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沈翼等人離開行宮，看著面前搖動的燭火，朱祁鈺陷入一陣沉思。
    任何一個王朝走到末期，逃不開的就是財政問題，大明自然亦是如此。
    當然，這句話反過來說，也同樣成立。
    當財政問題嚴重到火燒眉毛的地步的時候，一個王朝也就該走到窮途末路了。
    游蕩百年，朱祁鈺親眼見過，自己那位穿著打補丁龍袍的后輩皇帝，是如何的勤儉，但是，要知道，就在那位登基前二十年的時候，朝廷還能起萬歷三大征。
    都說萬歷荒廢朝政，苛收礦稅，天啟寵信閹黨，一手遮天，可他們在位的時候，大明固然積弊重重，卻不至于被逼的沒有錢糧可用。
    可到了崇禎年間，短短十年，大明的國庫便空空如也，錢到哪里去了？
    當然不會在百姓手里，不然的話，各地也不會烽煙四起。
    朱祁鈺雖然盤桓在紫禁城中，但是歷經百年滄桑，他的目光比崇禎要透徹的多。
    這些錢糧，無非是進了各地官員的囊中，進了那些走南闖北的商賈手中。
    想那徐階謂之清流，可家中田畝竟能超過二十萬畝，數萬織工，這樣的人，被稱為官場楷模，可以見得嘉靖朝的官場，已經爛成了什么樣子。
    數遍整個大明晚期，真正能稱得上清流的，實際上也就海瑞一人。
    不為別的，就因為這個人，敢說實話！
    治安疏里，海瑞寫‘天下人不直陛下久已’，這是實話，事實上，最遲從嘉靖的時候起，大明的皇帝，就已經掌控不了大臣了。
    嘉靖以權術聞名，將朝堂上下玩弄于鼓掌之上，但是，作為一個皇帝，朱祁鈺仍舊覺得他是可悲的。
    誠然，他能夠穩坐帝位，和能夠控制朝堂脫不了關系，但是，控制和掌控是不同的。
    大禮議讓所有人認清楚了嘉靖是一個怎樣的皇帝，所以，嘉靖朝的大臣，一邊畏懼帝威，一邊又膽大包天，欺上瞞下。
    一邊阿諛奉承，海晏河清，一邊又自謂清流，不與嚴黨為伍。
    嘉靖能控制朝堂，但是，控制不了人心。
    整個嘉靖朝，看似歌舞升平，一切盡在皇帝掌控之中，但是實則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滿朝上下，只有海瑞敢說實話。
    那時初到淳安縣上任，海瑞便揭開了官場上最大的一塊遮羞布。
    區區一個七品縣令，每年的常例銀核算下來，近兩千兩銀子，是俸祿的十余倍，這還是在‘兩袖清風’，不貪瀆，不受賄的情況下，官場上下默認的收入。
    全國一千四百二十七個縣，一百六十三個府，三十二個州，一個個的官員，趴在百姓的身上吸血盤剝，惡之若此。
    然而在嘉靖的耳邊，日日回蕩的卻是皇上圣明，天下太平，萬民稱頌，海晏河清。
    日子久了，嘉靖自己都相信了，安心在道觀修道，豈不知，大明社稷，已在他手中走向了傾覆的道路。
    忠言逆耳利于行，這也是朱祁鈺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話。
    朝無正臣，天子必受蒙蔽，即便帝位坐的再穩，眼不見百姓苦難，耳不聞天下真相，則社稷終將崩塌傾覆。
    正因于此，很多的手段，朱祁鈺不愿去用，有些底線，朱祁鈺也不愿去破，所以很多時候，他選的是更難走的路。
    可是路越難走，或許正意味著，那是對的方向。
    道德經有云，治大國，若烹小鮮，須得時時刻刻謹慎小心，不可放肆妄為。
    所以即便是看過了百年風云，朱祁鈺在推行每一項政令的時候，依舊斟酌再三。
    毋庸置疑，這其中，財政問題是重中之重。
    治國之道，說難也難，說易也易，最緊要的，無非財政與吏治而已。
    國庫有錢有糧，官員能奉公自守，國力自然蒸蒸日上。
    上林苑一事，說白了，是吏治的問題。
    朱祁鈺心里清楚，像是陳庸這樣的人，朝廷里大把大把的。
    身在一個冷清衙門，前途無望，滿腦子只想著怎么撈銀子，保官位，貪腐行賄兩項全能，但是唯獨不會好好做事，這其實是如今很多衙門的現狀，尤其是地方上，這種狀況并不罕見。
    而且說起來，這種風氣之所以會興起，其實和王振脫不開關系。
    往前倒太宗，仁宗，宣宗朝，別的尚且不說，至少吏治尚算清明，這其中既有洪武朝嚴刑峻法的威懾，也有歷代天子的約束。
    但是到三楊逝世，朱祁鎮偏聽偏信，任由王振擅權，短短幾年的時間，吏治便受到了徹底的破壞。
    王振大肆收受賄賂，凡入見者，少則需進百兩，多則上千兩，令官場之上，行賄之風盛行。
    賣官鬻爵，將朝廷官職明碼標價，更是讓銓選制度形同虛設，無數德行不修，只知溜須拍馬之輩走馬上任。
    這些人到任之后，對上阿諛奉承，大行賄賂之風，對下盤剝百姓，消耗民力，令官場風氣污濁不堪。
    朱祁鈺當然能看得出來，剛剛在殿中，陳鎰感嘆于他對吏部的輕拿輕放。
    但是，除開對王文的偏寵，朱祁鈺更清楚的是，去歲的京察，本質上并不是一次徹底的以澄清吏治為目的的行動。
    那個時候，他剛剛登基，朝中有大量頑固的太上皇一黨，與其說那是一次整飭吏治的行動，其實更像是以吏部為尖刀排除異己。
    不管外界如何議論，但是朱祁鈺自己，對于這些事情，認知是很清晰的。
    那次京察，衡量官員的標準除了才能，德行，更重要的是立場。
    借著那次機會，他把一些德行不修，才能不足，更重要的是，立場堅定支持太上皇的大臣，給統統貶謫了出去。
    但是，出于穩定朝局的考慮，很多立場中立或者是親近新天子的大臣，哪怕存在問題，也依舊沒有過分苛責。
    如果純粹以朝政的角度而言，這樣做其實是有問題的。
    可是，朱祁鈺心里也同樣明白的是，很多時候，道理和利益，是要取平衡的。
    他當然不是朱祁鎮那樣任性妄為的君主，也不是嘉靖那樣只顧利益的權謀之徒，但是，這不代表，他是一個只會拘泥于道理的君子，該變通時變通，該持正是持正。
    朱祁鈺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目的是什么，堅守本心，一切就不會出錯。
    至于這其中的取舍得失，是一個君王也必經之路，沒什么好說的。
    既然京察的核心目的并非整飭吏治，那么，拿這一點來苛責王文，顯然是不妥的。
    只不過，這些話，明面上不能說出來而已，落在朝臣的眼中，也只能是天子對王文的偏愛了。
    當然，即便京察的核心目的不是整飭吏治，但是，也對澄清官場是有一定作用的。
    至少，朱祁鈺能夠擔保的是，如今的朝堂上，重臣當中，大多是能夠持正的。
    似于謙這種純純兩袖清風，家無余財，全心全意為大明奉獻的道德模范就不說了，其他的重臣，諸如沈翼，陳鎰，乃至是江淵，朱鑒這些人，固然性格各有不同，立場也有殊異，但是至少在德行一道上，是沒什么大問題的。
    當然，身為朝廷重臣，他們也不可能跟于謙一樣，純靠俸祿過日子，常例銀子，炭敬冰敬之類的灰色收入，該有還是有的，不過貪污受賄這種事情，基本是不存在的。
    這一點，朱祁鈺是有把握的。
    這也是他迄今為止，除了于謙和王文之外，鮮少對大臣有所偏寵，或者說基本沒有將很多大臣收為左膀右臂的原因所在。
    天子的信任，很多時候其實是雙刃劍，稍有不慎，若是寵信的人德行不修，那么，便是奸臣奸宦，對于朝堂社稷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天子居九重，不偏不倚，實際上才是最理想化的狀態，可惜，這基本不可能做到。
    而且，即便是朱祁鈺能夠謹慎自守，但是，如今能夠保證的，也只有朝堂上重臣的基本操守，底下的很多官員，依舊舊習難改，上林苑之事，就是一次典型事件。
    京城官員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地方上，只怕更是嚴重。
    這些事情，朱祁鈺心中都有數，但是，作為一個成熟的帝王，最重要的，就是要沉著冷靜，不能任性妄為，哪怕做的是對的事，也是一樣。
    借著上林苑監一事，朱祁鈺原本可以掀起一場吏治整頓，但是，顯然，現在并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吏治固然是一個大問題，但是，軍屯，互市，漕運，賦役，朝廷當中亟待處置的事情有很多，還是要一件件來。
    至于財政問題，它跟吏治息息相關，但又不盡相同。
    還是那句話，歷來財政，無非開源節流，所謂節流，實際上就是整頓吏治，清查賬目。
    吏治若清明，百姓身上的擔子輕了，國力自然就會漸漸恢復，這也是大多數的繼任之君，首要整飭吏治的原因所在。
    但是，朱祁鈺的身份和普通的繼任之君不同，所以，相較于節流，他選擇的是開源。
    互市是一次嘗試，如今看來，還是比較成功的。
    那么，接下來，開海也是一條路子。
    朱祁鈺有往后百年的眼界，自然能夠看得出來，大明在嘉靖末年，實際上已經氣數將盡，但是生生出了個張居正，又為大明續命數十年。
    而事實上，張居正改革，并非他一人之功，更重要的，其實是有隆慶開關的基礎支撐。
    一條鞭法，說白了，也是澄清吏治，其核心是將所有的賦稅歸一，繳納銀兩。
    很多人都會將注意力放在推行一條鞭法的難度上，但是事實上，一條鞭法最難的地方，不在怎么推行下去，而在于大明需要有這么多的銀兩，百姓手中需要有這么多的銀兩，才能真正實施起來。
    而這一切，和隆慶開關脫不開關系。
    所以，開海對于大明來說，不僅僅是互通往來，商貿繁榮，更重要的是，只有開海，才能真正的革除苛捐雜稅的積弊，重整吏治。
    更不要說，開海本身帶來的經濟利益，就足以讓人動心。
    但是，道理誰人都懂，可真要做起來，卻并不簡單。
    且不言海禁乃是祖宗家法，就算是繞過這一條，單論開海的實際難度，也并不小。
    和互市一樣，開海首要考慮的，不是別的，就是安全問題。
    當初朝廷禁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海盜肆虐，這個問題，迄今為止，也沒有解決。
    鄭和七下西洋，除了煊赫國威之外，其中也不乏要剿滅海盜的意圖在。
    但是，這顯然很難，海上風波詭譎，什么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加之海疆遼闊，遠勝于陸地，海盜零零散散，想要將其徹底剿滅，其難度不亞于要在茫茫草原上剿滅各個草原部族。Ｘιèωèи.ＣoＭ
    所以從理性角度來看，最好的辦法，就是禁絕海上貿易，大明的子民只要不出海，在陸地之上，安全自然可保無虞。
    這是無奈的辦法，但是，也是最穩妥的辦法。
    事實上，若不是朱祁鈺看到了隆慶開關給國家帶來的好處，看到了一條鞭法改革的基石所在，他也不會有這個想法。
    但是還是那句話，想要付諸實施，實在是太難了。
    他不可能將這番道理，說與諸大臣聽，而想要開海，必要解決的就是海上安全問題，想要解決，就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落到實際的政務當中，其實就是下西洋！
    可就連朱祁鈺也不得不承認的是，如今的下西洋，對于朝廷來說，就是賠本的買賣，而且，是大賠特賠。
    所以，他能夠在登基之初，就推行互市，但是，關于開海一事，卻遲遲沒有任何的風聲。
    甚至于，就是下西洋，也只能趁著這次上林苑監之事，先旁敲側擊的鋪墊一番。
    真正想要做起來，不花個幾年的時間，怕是沒有什么希望。
    但是，還是那句話，再難的事，只要方向是對的，也要去做！
    揉了揉眉心，朱祁鈺收了收紛亂的思緒。
    雖然說，飯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但是，時不我待啊……
    “舒良？”
    “奴婢在。”
    空曠的行宮當中，不知何時，已經多了一個躬身侍立的東廠提督。
    “朱儀那邊，準備的怎么樣了？”
    “陛下放心，一切照您吩咐的進行，小公爺那邊，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