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讓堂吉訶德走下神壇
于我而言，翻譯《堂吉訶德》本身就是一樁“堂吉訶德式”的瘋狂之舉。
《堂吉訶德》自1605年面世以來，在全世界已擁有數百個譯本，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也十分廣泛。然而被頂禮膜拜卻束之高閣是很多經典名著的共同遭遇，無論從空間還是時間上來講都離我們十分遙遠的《堂吉訶德》，也難免成為今日你我案頭的遺珠。
即便如此，堂吉訶德也是一位大眾所熟知的人物：人人皆知他是一位大戰風車的瘋子，也知這是一個關于精神追求的故事。我們印象和概念中的堂吉訶德，更多的是被各種體裁不斷改編、演繹的，被深度挖掘、延展其象征性和含義的，被各種場合以各種名義和目的所援引的堂吉訶德，卻鮮有人去探究其在原著中究竟是什么樣的人。
略加翻閱便可知《堂吉訶德》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說。作品借鑒了阿拉伯文學的東方化敘事手法，大情節中嵌套的各個獨立故事之間并不存在很強的邏輯關聯，即使客氣一點不批評它漏洞百出，也很難否認其結構的凌亂和情節的粗糙。
既然如此，它何以成為流傳數百年的經典，甚至被視為西班牙文學的代名詞？
對于這個問題，《堂吉訶德》最激烈的批評者納博科夫（他曾在禮堂當著六百個學生的面批判《堂吉訶德》一無是處，并稱之為一部“殘酷而粗糙的老書”）給出了最誠懇而動人的答案：“在創作者筆下原是一個小丑的人物，在歷史的進程中變成了一個圣人……因為這個人物，一匹瘦馬的背上騎著的一個瘦削的巨人，如此奇妙地隱約矗立在文學的地平線上，于是這部書存活了下來，并且將繼續存活下去。”
塞萬提斯創造了堂吉訶德，然而堂吉訶德卻并非塞萬提斯意志的產物。文學創作最奇妙的化學反應在這里發生了：作家筆下的人物擁有了自己獨立的人性和人生，甚至超越其必然走向的宿命之上。在堂吉訶德的故事中，塞萬提斯消失了。
對于這樣一部作品來說，情節無關緊要。現有的情節均可以被其他情節所取代（比如我們注意到在下卷中作者為了打擊盜版而臨時改變了堂吉訶德前往薩拉戈薩的預設情節），因為其中最重要的是這位騎士本身。小說中最主要的矛盾沖突并非是堂吉訶德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戰斗，而是自我觀照與真實的自我、真實的自我與他人所承認的自我之間的沖突——這并非只關乎瘋子的世界，你我的世界亦如此。
如果我們接受這一點，就該承認《堂吉訶德》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首真正的詩，一首以詼諧、嘲弄為目的卻最終演繹出多重悲劇性的詩。
被諷刺的對象是瘋子騎士和他的傻子侍從，從而這兩個人物也不自覺地成為悲劇性的載體。堂吉訶德和桑丘，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個嚴肅、一個詼諧，評論往往認為這是兩個互補的人物形象。然而如果拋卻外在，專注去審視他們各自的內心，會發現兩個人物都是理想與現實在某一點上的會合，而且是一種錯位的會合：桑丘的現實與吉訶德的理想，桑丘的理想與吉訶德的現實。這種錯位是我們這個世界中最平凡的事實，也是整個故事悲劇性的主線——
年邁滄桑的騎士卻有一顆天真無邪的赤子之心，在騎士世界中無所不知，可一旦面對現實問題，就像孩子般無助；桑丘看似精明、功利，內心卻也像孩子一樣善良、無知、輕信。
然而故事在一開始就已清清楚楚地說明：在濁世中保持純真之心只能建立在自我欺騙的基礎上。對于堂吉訶德來說，這種自我欺騙是圍繞著以杜爾西內亞為象征的精神榮耀而展開的；對于桑丘來說，他的自我欺騙是圍繞著以島嶼總督職位為象征的物質追求而逐漸成形的。
在任何時代，自我欺騙都不會得到現實的憐憫或寬容，作者筆下構建的世界也不例外。在《堂吉訶德》下卷中，當桑丘的追求從現實上升到理想的時候，堂吉訶德的精神卻從理想下降到現實。這兩條曲線的交叉是主仆二人的冒險歷程中最令人動容的傷心時刻，也是小說中最殘酷的時刻。桑丘讓杜爾西內亞中了魔法——他讓最高尚的騎士，為了最純潔的幻想之愛，跪在最令人厭惡的現實面前：一個粗魯、丑陋、散發著大蒜臭味的杜爾西內亞（純潔高貴的愛情理想物化于污穢丑惡的形象）。與此相對應的，愚蠢、貪婪、一心求財的桑丘卻登堂入室，成為受人稱頌的英明總督（俗世的物質追求升華為正義的精神象征）。侍從不但實現了騎士終生未能實現的偉大理想，甚至在理性和對于生命的洞悉方面超越了騎士。至此，桑丘的現實與堂吉訶德的理想，桑丘的理想與堂吉訶德的現實完成了錯位的會合。
對于《堂吉訶德》，有兩種閱讀的方法：作為學者，或作為讀者。
學者們熱衷于探究作品背后諸多錯綜復雜的因素，挖掘文字內外所蘊含的無法確證的寓意，但是作為讀者，我們只需要一樣東西：閱讀的興趣。
塞萬提斯的命運，可以用“萬里悲秋，百年多病；艱難苦恨，潦倒一生”來概括。然而正如福樓拜所說，人是無關緊要的，作品才是一切。因此塞萬提斯究竟是真正虔誠的天主教徒，抑或在通過作品對教會含沙射影、冷嘲熱諷，實際上并沒有多大的關系；他對于自身所處時代的態度，甚至對于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態度，無論是什么，對我們來說也并不重要。《堂吉訶德》所談論的已經遠遠超出了作者所存在的有限的時間與空間，而可以被視為洞察不同時代、同一個人世的寓言。幾百年來，每一個讀者都從中找到了各自需要并認同的東西——無論是因角色的滑稽言行而開懷大笑，還是因作者的一針見血而拍案叫絕——這才是作品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一部作品對于讀者的意義所在。
這一部長篇巨著，內容浩瀚淵博，又以中世紀西班牙語寫成，無論是篇幅還是難度，對于我個人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挑戰。從簽下合約到完稿，歷時三年半。七十萬字，九易其稿，其中艱辛，難以盡述。完成這部作品，無異于愚公移山；呈現這部譯稿，也不過是敝車羸馬，勉力而為，博君一笑。
其間我閱讀了諸位前輩大師的譯本，聽了不少西班牙語文學專家的講座，查閱了塞萬提斯的各種研究資料，受益匪淺。然而作為西班牙語文學的愛好者，卻也因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無數次想過放棄。最終支撐我完成譯者使命的卻是作為讀者的領悟：這個堂吉訶德就是今天的你和我——他的理想、他的浪漫、他的天真、他的痛苦和無解的哀愁，正是我們內心所蘊含的同樣的理想、浪漫、天真、痛苦和無解的哀愁。我希望能通過文字把這種感受傳達給其他讀者，期待有人也許能夠透過瘋子騎士和傻子侍從小丑般的表演、撥開被各種重新定義的“堂吉訶德精神”迷霧，看到在這個世界上孤獨而笨拙地生活著的自己。
西班牙當代評論家安德列斯·特拉皮埃約說，書之成為書，不是在被構思的那一刻，也不是在被寫成的那一刻，而是在遇到讀者的那一刻。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堂吉訶德》出生于1605年，也完全可以認為它出生于當時當下，也就是你翻開它的那一刻。
感謝遠在西班牙的馬諾（Manuel Pavón），從選擇原文版本開始，幫助我查找各種資料，推薦研究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的專家著作，購買參考書籍，對西班牙語原文釋疑解惑等，自始至終給了我莫大的支持。感謝西班牙語圈的朋友們對我的不自量力非但不加嘲諷，反而提供各種幫助和便利。
這個譯本的原始文本采用的是西班牙Juventud出版社以1605年（上卷）和1615年（下卷）的第一版為基礎復刻的《堂吉訶德》（2013年，第十九版），在一些語句的理解上參考了安德列斯·特拉皮埃約（Andrés Trapiello）所譯現代西班牙語版《堂吉訶德》（2016年6月，第五版）中所采用的語意，文中某些注釋參考了西班牙皇家文學院院士馬丁·德·里克爾（Martín de Riquer）的《堂吉訶德》注解。
羅秀
二〇二〇年四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