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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在奉節的委員會讓夔東眾將都對航運的盈利能力有所了解，對其中一些些人來說，鄧名還與他們分享了一個重要的情報，那就是川西和湖廣、兩江的關系。其中李來亨、劉體純早就清楚此事，郝搖旗和賀珍也心里有數，但對王光興、黨守素來說就完全是新聞了。
    李嗣業抵達奉節后，根據鄧名與李定國的協議，也讓他知曉了川西和湖廣、兩江的一部分協議——高郵湖一戰的內幕當然不會在委員會上公開，而其他的協議鄧名認為有必要讓同盟有所了解，這樣才能起到委員會的協調作用。知情人都是堅持抵抗到最后的將領或是他們的子侄、心腹，第一不會到處亂說，而且他們這些人無論說滿清官員什么壞話，都不可能被清廷相信。
    長江航運的利潤大大超過李來亨和劉體純與鄧名聯合發布夷陵宣言時的預期，即使不算舟山分潤的那部分，刨除給李來亨、劉體純以、袁宗第及漢水二將的補貼，這一年來還給川西帶來價值超過兩億元的收入。現在這部分收入就(是鄧名的財政支柱，保證著欠條的信用和川西政府的運轉，至于折合成多少銀兩，則會根據銀價的起伏有些輕微波動。
    今年郝搖旗和賀珍也采用了類似李來亨和劉體純的政策，調整了他們和縉紳的關系，從委員會那里獲得補貼，而李來亨和劉體純則盼望著能夠再提高一些他們的補貼。
    不過今年的東南漕運開始后，委員會的利潤就開始下降了。
    首先去年很多收入是鄧名勒索來的而不完全是商業收入，其次就是去年明軍往來于長江上，起到了替代商船的作用。若是商業發達，沿江的百姓還可以向商船出售土產，或是提供薪柴、江鮮、糧食等物品，就像去年對明軍做的一樣，這些收入可以補貼一下家用，還可以進一步傳遞到不臨江的地區，讓農民可以通過多干一些雜活來補貼家用，承擔賦稅。而今年為了完成漕運，湖廣和兩江都不得不進一步征用民船，這進一步榨空了本來就疲憊不堪的長江中下游地區。
    長江的航運變得更加蕭條，即使農民想多做一些零活，也變得無利可圖，即使把這些余力全部投入土地，也不可能進一步提高糧食產量了，只依靠土地所出本來就難以承擔賦稅，更不用說糧食、蔬菜、水果以及棉花的消費量和價格都在下降。
    而禁海令給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以最后一擊，大量的漁民和水手失業，正常的出口貿易完全中止。面對禁海令，山東、兩江和福建、浙江的漁民開始冒死偷偷出海，但清廷手段極為嚴厲，下令各地官兵勒石為界，越過的百姓格殺勿論，為了生計而冒險的沿海百姓很多都死在巡海官兵的屠刀下。
    即使是在江南也是一樣，蔣國柱同樣執行了嚴格的禁海令，第一，他根本沒有把老百姓的性命當回事，只有面對鄧名這樣手握重兵的人時才會容易說話；第二，蔣國柱雖然和崇明有協議，但是他同樣不想把這件事搞的盡人皆知，所以除了少量幾個走私碼頭外，其他地方執行禁海令時并無絲毫不同；最后，蔣國柱暗自盤算，若是禁海令執行的好，他和崇明的交易就可以取得壟斷地位，比較容易抬價了。
    現在兩江的經濟即將窒息，蔣國柱和張朝除了勸農桑就沒有其他的應對方法，畢竟朝廷的賦稅不能停。而因為不敢減輕清廷規定的賦稅，所以勸農桑也就是一句空話，就算沒有未來的經濟理論，祖先也早就總結出來，想恢復生產就要輕稅。因此現在兩江的辦法就只能是動員更多的官吏下鄉，檢查春耕、秋收，打擊逃民，這種辦法作用很有限，而且還給了官吏更多魚肉百姓的機會。
    看到田價下跌不止，而官吏依仗朝廷威勢巧取豪奪，大批的小地主已經開始懷念去年明軍過境時的時光了，那時有明軍震懾，兩江的官吏都收斂得多，而且糧價能夠維持，還能夠出售土產、買到便宜的貨物，不少地主都私下議論，盼望著明軍再次過境，讓他們能夠掙一些銀錢好繳納清廷的賦稅。
    縉紳的光景比小地主要強得多，他們目前還有一些稅收優惠政策，比小地主和農民承受災難的能力也強得多，不少人還利用賦稅沉重大肆放貸，并趁著地價便宜的時候收購土地。
    “這我們能有什么辦法？”任堂聽周培公的密使說完后，立刻就想起了鄧名的理論，不過他沒有明言，而是繼續討價還價：“要想讓東南恢復，就要停止向北京交稅，蔣巡撫和張巡撫有這樣的決心嗎？如果有的話，我軍倒是可以幫忙。如果兩位巡撫沒有這樣的決心，我們總不可能說服北京的韃子不收你們的稅。”
    直接向明軍倒戈是不可能的，現在蔣國柱雖然正在利用走私渠道斂財，積極培養私人勢力，但才鼓搗了半年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大成效。要是明目張膽地反正，滿清就是放棄四川、兩廣也一定會全力平定東南，只要北京不惜代價、不怕形勢一夜回到十幾年前，絕對能湊出一支可觀的平叛大軍，倒時候蔣國柱定然是死路一條；而如果邀請明軍來助陣，先不說打不打得贏，就是打贏了那地盤也都是明軍的了。
    “現在和韃子決戰，有些太草率了。”不等周培公的使者回答，劉體純就替他答道。
    現在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清廷依舊有絕對的優勢，而明軍能夠在西南相持，很大程度上是占了清廷兵力分散的便宜，越向西距離清廷的政治和經濟忠心就越遠，清軍的補給能力和控制能力就變得越弱，所以即使清廷擁有數倍、乃至十倍的國力優勢，在西部的戰線上也取得不了壓倒性優勢。
    向東只能是襲擾戰，目的就是掠奪物資加強自己，并且削弱清廷的國力，這點夔東眾將都看得很明白。就算強大如鄭成功也無法奪取東南，驍勇如鄧名也無法穩固地控制哪怕一個據點，而夔東眾將實力更差，李來亨現在和張長庚還算平衡，而郝搖旗、賀珍二人甚至連楚軍都打不過，能夠在襄陽站住腳還是因為武昌擔心鄧名的反應。所以委員會的這幫成員人人心里清楚，鄧名采取的政策恐怕是目前對明軍最有利的。
    “委員會的意思是，”劉體純第一次動用了這個機構的名義：“我們向江南出兵，攻破一些府縣，讓兩江能夠獲得一些免稅，不過我們的船只不夠，需要川西水師助戰。”
    “貴使是這個意思嗎？”穆譚有些驚訝地問道，如果攻破府縣的話，就算能免稅對蔣國柱又有什么好處？可如果只是裝裝樣子，不讓明軍拿走庫房里的積蓄的話，那劉體純他們又怎么會積極地贊同這個決議？
    “是的。”周培公的使者答道，接著他就說出了周培公的打算。
    自從兼任了兩江的布政使后，周培公對兩江的事情也非常盡心，而且還是蔣國柱和張朝自立門戶的積極支持者：因為周培公知道，只有在鄧名具有極大威脅的時候，他本人才有最大的價值，無論他的衙門是叫“剿鄧”還是“通鄧”，朝廷因為前者而同意了這個衙門的設立，而東南督撫因為后者而厚待他。
    對于東南的困境，周培公同樣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如果情況繼續下去，不但他的衙門會收影響，鄧名可能會不滿，而且蔣國柱和張朝在民間的口碑也會變得很惡劣——這對他們培植私人勢力是很不利的，朝廷的流官不需要太在乎自己在民間的威望，但想當一個土皇帝就完全不同了。
    蔣國柱的最初設想是拿一批縉紳開刀，理由就是這幫人懷念大明，對滿清心懷不滿。清廷一向對漢人的言論很敏感，這個罪名一定能讓朝廷滿意，而縉紳的家產也比較多，浮財可以充填藩庫，土地可以用來安置遷海的移民，租給他們還會有一些收入。
    不過周培公覺得不妥，因為這個借口雖然很容易被朝廷接受，但對蔣國柱的名聲損害太大，除非蔣國柱拿出一部分所得來補償江南的百姓——如果收拾一批縉紳，免了欠他們貸子的小地主的稅，并分一些田給他們，或許是個不錯的辦法，但蔣國柱斟酌一番后又舍不得出血。
    最后這個計劃就進一步修改，蔣國柱打算和明軍達成秘密協議，由明軍出面收拾一批富豪縉紳，而蔣國柱負責暗中配合，不給明軍的軍事行動制造麻煩，最后他們的家產雙方二一添作五，而明軍的出兵費用就不用蔣國柱另付了。
    委員會覺得這個辦法不錯，闖營本來就對縉紳沒有多少好感，而蔣國柱保證名單上的人都是對清廷最忠誠的一批——是蔣國柱和明軍共同的敵人。江西在知道這個秘密計劃后，也欣然加入，張朝表示明軍再去江南前可以先在江西轉悠一圈，把那些騎墻派、鐵桿擁清派都殺光，而他負責讓江西綠營演一場“兵來匪無影，匪來兵無蹤，可憐兵與匪，何日得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