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動員體系運轉三個月之后，在施佩爾天才般的努力之下，德國終于真正建設成了國家社會主義，那一套國家定價、渠道控制、統購統銷、按需分配的套路玩得比斯大林同志還溜，除資本和財產還屬于個人所有外，其余一律走上了國家管制的道路，各類生活物資基本是按照人口和家庭實際供養情況憑票證供應的，肯定不能算充裕，但可以充分保證生活所需。
    以食品為例，德國人用特有的精細和科學精神進行了計算，保證普通居民配給的食物熱量一直穩定維持在2400-2450大卡區間內——在適宜活動量的基礎上，該熱量供應程度既不會讓人長胖也不會讓人挨餓，不過肉類的供應有所削減，土豆的供應量增加了，該數字與戰后的豐裕社會相比當然看上去是寒酸了一點，可如果將主要交戰國的水平進行橫向對比，這個水平不低，此刻蘇聯的食物供應不到1800卡，英國本土食物供應大約為2100卡，德國依然維持了較高水準，在主要交戰國中大約只有美國能超過這個水平，但美國本就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發達農業國家，所有消費是以巨大的浪費為前提進行配置的，而且在美國較高的平均水平基礎上是深刻的不平均。
    希姆萊的黨衛軍和馬丁-鮑曼的蓋世太保最近依然忙著往集中營抓人，這回倒霉的可不是猶太人或其他少數民族，他們很多人已被釋放出來赴各處礦區或者波蘭的集體農場去參加強制勞動了。集體農場勞動力還有一個重要來源是從東線轉移過來的紅軍俘虜，不過與蘇聯方面采用集體農場剩余產品全部收繳國有不同的是，施佩爾采用了交足定額以后全部歸勞動者個人的做法。同時又將土地切割成相對小塊分給這些人耕種，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激發他們的積極性。至于原來擁有土地的波蘭人去處，霍夫曼沒問，施佩爾也沒多說，隨便一想就能知道他們的去處——不外乎是東南歐和芬蘭的各處礦場與工廠的強制勞動，這事情霍夫曼認為沒法多說什么——波蘭當局在戰前瘋狂迫害德裔、與德國政府為敵的時候就應該會料到會有這么一天，更何況與希特勒殺掉幾百萬波蘭人相比。讓他們去強制勞動其實還是挽救了他們的性命。
    很多個集中營因為關押人口減少而關閉了，其中就包括霍夫曼相對熟悉的奧斯維辛、達豪等集中營，不過目前德國本土還有集中營。在里面關押的都是德國國內的政治異議分子，要么是腦子壞掉、對英美或布爾什維克一臉幻想的小布爾喬亞們（比如白玫瑰成員），要么是過慣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日子的奸商，還有就是各種各樣抵制總動員體系的人士。最后一部分是體制內的貪污犯——他們憑借各種各樣的手段巧取豪奪而被查處。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鐵拳面前，凡是敢于和體制作對的人物不會有好下場。用馬丁-鮑曼的話說，叛國集團中幾十位將軍、元帥這樣顯赫一時的人物都被我們送上了絞刑柱，還怕治不了區區你們？至于貪污腐敗分子，任何政府和黨派都是有的，特別是在政府權力如此之大時，此類現象不太可能根絕，無論希姆萊和馬丁-鮑曼后世對他們的口碑如何。至少在個人操守上還是無可指摘的，他們都對腐敗和貪污沒什么興趣。高層領導中唯一膽戰心驚的就是里賓特洛普。在戈林倒臺之后就屬他的作風最經不起嚴格查驗，希姆萊和鮑曼已經隱晦地指出要清理門戶，但霍夫曼考慮到剛剛清算過叛國集團，不想如此大動干戈，只把里賓特洛普叫過來狠狠訓了一頓，這家伙立即很知趣地奉上了有關腐敗所得，事情便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學者出身的霍夫曼已逐步在適應政客的角色。
    11月8日是啤酒館暴動29周年的紀念日，按理霍夫曼是要出席的，不過他沒有像希特勒那樣對會見黨內老同志有興趣，借口局勢緊張（正好是火炬行動的當口），而讓戈培爾代表自己出席了會議。在次日，奉命而為的戈培爾博士在柏林體育館做了有關總動員和全面戰爭的演講，霍夫曼雖沒有親臨現場，但他還是通過廣播收聽了全過程——在戰后他看過許多次有關這次演講的片段，但沒有哪一次像今天這樣深入其境：
    “你們想要一場全面戰爭么？你們想讓戰爭比我們所想象的更具總體性和徹底性嗎？”
    臺下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山呼海嘯般支持的聲音和雷鳴般的掌聲。
    “我問你們：……如果元首和國家需要，你們每一天會工作十小時，十二小時，甚至是十四小時，并且為了勝利奉獻一切嗎？”
    “愿意！”
    演說之后，戈培爾下令關閉柏林所有的豪華飯店和娛樂場所，帶頭不用寬敞闊氣的客廳、不上高級茶點，并通過紀錄片廣泛宣傳，在政壇高層人士中掀起了簡樸運動的高潮。
    這次有關全面戰爭的演講比歷史上那一次要早好幾個月，同時也沒有斯大林格勒失利的消息，完全是霍夫曼希望更深入了解總動員體系后的國民反應，希望判斷并掌握懲治“叛國集團”后的社會影響而提前部署的，從社會輿論與民眾反響的情況來看，對總動員的支持程度遠遠超過了霍夫曼最樂觀的預見，民眾對黨和國家的支持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對元首個人的擁戴和熱情也依然不減，所有人都真切相信千年帝國建設和歐洲聯盟未來領導者的口號——這與霍夫曼穿越前的德國社會形成了鮮明反差，德國后來的社會與政治生活在霍夫曼看來完全是個笑話。
    很多時候他自己都感覺害怕——按照強化過后的總動員體系，在可預計的1943和1944年德國將徹底變成一個軍事工業國，雖然按GDP標準計算可能會有25%以上的增長（其中軍事工業產值將會翻倍），但經濟結構完全是畸形的，其畸形程度遠超蘇聯解體時的水平：德國農業只能保持全國較低程度的需要，輕工業、消費品、大部分原材料將依賴進口與控制區提供，絕大部分適齡婦女將走向生產一線。
    不過與之相對應的是，隨著體系的日益嚴密與管理強化，95%的德國人民終于過上了他們想要的生活，只要努力工作，所有的一切，包括衣服、食品、住所等一切都會由國家給你安排好的，普通民眾的生活與消費水平將基本趨于一致，價格也是鎖定的，如果要額外獲取需付出高額代價，這當然是沒有自由的表現，但用上了年紀的德國老人的話來說——謝謝，我們不需要貧困、饑餓、流浪或排隊領取救濟糧的自由！
    施佩爾在向霍夫曼的匯報中指出，服務于釀造、陶瓷、服裝、食品、玻璃、皮革、造紙、印刷、紡織等領域的勞動力已從原本的170萬削減到了130萬，削減的幾乎都是35歲以上、50歲以下的壯勞力——因為他們還能通過轉崗、培訓去適應其他崗位，軍事工業的勞動力已經從上一年的56.7%提高到60%，同時婦女就業從1400萬左右增加到了1520萬，他們部分進入了消費工業領域，部分進入了管理與服務領域，特別是以前男女皆有的崗位基本都換成了女性為主。
    這一點霍夫曼是了解實情的，光是空軍負責雷達指揮、作戰引導的輔助人員就多了1萬余名女性，其他的電線接線員、服務侍者、公交司機等崗位都變成了女性。現在德國已不存在失業現象了，所有人只要肢體健全就一定能找到工作，甚至于流浪乞討人員也被蓋世太保強行押解、收容去參加勞動——這當然是不人道、沒人權的行為，但在戰時體制的考量之下根本不足為奇。
    “動員還存在一定的死角和弊端，不過我認為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雖然工作量浩大，不過施佩爾一直處于高度亢奮之中，霍夫曼對他的授權與任用完全是無條件、無保留的，他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我相信你。”霍夫曼放下一堆表格，“明年是大戰決定性和關鍵性的一年，是否完美地達成戰略目標全看它了，爭取在今年增長的基礎上再增長30-35%，其中主要軍事工業裝備要實現100-200%的增長。”
    “我以為您會提50%的。”施佩爾笑道，“50%也能辦到。”
    “還是先把意大利提上去，本土掌握在手中什么時候弄都可以，意大利方面必須在墨索里尼更改主意前辦妥。”
    “意大利會有變故？”施佩爾一驚。
    “暫時不會，但北非戰事結束后就難保……”霍夫曼慢悠悠地說，“這次是吧美國人騙去了埃及，但我有種預感，美國人肯定還會再登陸的，那時候才是真正的麻煩。”(未完待續。)</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