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郡望族”
    按照傳統習俗，過了陰歷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因為正月初五是“財神”生日，人們一年的財運似乎都是由“財神”決定的。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歷1823年2月15日，正當人們忙著置酒席、接“財神”、歡慶“財神”生日的時候，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磨店鄉（現屬肥東縣）李氏宗族更是歡聲笑語，沉浸在喜悅的氣氛之中，因為又有一個小小的生命呱呱墜地了。這位在“財神”誕辰降臨人世的嬰兒，就是后來在晚清政治舞臺上烜赫一時的李鴻章。
    李鴻章先世本姓許，自江右湖口遷至合肥。合肥位于長江、淮河之間，在美麗富饒的巢湖北岸，屬于巢蕪盆地，土地廣沃，溏水停注，旱澇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儉而崇節義”。李鴻章八世祖許迎溪與同莊李心莊既是姻親，又是好友。心莊無子，請求收養迎溪次子慎所為嗣，迎溪慨然允諾，慎所遂改襲李姓。因而李門祖規：
    許李二姓不通婚，而與族外之李則不禁。李氏“世耕讀以為業”，初“清貧無田”，至鴻章高祖時，以所謂“勤儉成家，有田二頃”。
    從“清貧無田”到擁有二百畝土地，表明李氏已經發展成為新興地主。
    但因李氏有錢無勢，缺少政治靠山，“鄉曲豪強屢見欺凌，數起訟端”。鴻章曾祖李椿“和眾能言，不畏強御，申辯得直，然后安居焉。”
    ①鴻章祖父名殿華，字慶庵，“肆武游癢”，兩應鄉試落第后，便放棄獵取功名念頭，退居鄉間課率子孫耕讀，足不入城市幾近五十年，“男耕婦織，督課勿懈。”
    ②殿華憑藉祖先余蔭，雖然繼承了一些土地財產，但因李氏宗族繁衍，家大業小，在析居分爨時，殿華一支“推多受寡”③，分得的土地財產不多。所以在現存文獻中，往往有殿華役使佃戶、雇工和家境窮困的似相抵牾的記載。
    殿華之子追憶說：“凡田畝近墳冢，春耕[其父]必督佃戶雇工墳旁多留隙地，無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無傾塌。”④殿華之孫卻描繪出另一番情景：“前吾祖父窮且困，至年終時，索債者如過江之鯽。祖父無法以償，惟有支吾以對。支吾終非久長之計，即向親友商借，惜無還期，亦漸為親友所厭。其時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積蓄，時為周濟，并勸祖父以勤儉，并亟命兒孫就學，吾祖父從其言，得有今日。”
    ⑤殿華可能是個小地主。在封建社會中，這種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謂“耕讀之家”。
    殿華生育四子，依次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長子文煜，字晴嵐，庫生。據說他“居家孝友，博學能文，……名望重于士林，早有經師宿儒之譽”。他因家貧就館于外者6年，之后“閉門收徒，兼課子弟”，對李氏宗族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貢獻。沈葆楨說：“李氏書香之盛，英才之多，位業之隆，門閭之大，謂非由公一人創興而起者歟！”
    ①他著有《晴嵐文集》20余卷。次子文瑜，喜好吟詠作賦。三子文球，著有《妙香亭文集》。四子文安，即是鴻章父親，本名文玕，字式和，號玉泉，別號愚荃，生于1802年（嘉①④李文安：《都門望云思親賦》，《李光祿公遺》，卷1，第1、4頁。
    ②③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卷50，孝友傳一，第31、30頁。
    ⑤李鴻章：《致鶴章弟》，《李鴻章尺牘》，第34頁。
    ①沈葆楨：《李睹嵐贈公家傳》，《合肥李氏宗譜》，卷15，第6頁。
    慶六年）。文安啟蒙后，與其兄一起讀書，殿華“時親督課，每作文脫稿”，“必先閱，指其瑕疵”。文安兄弟每當“早起問安及夜讀歸臥”，殿華“或為講書史懿訓，或為述失曾祖暨先祖盛德”
    ②。文安8歲時受業于李龍橋，因“師有家務”，而自身“少又多病，至年十二僅讀四子書及毛詩，而未能成誦。”殿華憂心如焚，讓他回來跟著長兄文煜讀書。文煜教授自己的兄弟，自然嚴格認真，每年從正月初三開學，直至除夕始輟。文安也自知“資性中下”，只有勤奮學習才能有所長進，因而擺脫家務，遏制邪欲，專心攻讀。
    他在《寄弟書》中追憶說：
    仆少本慵愚，惟耽章句。米鹽煩碎，七字未親。聲色繁華，四魔早卻（吃喝嫖賭，仆嘗謂之四魔）。雖得天之獨厚，家督自有擔承。實所見之尚超，細務慨從推脫。是以畢志讀書，專攻進取……③文安除了就學于其兄外，還曾先后拜童培山，楊靜閑、汪子莊等為師。
    廬陽書院山長楊靜閑，擅長制藝，文安說自己“制藝得力于[楊]師者最多”
    ④。
    從1822年起，文安一面刻苦讀書，一面開館授徒。殿華督促文安兄弟潛心攻讀，企圖使他們通過科舉途徑攀龍附鳳，攫取功名。所以當丈煜、文安考取秀才時，殿華曾親自送場。1825年文安初次參加江南鄉試，殿華盼子成龍心切，又親自將愛子達到南京，并與之一起參觀名勝古跡。文安此次南京之游，既開闊了眼界，又因考試落榜而羞愧萬分。此后，文安曾多次赴南京應試，結果都名落孫山。這對于一個熱衷于功名利祿的士子來說，在精神上的打擊是巨大的。深受痛苦折磨的文安，常常借酒燒愁，賦詩自嘲：
    年來落魄多貪酒，老去猖狂半在詩。
    ①他慨嘆自己功名未立，深感負疚多端，因而“暮鼓聽以驚心，晨鐘動而猛省，追維前事，托諸短吟，自譽自嘲”，寫成《自訟十五首》。
    難得群公盼轉青，識韓御李舊恩銘。
    祗今虛費黌宮粟，潦倒風塵兩鬢星，②他在這首詩的自往中寫道：“予屢試優等，一膺鶚薦，頗邀諸宗工賞識，山長楊靜閑、汪子莊二先生極相器重，祗今偃蹇青巾，有負藻鑒多矣。”
    ③這位“雙鬢已皤，一中仍舊”的李文安，經過鍥而不舍的專攻迸取，終于在1834年考中舉人，4年后又成了戊戌科進士，朝考入選，分發刑部任職，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記名御史。在封建社會里，“權”能轉化“錢”，政治上得勢，同經濟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
    一向以“力田習武”為業的李氏宗族，由于文安“以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
    ④李文安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據說他“內行尤篤，事親至孝。……為人剛方厚重，然諾不欺，所至皆敬慕之。”在刑部任職18年，審理案件認真負責，公正不阿，“庭諍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因“倔強不茍合”，得不到上司賞識和提拔。他在掌管提牢廳期間，嚴禁吏卒②李文安：《都門望云思親賦》，《李光祿公遺集》，卷1，第2、4頁。
    ③《李光祿公遺集》，卷7，第19—20頁。
    ④李文安：《都門望云思親賦》，《李光祿公遺集》，卷1，第2頁。
    ①②李文安：《自訟十五首》，《李光祿公遺集》，卷5，第2頁。
    ③李文安：《自訟十五首》，《李光祿公遺集》，卷5，第2頁。
    ④《李光祿公遺集》，卷8，第2頁。
    虐待囚犯，“捐置衣被藥餌，夏席冬粥，躬自監視，獄無瘐斃”。著有《貫垣紀事詩》一卷，后為“刑官刊布之以為法。”
    ①他“少喜作賦”，“性耽章句”。前者殊非所謂“先正根柢之學”，而后者卻是帶著“圣賢”標記的“科舉之學”。
    文安夫人李氏，系合肥李洪謨（字騰霄）之女，“秉性淑慎，教子義方”，堪稱封建式的賢妻良母。她生6男2女，“尺布寸縷，拮據經營”。有人擔心她家人口眾多，生活艱難，而她卻坦然以對，聲稱：“吾教諸子發憤讀書，皆嶷疑有立，豈憂貧哉！”她克服經濟上的種種困難，讓諸子“發憤讀書”，沿著“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走下去。
    李文安的6個兒子，依次為瀚章、鴻章、鶴章、蘊章、鳳章、昭慶，皆用其別號“愚荃”“莖”字取號。他的子孫為避親諱，凡函牘家書，遇請安字樣時，皆以“綏”易安。
    瀚章本名章銳，號筱荃，生于1821年（道光元年），文安說他“性本敦篤”，“幼彌精勤”。因父親在京任職，他作為長子挑起家庭重擔，侍奉祖父，照顧弟妹。他既“百口荷一身”，“日日役米薪”；又秉持庭訓，專攻舉業。他雖然“斐流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怎奈科場不順，鄉試受挫。1848年文安還賦詩寄情說：“愿即策遠志，捷足出風塵。”
    ②不料，第二年即獲得拔貢，朝考一等，以知縣分發湖南。據說，湖廣總督裕泰一見李瀚章，“奇之，曰：‘他日繼吾位業必李令也。’”③鶴章排行第三，本名章談，號季荃，1825年（道光五年）生。
    凜貢生出身。據說他“生而英毅，自幼讀書，穎邁不群”，博通經史，有意在科舉仕途上與兩位兄長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屢應鄉試不第。
    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抱著懷才不遇的悲憤心情，放棄舉業，專心“研摩經世致用之學，銳意奮于功名。”
    ①他通過舉辦團練鎮壓農民起義的途徑，終于擠進了清朝統治階級行列。
    蘊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鈞，號和荃，1829年（道光九年）生。
    “年十二病目已而盲”，被迫放棄通過科舉門徑登上仕途的打算，據說，他“性孝友”，能夠“先意承志”，深得雙親的歡心。他“以殘廢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作官在外的兄弟們的內顧之憂。當然，他因“好談經世務善理財”，也曾外出作過瀚章、鴻章的幫手②。
    鳳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銓，號稚荃，資質中人，個性倔強，落筆潦草，曾隨其父入京讀書，弱冠南旋應試不果。他“究心于經世有用之書”，幫助其父辦過團練，總理過霆軍營務，還在江南制造總局作過事。他后來“乞假引退，僑居蕪湖”
    ③，專心經營土地、商業和高利貸事業，成為鴻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慶排行第六，本名章釗，號幼荃，1835年（道光十五年）生。監生出身。據說，他“少通經史，博學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①李鴻章：《葛洲墓志》，《李文忠公遺集》，卷4，第1—2、3頁。
    ②李文安：《懷銳兒》，《李光祿公遺集》，卷5，第16、17頁。
    ①李同松：《王考季荃府君行狀》，《合肥李氏宗譜》，卷15，第20頁。
    ②劉秉璋：《清故中憲大夫候選道李公墓志銘》，《合肥李氏宗譜》，卷15，第26頁。
    ③徐都：《李稚荃光祿公家傳》，《合肥李氏宗譜》，卷15，第27頁。
    直氣”
    ④，但在科舉仕途上卻不甚得意，只好花錢買了個員外郎頭銜，以求進身。他后因投靠曾國藩，講求兵法，馳逐軍旅，才在政治上嶄露頭角。
    長女生于1828年（道光八年），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閨秀，“生平靜穆專一，居恒默默，不茍皆笑”，能承歡父母，調和兄弟，“患難提攜”。鴻章贊揚她“靜正有須眉丈夫風”。她嫁給同縣張紹棠，張家較富裕，經常在經濟上接濟鴻章兄弟。后來，鴻章滿懷感激之情地回憶道：“吾兄弟宦學，家屢空，奔走稱貸。妹之舅以妹賢，又偉視吾兄弟，不待求請，輒資給之。吾兄弟婚宦之需，張氏之佽居多。”
    ①次女玉娥，嫁給同邑費日啟。她喜讀《綱鑒》，通群書，善吟詠，著有《養性齋全集》。
    出生在這樣家庭的李鴻章，在生活道路的選擇上不能不深深打上家庭的烙印。首先，這個家庭屬于官僚地主階級，但經濟狀況桔據，政治權勢不大，具有較為強烈地提高家庭政治、經濟地位的愿望。其次，這個家庭推崇懦家倫理道德和“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希望子孫“策遠志”，“出風塵”，成為清朝統治階級的忠誠衛士。
    ④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卷48，武功傳三，第3—5頁。
    ①李鴻章：《浩封一品夫人亡妹張夫人家傳》，《李文忠公遺集》，卷4，第3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