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金瓶梅》斷想
《金瓶梅》的文獻學、歷史學、美學和哲學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格局。這就是說，對它的研究的起點已被墊高，研究的難度也就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的《金瓶梅》研究必須面向世界，開辟中外學術對話的通道，注意汲取、借鑒新觀念、新方法，在繼承前賢往哲一絲不茍嚴謹治學態度的同時，隨時代之前進而不斷更新和拓展。事實上，《金瓶梅》這部小說文本已提供了廣闊無垠的空間，或曰有一種永恒的潛在張力。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每一部“金學”研究論著都是一個過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審視《金瓶梅》仍是學術文化史的必然。
不要鄙薄學院派。學院派必將發揮“金學”研究的文化優勢，即可能將“金學”研究置于現代學術發展的文脈上來考察和思考整個古典小說之來龍去脈，以及小說審美意識的科學建構。黑格爾老人在回憶自己走過的學術道路后在《1800-11-02致謝林》書信中說：“我們必須把青年時代的理想轉變為反思的形式。”[3]所以回顧與前瞻，“金學”的研究，反思規范與挑戰規范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
《紅樓夢》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驕傲，但又像一位評論家所說，我們又不能總拿《紅樓夢》說事兒吧！現在，我們暫時把那幾部“世代累積型”的帶有集體創作流程的大書，如《三國》《水滸》《西游》先撂一下，我們不妨先看看以個人之力最先完成的長篇小說巨制《金瓶梅》的價值是太重要了。美籍華人哈佛大學教授田曉菲女士在她的《秋水堂論金瓶梅》中說：“讀到最后一頁，掩卷而起時，就覺得《金瓶梅》實在比《紅樓夢》更好。”她還俏皮地說：“此話一出口不知將得到多少愛紅者的白眼。”田曉菲的話，我認為值得思考。為了確立我國小說在世界范圍的藝術地位，我們必須再一次嚴肅地指出，蘭陵笑笑生這位小說巨擘，一位起碼是明代無法超越的小說領袖，在我們對小說智慧的崇拜的同時，也需要對這位智慧的小說家的崇敬。我們的蘭陵笑笑生是不是也應像提到法國小說家時就想到巴爾扎克、福樓拜；提到俄國小說家時就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提到英國小說家時就會想到狄更斯；提到美國小說家時就想到海明威？在中國小說史上能成為領軍人物的，以個人名義出現的，我想蘭陵笑笑生和曹雪芹以及吳敬梓是當之無愧的大家。他們各自在自己的時代和創作領域做出了不可企及的貢獻。在中國小說史上，他們是無可置疑的三位小說權威，這樣的權威不確立不行。笑笑生在明代小說界無人與之匹敵，《金瓶梅》在明代說部無以上之。至于一定要和《紅樓夢》相比，又一定要說它比《紅樓夢》矮一截，那是學術文化研究上的幼稚病。
當代著名作家劉震云在對媒體談到他的新作《我叫劉躍進》時說：“最難的還是現實主義。”我很同意。現在的文學界已很少談什么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了。其實，正是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現實生活的現實，才能幫你尋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現實。《金瓶梅》驗證了這一點。我們有必要明確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奇聞，而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縮影。在中國小說史上，從志怪、志人到唐宋傳奇再到宋元話本，往往只是社會奇聞的演繹，較少是社會的縮影。《金瓶梅》則絕非亂世奇情，他寫的雖有達官貴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邊緣人物”卑瑣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態。在書中，即使是小人物，我們也能看到那真切的生存狀態。比如丈夫在妻子受辱后發狠的行狀，下人在利益和尊嚴之間的游移，男人經過義利之辨后選擇的竟是骨肉親情的決絕，小說寫來，層層遞進，完整清晰。至于書中的女人世界，以李瓶兒為例，她何嘗不渴望走出陰影，只是她總也沒走進陽光。
《金瓶梅》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選取的題材決定他無須刻意寫出幾個悲劇人物，但小說中卻都有一股悲劇性潛流。因為我們從中清晰地看到了一個人，一個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這一連串人物的毀滅的總和就預告了也象征了這個社會的必然毀滅。這種悲劇性是來自作者心靈中對墮落時代的悲劇意識。
冷峻的現實主義精神，對《金瓶梅》來說，絕不會因那一陣高過一陣的欲望狂舞和性欲張揚的狂歡節而使它顯得熱鬧。事實上，《金瓶梅》絕不是一部令人感覺溫暖的小說，灰暗的色調一直遮蔽和浸染全書。《金瓶梅》一經進入主題，第一個鏡頭就是謀殺。武大郎被害，西門慶逍遙法外，一直到李瓶兒之死，西門慶暴卒，這種灰暗色調幾乎無處不在。它擠壓著讀者的胸膛，讓人感到呼吸空間的狹小。在那“另類”的“殺戮”中，血肉模糊，那因利欲、肉欲而抽搐的嘴臉，以及以命相搏的決絕，真的讓人感到黑暗無邊，而作者的情懷卻是冷峻沉靜而又蒼老。
于是《金瓶梅》和《紅樓夢》相加，構成了我們的小說史的一半。這是因為《紅樓夢》的偉大存在離不開同《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關系。同樣《金瓶梅》也因它的別樹一幟，又不同凡響，和傳統小說的色澤太不一樣，同樣使它的偉大存在也離不開同《紅樓夢》相依存相矛盾的關系（且不說，人們把《金瓶梅》說是《紅樓夢》的祖宗）。如果從神韻和風致來看，《紅樓夢》充滿著詩性精神，那么《金瓶梅》就是世俗化的典型；如果說《紅樓夢》是青春的挽歌，那么《金瓶梅》則是成人在步入晚景時對人生況味的反復咀嚼。一個是通體回旋著青春的天籟，一個則是充滿著滄桑感；一個是人生的永恒的遺憾，一個則是感傷后的孤憤。從小說詩學的角度觀照，《紅樓夢》是詩小說，小說詩；《金瓶梅》則是地道的生活化的散文。
《金瓶梅》是一部留下了缺憾的偉大的小說文本，但它也提供了審美思考的空間。《金瓶梅》的創意，不是靠一個機靈的念頭出奇制勝。一切看似生活的實錄，但是，精致的典型提煉，讓人驚訝。它的缺憾不是那近兩萬字的性描寫，而是他在探索新的小說樣式、獨立文體和尋找小說本體秘密時，仍然被小說的商業性所羈絆。于是探索的原創性與商業性操作竟然糅合在一起了。即在大制作、大場面中摻和進了那暗度陳倉的作家的一己之私，加入了作家自以為得意卻算不上是高明的那些個人又超越不了的功利性、文學的商業性。
然而，《金瓶梅》的作者畢竟敢為天下先，敢于面對千人所指。笑笑生所確立的原則，他的個性化的叛逆，對傳統意識的質疑，內心世界的磊落袒露，他的按捺不住的自我呈現，說明他的真性情，這就夠了。他讓一代一代人為他和他的書爭得面紅耳赤，又一次說明文學調動人思維的力量。
結語：《金瓶梅》觸及了墮落時代一系列重要問題，即在社會、文化轉型過程中人們的生存狀況和心態流變。小說中的各色人等都是用來表現人世間的種種荒悖、狂躁、喧囂和慘烈。若從更開闊的經濟文化生產的視野來觀照，笑笑生過早地敏感地觸及了縉紳化過程中的資本動力，讓人聞到了充滿血腥味的惡臭。
時至今日，我們重讀《金瓶梅》，我們會發現，對于當下的腐敗與墮落的分子，我們幾乎不用改寫，只需調換一下人物符號即可看到他們的面影。于是我們又感悟到了一種隱喻：《金瓶梅》這部小說中的各色人等不僅是明代的，而且也包括當下那些腐敗和墮落分子今天的自己。
笑笑生沒有辜負他的時代，而時代也沒有遺忘笑笑生，他的小說所發出的回聲，一直響徹至今，一部《金瓶梅》是留給后人的禹鼎，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無所逃其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