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二十九章司馬光逝世
    高滔滔頓時舒適度滿點，韓維和呂公著剛剛說白了，就還是想繞開制度增加一點不受監督的人事任免權；而司馬光和蘇油，則是力圖堵住這個漏洞。
    最后蘇油的妥協方案就是這個漏洞在特殊情況下可以開，但是打開這個漏洞的手，不能是宰執的，而必須是皇帝和高滔滔的。
    而這種人，又必須是得到輿論公議推許的大賢，最起碼得是入朝之前的王安石，和入職中書舍人之前的蘇軾那種。
    這就算議下了，剩下的役法之事，司馬光實在撐不住，只好作罷。
    丁酉，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壬辰，高滔滔攜趙煦臨荊揚王第，母子叔侄不知道談論了什么，最終結果就是朝廷給趙顥和趙頵的幾個兒子加官，而倆皇叔離開汴京到中牟去，一個提舉醫學院，一個提舉經濟學院。
    九月，丙辰朔，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年六十六。
    太皇太后哭之慟，帝亦感涕不已。
    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司馬光病革之時，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猶皆朝廷天下事也。
    司馬光死后，司馬康收集書案，得遺奏八紙，皆是論當世要務，還沒有完成的手稿。
    百姓聞其卒，罷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萬千數。
    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
    蘇油在中牟剛剛安排完倆王爺，聞訊立即返回京城。
    其實聽到司馬光去世的消息，蘇油暗中松了一口氣。
    司馬光這個人，讓蘇油感覺很矛盾。
    對于人品沒什么好說的，蘇油很敬重。
    真實歷史上司馬光做出的那些“壞事兒”，其實很多是局限于他的見識或者歷史經驗教訓。
    他沒有后人對歷史走勢的了解和上帝眼光，因此有些評斷，過于苛刻了。
    就拿著名的“賣國賊”事件來說，司馬光當時放棄的，只是四個寨堡，相比王安石放棄宋遼邊境整整七百里疆域，其實只是小兒科。
    所以要說“賣國”，王安石和趙頊可厲害多了，但是網上偏偏沒有王安石是賣國賊的說法。
    而且更奇怪的是，不但不指責，甚至還有無數言論為王安石洗白，說他不是參與者。
    但是無論怎么洗，熙寧八年到熙寧九年割地之時，王安石是大宋的首相，這一點是鐵的事實。
    所以王安石真的沒有一點點的責任？
    其實這不過是一種“非古”的思潮在作祟而已，就是前人定論的東西我一定要推翻，前人否定的東西我一定要肯定，如此方才顯得“今人勝古人”。
    不過不論如何，在如今這個時空，司馬光的去世，讓朝中只剩下了溫和派，蘇油將幾項關鍵的新法一直拖到現在，沒有如真實歷史上那樣被盡數罷廢，總算是取得了一場變相的“勝利”。
    這樣最好，起碼這個時空里，司馬光和王安石兩個人，身后的污名和非毀，將會比蘇油穿越來的那個時空小得多。
    不管真假，大宋也需要這樣兩個標桿，作為如今所有官員的榜樣。
    蘇油之所以著急忙慌地趕回京城，還有一個原因，司馬光臨死前立了遺囑，讓蘇油為他主持喪禮。
    這個可是大事件，另一時空里司馬光的喪禮由程頤主持，此公泥古不化，導致蜀洛兩黨大起黨爭，保守派內部由此徹底分裂，之后被改革派翻盤。
    這樣的事情蘇油當然要全力壓制，而且如今他也有這個實力。
    程頤可以不服蘇軾，但是不敢不服他蘇油。
    官場不論，在學術輩分上，蘇油也和張載司馬光王安石是同一級，而且是理學一門的開創者，嵩陽書院“天理人情”的校訓，就是蘇油最早喊出來的，同時他還是嵩陽書院最大的贊助人。
    而嵩陽書院的外圍，就是鄭州理工學院、嵩陽兵工廠、大宋宗室權貴們把持的工業大基地。
    蘇油在這些地方的影響，毫無疑問也會反射回嵩陽書院。
    真要認真論起來，程頤還得管蘇油叫山長，叫師叔。
    而以司馬光和蘇油的深厚交情，大宋沒有一個人認為司馬光的這道遺命不合適。
    從調查河北開始，兩人做了無數次的戰友。
    在司馬光最沉淪的時刻，是蘇油一直在不遠處陪伴著他，支持著他。
    這種支持不是表面上的簡單問候和關懷，不是為司馬光設計了隱士田園風格的獨樂園，而是蘇油在陜西創造了奇跡，證明除了拗相公的那一套，大宋其實有更好的選擇，保住了保守派的“一方天地”和“政治正確”。
    在司馬光心里，這才叫“肝膽相照”。
    而最神奇的是，在王安石的心里，蘇油用同樣的一件事，也保住了他身后的聲名地位與“政治正確”，同樣是“肝膽相照”。
    這就是蘇油入仕二十六年，茍出來的聲望與地位。
    神奇滑稽，然而妙不可言。
    還是那句話，國家政策有一定的延續性，當政者的優秀政績，其實很多時候更是前任的努力。
    前任干實事，背罵名，被趕下臺，繼任者上臺享受前任辛辛苦苦創下來的政治成果，得到天大的名聲，這樣的事情古往今來屢見不鮮。
    如今的老百姓是不知道什么國家經濟面臨崩潰國家財政面臨枯竭國家安全遭受巨大威脅這類大命題的，他們只知道安石相公在的時候俺們的日子好苦，各種負擔好沉重；安石相公去后負擔減輕了不少，年年豐收大家有飯吃；司馬作相后廢除了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生活一下子就勉強稱得上舒坦了。
    他們也不知道蘇油對接下來幾年嚴峻的災害形勢的預判，也不太在意并沒有造成巨大威脅的前年冬旱和今年春汛，不知道接下來的繼任者可能就要為司馬相公這一年多來的“寬政”背鍋。
    因此司馬光的名聲，在他死后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平生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語未嘗妄。
    曾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蘇軾曾經評論過司馬光之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概括起來就兩個字，曰誠曰一，當時的知識分子以為篤論。
    但是事情又得兩邊看，誠者近迂，一者近執，又迂腐又執拗的人做宰相，對國家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情。
    不管如何，好歹事情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這個時空元祐元年的九月里，司馬光在上到高滔滔和趙煦，下到天下萬民，甚至是外國君臣的心目中，都是人臣典范。
    司馬光指明讓蘇油治喪，很難說內心里沒有利用自己的名聲，幫蘇油刷最后一次光環的想法。
    方向不一定對，但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態度是無疑的。
    不過蘇油并不感恩，甚至還有些哭笑不得。
    因為這一年多來，他為了拖延狙擊司馬光，可以說絞盡腦汁費盡心力。
    如果老頭在天之靈得知蘇油對他的死甚至感到了一分慶幸的話，不知道會不會也一樣的啼笑皆非。
    蘇油回到京中第一件事就是上書朝廷，司馬公的喪期與神宗皇帝配享明堂的吉期相沖突，申請將司馬公的治喪之期延后一日，方便百官致奠。
    程頤在經筵講學，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
    程頤與臺諫交好，蘇軾在翰林學士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兩者因此關系越來越惡。
    真實歷史上明堂降赦，臣僚稱賀完畢后，兩省官欲往奠光，程頤以為不可，搬出古禮道：“子于是曰，哭則不歌。”
    坐客有難之者曰：“孔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
    大蘇就在旁邊說了句俏皮話：“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
    當時眾皆大笑，兩人遂成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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