐敢在他的主公段祺瑞不知道的情況下這樣做，由此可見其獨斷專行的風格。第三，徐樹錚最大的毛病就是好用權術，他太愛這東西了。我曾講過，當年袁世凱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總用權術。權術并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個人沒有大韜略、大格局、大想法，那么，權術用多了，可能就會適得其反。
    段祺瑞對徐樹錚的確是非常好，而現在為了能夠平息府院之爭，他竟然能夠把自己最親密的政治幕僚開了，由此可見，段祺瑞在當時還是很想按照民主的議事規則把這件事兒處理好的。但是，他越想辦好越辦不好。比如，他跟國會的關系怎么協調也沒法玩活，跟總統府也一直存在糾紛。后來他急了，干脆還是來權術，玩黑的，直接拉督軍團，讓軍人干政。后來段祺瑞每次跟黎元洪的關系一緊張，就讓督軍團出面嚷嚷，這時候黎元洪就軟了。要知道，這就是中國政治的一大難題，每逢當政者想按照民主的程序辦事時，這套東西玩不轉，而用傳統的方式辦理時，可能又會很靈。你讓他怎么選擇？段祺瑞繞開民主規則的第一次成功，就是處理府院之爭。
    府院之爭，起于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于1914年爆發，到1916年時，日本和美國都希望說服中國參戰。為什么呢？因為這個時候歐戰陷入了膠著狀態，雙方逐漸轉入陣地戰，掘戰壕以備長期固守。這就需要征集大量的勞動力，當地的民工不夠了，缺乏挖戰壕、抬傷員、運送槍彈的人手，這一系列的苦差事在當時歐洲也沒人愿意干，于是一些國家就希望到中國招募華工，尤其是中國北方山東的農民，身材高大，能吃苦耐勞。但如果中國不參戰，那么他們從中國招募華工就很麻煩，此前他們已經通過“綁豬仔”這種方式弄了一些人過去了，但這極不光彩，也太麻煩，不能一直這樣做。當時尤其是協約國，特別希望從中國招募華工，因為整個山東實際上都已經被協約國占據了，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了青島和膠濟線，而威海又被英國人占領。英國已經通過各種方式弄了一些華工到歐洲，但它不能大規模地弄，所以希望借美國人之口來說服中國，而日本也一直慫恿中國參戰。當然，協約國從一開始就沒指望讓中國人出兵，其實他們都沒指望日本出兵，日本打完青島以后就沒打了，所以說日本參加了一戰也是件玩笑事兒。
    當時為了說服中國參戰，列強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諾。而段祺瑞政府此時又的確比較困窘，財政捉襟見肘，內政外交也都不大順利。列強在這個時候開出的價碼包括重新議定關稅稅率啊，取消庚子賠款中中國需向同盟國償付的賠款，等等。協約國承諾，只要開戰，中國就不必再向德國和奧匈帝國賠款了，而向這兩國償付的庚款比例很大，一來一去就是不少錢。那個時候段祺瑞是當家人，他覺得這個參戰是有油水可撈，于是就想干。但是也很奇怪，黎元洪從北洋水師畢業，我們的海軍是學英國的，所以他受的是英式教育，老師全是英國人，而段祺瑞學的是炮兵，他是到德國留過學的，但他卻力主對德宣戰，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覺得德國不能惹。就學背景完全不起作用，這就很奇怪。兩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后來黎元洪表示可以讓一步，中國跟德國及奧匈帝國斷交就算了，起碼應該保持中立姿態，但不能宣戰，萬一打不過別人，中國就徹底玩兒完了。黎元洪一直很憂慮，擔心打不過德國人，到時候德國人卷土重來該怎么辦，但是段祺瑞則是執意要打，結果就鬧得非常僵。段祺瑞這次又找來督軍團想壓服黎元洪，但黎犯了倔勁，死活不同意，堅持不能對德宣戰，最后鬧翻了，黎元洪干脆就把段祺瑞的總理一職免了。
    其實，按照責任內閣體制的設計，總統是不能罷免總理的，罷免總理只能由國會通過不信任票決議。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后，也不好意思繼續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這下各省的督軍就都鬧起獨立來了，一則總統罷免總理不合法理，二則地方都不想跟著黎元洪干。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鬧出這么大的動靜，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軍團一直是在徐州開會，而徐州是張勛的大本營，所以張勛在這里就儼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實，督軍團里并非沒有比張勛更牛的人，畢竟軍人干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兒，所以希望找個比較傻的人當頭，可以讓他承擔大部分的風險，所以就選中了張勛。這時張勛就表示，可以擔當總統府和國務院的調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個人來居中調停一下，于是就招呼張勛趕緊進京。其實黎元洪在罷免段祺瑞時，相關的公文都沒人愿意副署，沒人愿意卷入這檔子事兒，他沒什么后臺，此時還是很尷尬的，這個時候有人愿意出面緩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張勛復辟
    張勛是那種很一根筋的人。不過說良心話，在民國時，無論是在軍閥的圈子里，還是在社會上，其實他的口碑和聲望不像我們現在說的那么臭。雖然他統領的軍隊的紀律不是特別好，但據當年那些伶人回憶，其實張勛蠻厚道的，他請人唱戲、開個堂會什么的，給錢都很多，北京的江西會館主要就是由他來資助的，他也對家鄉奉新縣所有進京讀書的學生給予資助。但是他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喜歡清朝，所以他的軍隊一直沒有剪辮子，習稱辮子軍，他自己也不剪。袁世凱當政時期對他很優厚和關照，因為他只是北洋系統的支系，屬于巡防營系統，但是他又屬于巡防營系統中比較能打的部隊。辛亥之后，有幾支部隊不是新軍，一個是張勛的，一個是張作霖的，一個是陸榮廷的，他們都不是新軍，其前身都是巡防營或是土匪，但都久經戰陣，他們總打仗，新軍反而很少打仗。打過仗的和沒打過仗的軍隊是不一樣的，辛亥革命時攻打南京的民軍有那么多人，而張勛就那么幾千人，打了那么長時間才打下來，而且還沒能把張勛的部隊都吃了，還是網開一面讓他跑了，可見張勛的厲害。張勛就是一門心思想復辟，想回到清朝，其實當時這個基本是沒戲了，但是他總喜歡提這事兒，開會的時候就喜歡往外捅，而這個時候，徐樹錚就顯現出玩弄權術的手腕了。
    徐樹錚當然不希望府院之爭繼續僵持，而且也明白一定要把黎元洪趕走。黎元洪怎么樣才能被趕走呢，就靠張勛。督軍團開會的時候，張勛又抬出復辟的調調，這時候徐樹錚就慫恿督軍團成員同意張勛的意見，最后簽字的時候，這家伙又偷偷溜了，別的督軍代表就真簽字了。張勛看到這個，心里就踏實了。他手下辮子軍一共兩萬五千人，他提了五千人進京。進京以后，張勛就肆無忌憚地復辟，聲勢特大。當時北京駐軍其實有好幾個師，但是大家聽聞張勛要復辟，都不敢吱聲了。本來是來當調解人的張勛，一進京就鬧復辟。這個時候黎元洪才真正意識到了自己是引狼入室，只有趕緊逃命。他躲進日本使館后就下了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并委任他組織討逆軍，總統則由尚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
    段祺瑞其實一直知道張勛可能會復辟，但是他卻沒有像徐樹錚那樣耍陰謀。張勛路過天津的時候，段祺瑞問他是不是要去復辟，張勛說是，然后段祺瑞就說，你若是復辟，到時我就要打你啊。所以后來張勛復辟失敗，指著敵方戰將說，你們哪里有資格打我，只有段祺瑞有資格打我，因為他跟我說過要打我的。這個現在聽起來很好笑，但是那個時候就沒人管啥信義了。
    段祺瑞開始組織討逆軍，然后很快就發現了一個大問題，手里既沒有錢，又沒有嫡系軍隊，一兵一卒都沒有，連個警察都沒法使喚。那個時候他跟曹汝霖關系很好，曹汝霖又跟日本人關系很好，于是曹汝霖就向日本三菱公司借了一百萬，當時日元和中國的銀元是同比值的，一個日元相當于一個銀元，所以這筆錢來得很及時。然后段祺瑞就開始到各方收買軍隊，他首先收買李長泰的部隊，就是駐扎在天津馬場的第八師。李長泰很怪，給錢也不干，段祺瑞沒辦法，后來聽聞李長泰新娶了一個小老婆，李長泰特寵愛這個新歡，于是段祺瑞就向李長泰的小老婆送錢，這女人就慫恿李長泰去打仗，結果就成功了。接著又找曹錕，曹錕不愿意干，但是吳佩孚愿意干，于是曹錕也被說動了。然后還有馮玉祥，馮玉祥此前剛剛被陸軍部長免了，當時他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長。這個旅很大，因為馮玉祥也是一個不愛錢的軍閥，有點錢就去擴軍，整兵整槍，別人的一個旅少則兩三千，多則四五千，他那一個旅就有九千多人，比別的一個師還多。那些團長之類的軍官都只聽馮玉祥的，馮玉祥被免了之后沒人敢來十六旅，這時段祺瑞又讓馮玉祥官復原職了。馮玉祥是個有點革命思想的軍閥，復辟還了得，馮玉祥辛亥時候就搞過革命的。
    所以，這三支主力部隊一拉，其他人從旁跟上，然后就開到北京去打張勛了。當然，仗打得很熱鬧，卻沒怎么流血，象征性含義很強。用莫里循的話說，雙方之間槍是放了不少，幾百萬發子彈都給打出去了，但是沒傷幾個人，倒是幾公里以外的一只羊被流彈傷到了。雙方軍隊沒什么直接接觸，還第一次用了飛機，當時南苑那邊有航校，于是討逆軍派了兩架飛機上京城扔*，丟了幾個*下去，據說炸死了一個宮里的太監和一條狗。復辟就這么解決了，然后段祺瑞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這次反復辟戰役雖然很兒戲，但畢竟打完這仗后，張勛隊伍從此土崩瓦解，他在北京的五千辮子軍被繳械了，他留在徐州的兩萬人也被人收編了。而黎元洪也不可能再回來當總統了，馮國璋那個時候剛剛從南京過來繼任總統，自己也不便跟段祺瑞抗衡，所以參戰就沒有問題了。中國正式參戰，加入協約國，這一事件就種下了后來五四運動的伏筆。如果沒有參戰的事兒，五四也許就沒有了。
    南北交戰
    參戰粉碎了復辟，雖然復辟和討逆都只是兒戲，但這一過程為段祺瑞贏得了極高的榮譽。而日本國內此時也發生了變化。此前日本一直逼迫著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那時日本認為一戰是日本獨霸中國的天賜良機，以為可以借此把中國一舉拿下。但在操作時困難重重，這種強勢的壓迫引起了中國國內的強烈反彈，同時也引起了西方國家的不滿。日本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實力，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國，如果真要冒險強行開戰，那么列強在結束了歐洲戰事以后，很可能會馬上調轉頭來，回到亞洲打它。所以，日本逐漸改變了對華的強硬路線。1916年后，日本的對外政策發生轉變，大隈內閣下臺了。當時日本的軍國大事都是一幫軍界元老說了算，大隈雖是武人出身，但干得不好，結果就被攆下臺了，然后由寺內正毅組閣。寺內內閣是一個財閥性的內閣，寺內正毅原本是朝鮮銀行的總裁，他在當總裁時和西原龜三的私交甚好。寺內當了首相之后，西原可以不經通報，直接進入寺內的內室，由此可見兩人的親密程度。
    寺內為了掌控有關中國的真實信息，就把西原派往中國，希望他親身觀察一下中國的情況，與有關政界人士聯絡，為日本制定對華政策搜集資料、提供建議。西原龜三到中國轉了一圈，搜集到很多情報。當他回去向首相復命時，覺得日本應該在中國找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并加以支持，應改變以前那種霸道的方式，轉而運用比較柔和的方式，主要就是通過援助、貸款等經濟計劃來獲得對中國的間接控制，使中國的貨幣與日元掛鉤，然后逐步實現日本以前希望攫取的利益。日本將這種通盤計劃視為一種王道的統治策略，而不是霸道的統治策略。寺內內閣隨即采納了西原龜三的建議，寺內首相委任西原龜三來具體操辦這一事情。
    段祺瑞剛剛在日本人的金元支持下領導討逆軍取得勝利，自然就對日本人抱有好感，他一看日本這次又伸過橄欖枝，而且開的條件很優厚，似乎也不要中國出賣什么國家權益，不像以前一說貸款就要中國放棄諸多主權。現在日本提供的借款不需要抵押，這樣的借款誰不愿意要啊？本來段祺瑞是沒什么雄心來以武力統一中國的，但這個時候有錢了，有錢就可以放手干了。當時西原借款的數額是很大的，前前后后將近有兩億四千多萬，那時這是個天文數字。段祺瑞自恃財力雄厚，也希望建立赫赫武功，而當時他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西南軍閥以及孫中山在廣州建立的非常軍政府。
    孫中山在討袁護法的時候就一直很失落，二次革命后他在日本搞了一個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后來成了一個小圈子，所有人都要按手印向孫中山宣誓，以表示個人效忠。國民黨的大部分人都不干，一些有實力的大佬都紛紛抗議，像黃興、李烈鈞、陳炯明等人都不同意，核心圈子內訌使得中華革命黨能力很弱。在討袁革命的時候，孫中山基本沒起多大的作用，風頭都讓進步黨，也就是梁啟超、湯化龍等人搶去了，這讓孫中山很沒辦法。等到段祺瑞當政時，孫中山又不甘心，就悄悄把中華革命黨廢了，重新回來當國民黨的總理事長，但事實上，孫中山在國民黨內部已經離心離德了。此時孫中山既想抗衡北洋勢力，又缺乏應有的本錢，于是只能依托西南軍閥，依托陸榮廷、唐繼堯他們，然后舉起護法的旗幟。
    這個護法的理由是很牽強的，因為段祺瑞其實已經恢復了民元約法。在粉碎張勛復辟之后，段祺瑞認為第一屆國會的任期已經到了，應當改選議員代表。若是按照年頭來排，這屆議會已經到期（其實已經過了），的確到了重選的時刻。但由于各種原因，比如袁世凱和張勛的兩次復辟，第一屆國會的實際任期沒有到，孫中山就拿這個說事兒。這么弄就很麻煩，兩個人各有各的道理，但其實也是完全可以協商的，但孫中山就像宋案發生時那樣，直接搞武裝反抗。西南軍閥本來就不希望段祺瑞真正統一中國，所以他們也都半真半假地同意參與組建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當然，對段祺瑞來說，這種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不可能讓中國存在兩個中央政府，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廣州。按道理，段祺瑞本來是沒能力去征服廣東的，但這個時候有日本人的錢了，就可以派兵去打了。所以從1917年下半年開始，南北就開始交戰。這都是錢起了作用的，沒錢就打不了仗。
    北方進攻南方，必須經過湖南這一關。湖南是南方的門戶，因此首先就要打湖南。湖南守不住，向南寧求助，桂軍一加入，雙方就開始拉鋸。一開仗段祺瑞就發現一個問題：他沒有嫡系武力，想找人打仗就必須給人錢，而這幫軍閥拿了錢還不一定就出力打。當時各省督軍向南方前線派出的軍隊都是些亂七八糟的軍隊，比如此前張勛的辮子軍就是被安徽軍閥倪嗣沖收編了，段祺瑞讓倪嗣沖出兵，他就直接把張勛的部隊派出去了，讓江蘇督軍李純出兵，李純就把他之前接收的那些雜牌軍，比如張宗昌派過去了，當時北方各省各種零散部隊都被派到了湖南。在第一輪派兵中，唯一一支像樣的嫡系就是第七師，也就是張敬堯的部隊。張敬堯的部隊在以前還是不錯的，當年攻打武漢三鎮的時候都非常生猛，經常光著膀子提著大刀往上沖，但現在基本沒戲了，也不能打。所以第一輪的戰役基本是北方戰敗。第二輪戰役就出了生力軍，直隸督軍曹錕把他的第三師派來了。曹錕之所以愿意干，是因為當時曹錕和段祺瑞走得比較近，段祺瑞為了促使曹錕出兵，就向他許愿，說第二屆國會選舉時，一定把曹錕選為副總統，曹錕這人特別喜歡當總統，所以他就答應了。
    再來說吳佩孚。吳佩孚本來是曹錕手下不得重用的一位將領，曹錕從來沒覺得吳佩孚是個人物，一直讓他當副官長，一直到曹錕駐扎在湖南時才開始重用他。國慶時要舉行民眾大會，當時湖南督軍湯薌銘要找駐軍來講話，但是曹錕哪里干得了這種事兒啊，就讓吳佩孚去講，吳佩孚講得特好。湯薌銘想，軍中哪里有這樣的人才啊，這樣的人才卻只是個馬弁頭，辦公室主任，太可惜了，然后就打電話給曹錕，想索要吳佩孚。曹錕一想，既然你想要，就說明吳佩孚是個人才了，那我干脆自己用吧。當時第三師有兩個旅，曹錕就讓吳佩孚當其中一個旅的旅長，然后又逐漸升為師長。吳佩孚當時也想打，因為打仗可以建功，而且當時他這師里有個旅長資格比他還老，不聽話，他想借打仗之機把他給擼了，后來果真就這樣把那人換了。雖然吳佩孚還是忠于曹錕的，但他已經可以自行其是了。
    吳佩孚屬于北洋軍閥的第二代，是很能打的。北洋軍閥的第一代雖然也學過軍事，有的還留過洋，但學的東西都有限。按照外國武官的說法，他們打仗基本上都是按照演習的方式，一絲不茍地開展，別的都不會。但是第二代就開始有自己的心得了，開始琢磨怎么帶兵打仗。吳佩孚也屬于那種不愛錢，就喜歡帶兵，就喜歡訓練軍隊，喜歡琢磨怎么打仗的人。他的第三師加入后，整個戰局就不一樣了，一下子就把南軍打了個稀里嘩啦，從岳州沖到了衡陽。當他進入衡陽城的時候，他和張敬堯同時接到了北京的命令，給張敬堯的命令是委任其為湖南督軍，給吳佩孚的是要繼續前進，打到廣州去。吳佩孚當時就火了：我打下的江山，讓別人來當督軍，還要我繼續拼命！他震怒至極，干脆就屯兵衡陽，不打了，接著就跟南軍，也就是當時譚延闿、趙恒惕統領的湘軍搭上了話，自此休戰。吳佩孚把湘南所有的稅收盡數截留，同時還通過曹錕不斷地向中央要錢，仗雖然不打了，但錢還是一直要催的。段祺瑞可能一直沒覺得其中有問題，就覺得吳佩孚這仗打得很好啊，再往前就到廣州了，于是就一個勁兒地督促，希望吳佩孚再接再厲，一直給錢，勉勵他繼續往前打。雖然吳佩孚不打了，但是段祺瑞相信他還會繼續往南打，于是不斷地把錢往里砸。吳佩孚就用這些錢繼續招兵買馬，拼命擴軍，新增了好多的補充旅，這樣他的一個師可以頂別人的三個師。
    這場戰爭使得吳佩孚迅速崛起。在此前，老直系，也就是馮國璋等人，其實并不希望打，因為這仗若是打贏了，那么他們就無法跟他的老把兄段祺瑞抗衡，那時候段祺瑞的威望就會更高了。本來馮國璋已經處于直皖爭斗的下風，這個時候就更不行了，所以只能背后搗亂。在南北開打以前，馮國璋就經常指使長江三督，就是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和湖北督軍王占元等人發些電報，搗搗亂，但是也沒有阻止戰爭開打，也沒有阻止戰爭進行。當時北軍的后勤兵站都在湖北，如果王占元真要搗亂的話，可以干很多壞事兒，但他其實也沒有干，畢竟此時北洋還沒有真正裂變。
    總統馮國璋在北京其實就是個囚徒，基本沒什么行動自由，也干不了什么事兒。每次小徐找他蓋章的時候他都非常痛快，他真不像黎元洪那樣，時常還要犯點兒倔脾氣。現在想想小徐處死陸建章一事，不管怎樣，陸建章當過督軍的陸軍上將，小徐不經審判就把陸騙到他的司令部吃飯，然后在花園里溜達時，后面一個衛士一槍就把陸斃了。把人殺了以后，徐樹錚又要偽造證據說經過了正式審判，說陸建章干了諸多壞事，而且承認犯罪事實，然后就去找馮國璋蓋章。馮國璋看了一下，你居然把陸建章殺了，這是你們闖的禍，我可不同意，但你們是搞責任內閣，你要我蓋章我就蓋章，但這事兒我不擔責任。他就是這樣，根本不管政事。據說有一次馮國璋突然不想在北京住了，覺得太悶，他想回南京，就帶著衛隊南下，走到安徽蚌埠的時候，被倪嗣沖派人截住，然后送回北京。其實他手里有兵，真要動武，倪嗣沖也未必真的敢動手。
    接下來，段祺瑞利用西原借款，編練了自己的嫡系武裝參戰軍，剛編好，這邊歐戰結束，就改成邊防軍。一戰結束，協約國戰勝，中國也跟著成了戰勝國，段祺瑞的威望達到了頂點，隨即卻跌落了下來。因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開巴黎和會，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居然像戰敗國一樣，成為人家的戰利品。失去的青島和山東膠濟線收不回來，治外法權不能廢除，關稅也不能自主，這一切的責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親日政策上。五四運動爆發，剛開始皖系政府還盡可能地克制，滿足學生的要求，但反日運動興起，還是讓皖系大失顏面。這個時候，直系的吳佩孚趁機發難，高調聲討賣國政府，批評皖系的親日政策。經過五四運動，直系聲望直線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嚴重削弱。
    第二年夏天，直皖開戰。雖然戰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占優勢，但在士氣和作戰經驗上處于下風。作為皖系主力的邊防軍，雖然裝備很好，軍官也多為軍校學生，但畢竟從未打過仗。加上五四運動剛過，皖系士氣低落。所以，接戰不久，皖系便大敗。說起來，這場幾十萬人參與的大戰，直接戰斗卻不多，一共死傷不過幾百人。由于此前徐樹錚已經得罪了奉系的張作霖，所以，在戰爭中，奉系幫著直系。
    戰爭結束，作為最大軍閥集團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兩家控制，當然，直系的份額要大一點。在這種情況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開始激化。奉系張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緊逼。曹錕猶可，吳佩孚卻不買賬。五四以后，吳佩孚變得非常“進步”，因為他占了進步和愛國的便宜，得了甜頭。他對于張作霖這種思想落后，又是綠林出身的人，壓根就看不起。況且，直奉之間，不僅觀念有別，也的確存在著利害沖突。所以，不到兩年，雙方就打了起來。相比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激烈程度要稍高一點。奉系的軍隊雖然裝備不錯，但依舊是巡防營的套路，指揮官多為張作霖做胡子時的班底，所以一敗涂地。幸虧郭松齡和張學良訓練的二、六旅還能打一點，又加上日本人的袒護，奉軍總算退出了關內。從此之后，直系獨占北京政府。
    但是，直系內部很快就出現了問題。首先是內部分裂，曹錕周圍人的保派（保定）和吳佩孚的洛派（洛陽）出現分歧。吳佩孚跟直系另一員大將馮玉祥也鬧得勢同水火。由于吳佩孚高調愛國，所以，直系控制的政府，不能做任何以往政府跟列強做的交易，因此財政極為困窘，不僅政府工作人員欠薪，連直系的軍隊也欠餉。在這種情況下，曹錕還要過總統癮，花大錢收買議員，投票讓他當總統，弄得直系聲名狼藉。1924年，奉系在準備了兩年之后終于發難，奉直雙方爆發第二次大戰。由于事先奉系已經收買了馮玉祥，所以，在戰爭進行過程中，馮玉祥突然倒戈，會師北京，囚禁了曹錕，導致前線潰敗。
    戰后，北京政府由馮玉祥和奉系聯手控制，重新抬出段祺瑞做臨時政府的執政。但奉系的實力要大大超過馮玉祥，不久，奉系和馮系鬧翻。在一連串交戰中，馮玉祥的國民軍失敗，馮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單獨掌控。
    然而，奉系的迅速擴張，又引起了關內各派軍閥的緊張。孫傳芳崛起于東南，吳佩孚也在各地軍閥的擁戴下再度出山，號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于是形成了張作霖、孫傳芳和吳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這個時候，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開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義和進步思潮，最終合流為國民革命。由于列寧主義的思想和組織滲入，國民黨面目一新。在國民黨旗下的軍隊開始北伐，但此時所謂的三大軍閥卻各懷鬼胎，因此被北伐軍各個擊破。到1928年，張作霖出關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軍占領，北洋軍閥時代就結束了。民國，進入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