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
一 美學研究的對象；美學由文藝批評、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附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
解放后，五十年代在黨領導之下持續數年之久的全國范圍的美學批判討論，引起了廣大文藝理論工作者和一般讀者對美學的濃厚興趣和深入研究的要求。參加這場批判討論對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從此開始鉆研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對自己過去所接受的西方資產階級美學思想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批判。一九六一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為了適應當時的需要，曾特設美學專業來訓練預備開美學課的教師，我參加了該專業的教學工作，開始編寫西方美學史講義。一九六二年，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門舉行文科教材會議，決定把西方美學史列入教材編寫規劃，編者接受了這項任務，根據已編的講義、學習筆記和資料譯稿，編出了這部兩卷本的《西方美學史》，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次年重印過一次。
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和“四人幫”一開始就違反毛主席的教導，竊取“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另搞一套篡黨奪權的陰謀詭計，先對老知識分子后對老干部施行法西斯統治和迫害。我也被戴上“反動權威”的帽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迫放棄了教學工作和科研工作。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美學專業也和許多其他專業一樣，被迫解散了。我直到獲得“解放”后才重理舊業，在最近幾年中繼續把黑格爾《美學》第二、第三兩卷譯完，還選譯了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校改了已遺失而重新發現的萊辛的《拉奧孔》舊譯稿，都已交出版機關陸續付印。現在抽空來校改這部《西方美學史》第一版，把“序論”和“結束語”兩章改寫過。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們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為知識分子解脫了“兩個估計”和“黑線專政”的精神枷鎖。和一般的知識分子一樣，我對這“第二次解放”無限歡欣鼓舞，誓趁八十開外的余年，努力在自己畢生從事的美學領域里多出點添磚加瓦的微薄力量，來報答毛主席對我們舊知識分子的殷切關懷和諄諄教導，和響應黨中央抓綱治國、大干快上的號召。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現在約略交代一下編寫《西方美學史》的一些意圖和工作過程。這部小書原是作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而編寫的。教材要兼顧到教師和學生，因此用了較多的篇幅，以便多援引一些重要的原始資料。編者在工作過程中，在搜集和翻譯原始資料方面所花的工夫比起編寫本身至少要多兩三倍。用意是要史有實據，不要憑空杜撰或摭拾道聽途說。按原計劃還要編一本資料匯編。從古代到中世紀部分原已選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的資料也零星地選譯了一些。不幸由于“四人幫”的搗亂，資料譯稿大部分都已散失。如果時間允許，今后還想把這項工作做下去。
嚴格地說，本編只是一部略見美學思想發展的論文集或讀書筆記，不配叫作《西方美學史》。任何一部比較完備的思想史都只有在一些分期專題論文的基礎上才寫得出來，而且這也不是由某個人或幾個人單干所能完成的。為著適應目前的緊迫需要，編者只能介紹一些主要流派中主要代表的主要論點，不能把面鋪得太寬，把許多問題都蜻蜓點水式地點一下就過去了。一部教材不僅要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訓練獨立研究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造就真正的人才，培養成優良的學風和文風。因此，編者力圖把重點擺在文藝理論中幾個關鍵性問題上，就這些問題進行一些分析，在最后一章中就這些問題做一些小結。編者限于知識水平和思想水平，自己也不滿意于這種初步嘗試，不過認為工作程序是應該如此進行的。
編者對主要流派中主要代表的選擇只有一條標準：代表性較大，影響較深遠，公認為經典性權威，可說明歷史發展線索，有積極意義，足資借鑒的才入選。反面人物也不一概排斥，古代的柏拉圖，中世紀的普洛丁和托馬斯·阿奎那以及近代的克羅齊都是唯心主義的有反動傾向的人物，但是在美學思想發展中都起了巨大作用，你還不能把他們一筆勾銷。這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正確的思想總是在和錯誤思想的斗爭中形成的。不懂得反面，也就難懂正面。
本編第一版原有“編寫凡例”和“序論”，現在改寫合在一起?！靶蛘摗钡闹攸c只有兩個，一是美學研究的對象，它和其他學科的關系，它變成一門社會科學的經過；一是美學史的研究方法，指導原理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編寫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史的艱巨性和光明前途。下面先談談美學研究的對象，它和其他學科的關系，它怎樣變成一門社會科學。
照字面看，美學當然就是研究美。但是過去學者對此久有爭論。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通在一七五〇年才把它看作一門獨立的科學，給它命名為“埃斯特惕克”（Aesthetik）。這個來源于希臘文的名詞有感覺或感性認識的意義。他把美學看作與邏輯是對立的。邏輯研究的是抽象的名理思維，而美學研究的是具體的感性思維或形象思維。黑格爾曾指出“埃斯特惕克”這個名稱不恰當，用“卡力斯惕克”（Kallistik）才符合“美學”的意義。不過黑格爾認為“卡力斯惕克”也還不妥，“因為所指的科學所討論的并非一般的美，而只是藝術的美”，所以“正當的名稱是藝術哲學”，黑格爾自己的講義畢竟也命名為《美學》，理由是這個名稱“已為一般語言所采用”。鮑姆嘉通的《美學》發表在一七五〇年，足見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還是比較近的事。這并不等于說，前此就沒有美學思想。人類自從有了歷史，就有了文藝；有了文藝，也就有了文藝思想或美學理論。就西方來說，在古希臘雕刻、史詩和悲劇鼎盛時代，柏拉圖就已經在《理想國》里著重地討論了文藝及其政治影響。他還寫了一篇專門論美的對話《大希庇阿斯》。接著他的門徒亞里士多德就寫了《詩學》和《修辭學》。從此這兩位大哲學家就為后來西方美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石。
從歷史發展看，西方美學思想一直在側重文藝理論，根據文藝創作實踐作出結論，又轉過來指導創作實踐。正是由于美學也要符合從實踐到認識又從認識回到實踐這條規律，它就必然要側重社會所迫切需要解決的文藝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說，美學必然主要地成為文藝理論或“藝術哲學”。藝術美是美的最高度集中的表現，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文藝也應該是美學的主要對象。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人體解剖有助于對猴體解剖的理解，研究了最高級的發達完備的形式，就不難理解較低級的較不發達完備的形式。這個觀點并不排除對自然美和現實美的研究。過去一些重要的美學家大都涉及自然美，但是也大都從文藝角度去對待自然美，并不把這兩種美當作兩個不可統一的對立面。
美學理論既然是文藝實踐的總結和指導，對于某一時代文藝的理解就必有助于對該時代美學思想的理解，反過來說也是如此。例如不理解法國新古典主義文藝作品，就很難理解布瓦洛的《論詩藝》；反之，研究了布瓦洛的《論詩藝》，也就有助于理解法國新古典主義文藝作品。因此，決不能把美學思想和文藝創作實踐割裂開來，而懸空地孤立地研究抽象的理論，那就成為“空頭美學家”了。
美學必須結合文藝作品來研究，所以它歷來是和文藝批評緊密聯系在一起而成為文藝批評的附庸。西方有些著名的美學家首先是文藝批評家，如賀拉斯、布瓦洛、狄德羅、萊辛、丹納和別林斯基都是著例。隨著人類文化的進展，文藝日益成為自覺的活動，最好的文藝批評家往往是文藝創作者本人。詩和戲劇方面的歌德，繪畫方面的達·芬奇和杜雷，雕刻方面的羅丹，小說方面的巴爾扎克和福樓拜等大師，在他們的談話錄、回憶錄、書信集或專題論文里都留下了珍貴的文藝批評，其所以珍貴，是因為他們是從親身實踐經驗出發的。
其次，美學實際上是一種認識論，所以它歷來是哲學的一個附屬部門。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托馬斯·阿奎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爾，西方著名的美學家都是些哲學家。美學在西方大學里過去大半都設在哲學系，甚至有時就附屬在哲學這門課里，因為它是作為一種認識論看待的。美學的命名人鮑姆嘉通就把美學和邏輯學對立起來，前者研究感性認識而后者則研究理性認識。美學既然離不開哲學，要研究西方美學史，就必須研究西方哲學史（有些哲學史也附帶地講些美學史）。例如不理解十七世紀以后歐洲大陸笛卡爾派理性主義與英國培根、洛克等人的經驗主義之間的基本分歧以及德國古典哲學對這種分歧所作的調和妥協，就不可能理解近代西方美學史的發展線索。反之，不理解一個哲學家的美學思想，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哲學體系。例如不理解康德的美學專著《判斷力批判》上卷，就很難理解他的三大批判是怎樣構成一個完整體系的。再如掌握了黑格爾的《美學》，對他的《邏輯學》和《精神現象學》等著作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具體些。
第三，近代自然科學蒸蒸日上，它也闖進了文藝領域。文藝復興時代的達·芬奇、啟蒙運動時代百科全書派和浪漫運動時期的歌德，都不僅是文藝創作者而且是卓越的自然科學家。自然科學對文藝不僅在創作工具和技巧方面有所貢獻，而且對世界觀和創作方法也產生了有益的影響。理所當然的是美學從此不僅附屬于哲學和文藝批評，而且日漸成為一種自然科學的附庸了。首先是從英國經驗主義盛行以后，心理學日漸成為美學的主要支柱。休謨和柏克都主要是從心理學觀點去研究美學問題的。德國哲學家、“美學始祖”鮑姆嘉通本人以及以研究形象思維著名的維柯，多少都是繼承英國經驗主義的衣缽；從心理學角度看問題的風靡一時的費舍爾和李普斯的“移情說”，于認識之外研究情感在欣賞藝術和自然中所發生的作用。到了上世紀末，弗洛伊德、榮格和艾德勒等人還運用變態心理學來分析文藝活動。本世紀初，英美各大學把心理學的實驗和測驗也應用到美學研究里去。
此外，生物學和人類學對美學也發生了一些影響。法國實證主義派美學家丹納把文藝比作一種生物，說文藝作品是種族（race）、社會氛圍（milieu）和時機（moment）三種因素必然的產物。這種學說一方面是近代法國現實主義文藝以及繼起的自然主義文藝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也是費爾巴哈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人類學原則”（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過去誤譯為“人本主義原則”）的萌芽。人類學是把人當作動物的一個種屬來研究的。
第四，西方從十九世紀下半期進入帝國主義時期以來，一般思想界日益進入危機。文藝和文藝理論方面也日趨腐朽頹廢，“主義”五花八門，故作玄虛，支離破碎，大半仍是過去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貨色改換新裝。它們在敲帝國主義文化的喪鐘。我們在這種教材里無須為它們浪費筆墨。
也就在這個帝國主義文化衰亡時期，隨著工人運動的上升和生產方式的改變，馬克思主義出現了，而且傳播到全世界各個角落，日益顯示出它的強大威力。文藝和文藝理論已被科學地證明是一種由經濟基礎決定，反過來又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的社會意識形態。這就是說，美學已由文藝批評、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附庸一躍而成為一門重要的社會科學了。它的任務已不僅在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而更重要的是在改造人和改造世界，從此它的重要性空前提高了。
二 研究美學史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它的艱巨性和光明前途
本編原定的范圍是用作教材的一部介紹歷代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梗概。馬克思主義行世以來的美學思想發展不在本編范圍之內，應另行編寫。但是我們生活在馬克思主義時代和毛澤東思想的故鄉，社會主義的中國，即使只介紹到資本主義時代為止的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為著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也必須努力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這是一項光榮的任務，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在這里編者不妨約略談一下自己在這方面所經歷的甘苦和體會。
編者在參加過幾年全國范圍的美學討論批判的基礎上著手編寫這部教材時，也曾立志要從馬克思主義出發，但是對這項任務的艱巨性估計很不足。自以為只要抓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而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也起反作用這個總綱就行了。在實際運用這個總綱時，就先試圖確定所涉時期的社會類型，看它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然后就設法說明該時期的文藝和文藝思想如何聯系到該社會類型。但是這樣進行下去，就愈來愈認識到這種貼標簽的簡單化辦法恰恰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首先給我敲了一個當頭棒的是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十月五日給施米特的信，信中提到對于當時德國青年作家來說：
編者每次讀這封信，就不免反躬自省一番，自己雖不是“德國青年”，這番話是不是恰恰打中了自己的要害而且痛下了針砭？！恩格斯教導我們“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這“存在的條件”就是具體情況，要熟悉全部歷史和有關社會類型的具體情況，才能就有關問題作具體分析。恩格斯特別重視經濟史，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給博爾吉烏斯的信里還再次惋惜“在德國，達到正確理解的最大障礙，就是出版物中對于經濟史不可原諒的忽視，以致很難于拋掉那些在學校里已被灌輸的關于歷史發展的觀念（即唯心史觀——引者），而且難于搜集為此所必要的材料”。這就是說，不掌握經濟史，就很難建立唯物史觀。經濟史這樣重要，而它對編者恰恰是個空白點！怎么不叫人氣餒呢！
經濟史基本知識的貧乏會造成什么惡果呢？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六月五日給在這方面有缺點的恩斯特的信里舉出了一個生動的事例：
接著恩格斯就指出（一）在法國復辟王朝時期，挪威就已“爭得一部比當時歐洲任何一國憲法都較民主得多的憲法”；（二）“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現的文學繁榮只有俄國能比美，在歐洲各國文學打上了他們的印記”。此外，拿挪威和德國相比，在小市民階層的力量、工業生產和運輸貿易等方面，挪威都比德國遠較先進，婦女地位尤“相隔天壤”。恩格斯還舉易卜生的戲劇為例，說“它們反映了一個即使是中小資產階級的但是比起德國的來卻有天淵之別的世界”，接著恩格斯就向恩斯特進了一句忠告：“我寧愿先把它深入地研究一番，然后再下判斷?！?/p>
試看馬克思主義者以多么謹嚴的態度去研究歷史！我們這批人輕易地“按照公式”來“剪裁歷史事實”，也就是歪曲歷史。我們把一個作家和小資產階級畫等號就心安理得了，還分什么小資產階級和中小資產階級！還分什么挪威和德國！還分什么歷史背景不同或發展水平的高低！一鍋煮就完了！
這就涉及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編者曾提到立志要抓歷史唯物主義的總綱，對于這個總綱究竟有了正確的認識沒有？學習馬克思主義也有二十多年了，現在發現自己對這個根本問題并沒有弄清楚。這問題必須弄清楚，所以我不怕出丑，來公開地清理一下自己的糊涂想法，敬求同志們批評糾正。
先研究一下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話：
這一整段話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總綱。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九月寫給布洛赫的信里對這個總綱作了如下的闡明和補充：
后來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的提法和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也是一致的，而且更加明確：
仔細把上引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三段話比較看，編者不免感到有些迷惑，現在分述如下。
迷惑之一：馬克思本來不曾說“經濟是唯一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可是在《序言》里確實只強調經濟因素，為什么恩格斯在信里要特地否定經濟是唯一決定因素呢？這是不是恩格斯和馬克思不一致呢？這種糊涂思想只有在編者仔細推敲恩格斯給梅林的信中下引一段話才得到澄清：
這里兩次說“我們”，足見恩格斯參加或贊同過《序言》中那條歷史唯物主義總綱的制定，談不上什么“不一致”，要點是在“當時”把重點放在經濟基礎上是“應該”的。為什么“應該”，恩格斯沒有說明，因為理由是很明顯的，當時首要的任務是破唯心史觀從而建立唯物史觀，是要說明推動歷史發展的不是心靈或思想體系，而是物質力量或經濟基礎，恩格斯承認這是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是個“過錯”?！皟热荨敝钢攸c所在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形式”指經濟基礎如何透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而發揮作用，即這三大因素之間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錯綜復雜的關系網。恩格斯還指出這個“過錯”給敵人鉆了空子進行歪曲。由此可見，唯物史觀在當時就已遭到敵人的歪曲和誹謗，而矛頭恰恰針對著“經濟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這句本身就是歪曲的話，這些敵人之中有些是資產階級唯心史觀的衛護者。他們一向高唱“精神文化”和“道義力量”，誣蔑唯物史觀為功利主義，但是更險惡的敵人還是偽裝擁護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宣揚所謂“經濟唯物主義”，也就是宣揚“經濟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這個錯誤的觀點本是他們自己的，他們卻把它栽進馬克思主義里，還自夸是“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給梅林的信主要是對這批修正主義者的駁斥?！敖洕ㄎ镏髁x”是一種片面的、庸俗的、認為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的歷史觀。它否認政治、政治機構、思想和理論在歷史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經濟唯物主義的維護者在西歐有伯恩斯坦，在俄國有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派”和孟什維克。實際上蘇修叛徒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之流都在繼承“經濟唯物主義”的衣缽。他們宣稱單靠經濟的“自發力量”就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用不著進行階級斗爭和革命來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也用不著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來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他們利用經濟力量來擴充軍備，以便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對外實行侵略擴張和霸權主義。我國“四人幫”盡管詭稱反對“唯生產力論”，骨子里還是繼承蘇修衣缽的。這批叛徒在理論上的荒謬和在實踐中的胡作非為所造成的災難是有目共睹、盡人皆痛恨的。
恩格斯給梅林的信里否定經濟是唯一的決定因素，詳細說明了經濟基礎、政治法律的上層建筑以及相應的思想體系這三種因素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一種錯綜復雜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關系網或“合力”來推動歷史發展，這就進一步闡明了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種功績在捍衛馬克思主義和批判修正主義的斗爭中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迷惑之二：歷史前進的動力究竟有幾種呢？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上引三段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教導里一致肯定了有三種：1.經濟結構即現實基礎；2.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3.與基礎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
我所特別感到迷惑的是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過去有三種不同的提法。
第一種提法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上引三段話里的提法，即上層建筑豎立在經濟基礎上而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相適應，與上層建筑平行，但上層建筑顯然比意識形態重要，因為它除政法機構之外也包括恩格斯所強調的階級斗爭、革命和建設。
第二種提法是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在內，提得最明確的是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里的一段話：
這里使我迷惑的有兩點：頭一點是馬克思所說的“與之相適應”的“之”這個代詞是指基礎，就是說各種觀點或意識形態適應基礎（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俄譯對原文是忠實的），在這第二種提法里卻變成政治法律機構的上層建筑和“這些觀點相適應了”。其次一點是意識形態顯得比政治、法律機構還更重要，因為政治、法律機構反而要適應意識形態。這些變動是否無關宏旨呢？
此外還有第三個提法，即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之間畫起等號來，《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里也有這種提法，原話是這樣說的：
這里上層建筑就只指意識形態而不包括政治、法律機構及其措施了，也就是說，在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之間畫起等號，把意識形態當作上層建筑了；否則就不能說政權、政權機構及其措施（上層建筑）對于生產和經濟不能有直接的聯系或發生直接影響了。這樣說，不但違反馬克思主義，而且也不符合常識。再者如果說上層建筑也包括政權、政權機構及其措施，能說“上層建筑活動的范圍是狹窄和有限的”嗎？
編者在解放前一向沒有接觸過馬克思主義，解放后不久，由于專業是語言，頭一部要學習的經典著作就是當時（1950年）剛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由于過去一直教外國文學課，就經常接觸到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紀外國文學史》之類蘇聯著作，其中文藝都列在上層建筑，重理美學舊業時還接觸到匈牙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盧卡奇的《美學史論文集》，看到他一九五一年在匈牙利科學院所作的《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學和藝術》長篇報告，也是以上層建筑代替了意識形態。此外，蘇聯出版的尤金院士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中“基礎與上層建筑”條的提法也是如此，于是自己也就鸚鵡學舌，把原屬意識形態的文藝說成上層建筑，在《西方美學史》初版里就有不少的例證。現在趁這部教材再版的機會，想檢查一下自己對于原來發愿要依據的歷史唯物主義究竟認識到什么程度，就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明確教導，才發現這里還大有問題，自己并沒有弄清楚，所以汗流浹背。我曾在內部討論中提出過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表示懷疑的想法，有幾位關心的同志勸我要慎重考慮，仿佛這是“禁區”。經過幾個月的慎重考慮，我還是決定要把這些想法公開出來，因為黨中央再三教導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雙百”方針辦事。毛主席還教導過我們說，馬克思主義不怕批評，要批判修正主義。而且馬克思在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結尾曾引但丁的《地獄篇》門楣上的兩句詩來告誡探科學之門的人說：“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边@就壯了我的膽。
我要說的只有兩點。
第一，我并不反對上層建筑除政權、政權機構及其措施之外，也可包括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因為這兩項都以“經濟結構”為“現實基礎”，而且都是對基礎起反作用的；“上層建筑”原來是對“經濟結構”即“現實基礎”而言的，都是些譬喻詞，實質不在名詞而在本質不同的三種推動歷史的動力。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較早的著作里也偶爾讓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在內，人所熟知的例證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引論”里下列一段話：“……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
不過這里用“以及”連起來的前后兩項是平行的，并沒有以意識形態代替上層建筑。
第二，我堅決反對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之間畫等號，或以意識形態代替上層建筑。理由有四。
一、這種畫等號的辦法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里找不到任何先例或根據。恩格斯和列寧闡明歷史唯物主義時都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為據，在討論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時，首先就要深刻體會這篇《序言》，特別是這幾句著名的結論：
這里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同屬于“社會存在”，而“精神生活”就包括意識形態，只是社會存在的運動和變革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經常指出意識反映的虛幻性，和客觀社會存在是本質不同的兩種動力。所以馬克思緊接著上文就告誡人們必須時刻把“可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物質變革和“不能根據來判斷這種變革時代的意識形態區別開來”。把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等同起來，就如同把客觀存在和主觀意識等同起來一樣是錯誤，混同客觀存在與主觀意識，這就是以意識形態代替上層建筑說的致命傷。
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其他經典著作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曾多次提到由于社會分工，有專門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人，各個領域的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的歷史持續性和相對獨立的歷史發展。這就是說，它要有由過去歷史留傳下來的“思想材料”，而在一定的社會類型和時代的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既已變革之后，前一階段的意識形態還將作為思想材料而對下一階段的意識形態發生作用和影響，意識形態的變革一般落后于政治經濟的變革，這個事實也是斯大林自己所強調過的。這個事實是歷史文化批判繼承的前提。就是根據這個道理，列寧嚴厲地批判了“無產階級文化派”的割斷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而毛主席也多次強調不能割斷歷史，對歷史文化要批判繼承，也正是由于這個道理，上層建筑決不能和意識形態等同起來。
三、上層建筑比起意識形態來距離經濟基礎遠較鄰近，對基礎所起的反作用也遠較直接，遠較強有力。政治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恩格斯在給施米特的信里把意識形態稱為“那些更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領域”。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里，“法律”和“法觀點”、“政治”和“政治觀點”往往同時并提而截然分開，這些都是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不能混同的明證。
四、如果確認上層建筑包括政權、政權機構及其措施和意識形態兩項，在這兩項之間畫等號就是以偏概全，不但違反最起碼的形式邏輯，而且也過分抬高了意識形態的作用，從而降低了甚至抹煞了政權、政權機構及其措施的巨大作用。這就有墜入唯心史觀和修正主義的危險。意識形態既自有專名，何必僭用上層建筑這個公名，以致發生思想混亂呢？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教導我們說：
這幾句話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最簡賅也最深刻的闡明和發揮，既肯定了經濟基礎，又指出了政治和經濟的密切聯系，至于意識形態，則是這二者的反映。在這里毛主席并沒有把意識形態列入上層建筑，更沒有在它們中間畫等號。從反映論的角度來看，只有意識形態是反映，而政治和經濟都是“社會存在”，不能把存在和意識等同起來。
編者在對這個問題感到惶惑以后，為著想澄清這個問題，查閱了五十年代初期的與此有關的一些蘇聯論著，特別是《蘇聯文學藝術論文集》（學習雜志出版社，1954）、《斯大林語言學著作中的哲學問題》（三聯書店，1953）和康士坦丁諾夫主編的《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1955），才察覺到本文所提的問題，并非自我作古，而是一個老問題了。五十年代初期在蘇聯早已掀起過激烈爭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蘇聯文學藝術論文集》所轉載的蘇聯《哲學問題》雜志中一篇未署名的長文《論藝術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這顯然是對當時的爭論所作的總結，結論是從文藝觀點來替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辯護。該文指責特羅菲莫夫“不承認進步藝術的上層建筑性質，硬說‘馬克思把藝術當作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而沒有把它列入上層建筑，他只把政治和法律列入上層建筑’”。我的看法顯然和這個受斥責的“硬說”不謀而合，所以就專心致志地等待作者說出理由?？墒窍挛难笱笕f言都在回避為什么意識形態非取代上層建筑不可這個關鍵問題，聽他說來說去，就只歸結為一句話，否認文藝的上層建筑性，就是否認經濟基礎對于文藝的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否認經濟基礎對于文藝的作用和影響，現在把意識形態改稱為上層建筑，就可以保證經濟基礎對文藝必起決定作用嗎？更奇怪的是該文作者從他的論點所得出的關于藝術的看法。他說：“藝術本身乃是科學分析的結果?！彼?span id="v1u7kzn" class="o">反對“藝術觀點和藝術這兩個概念在原則上有什么分別”，因為據說“藝術創作就是社會藝術觀點的具體表現和體現”，這正如否認政治和政治觀點有什么不同一樣。這樣一來，文藝作品不是用具體形象直接反映現實，而只是反映作者主觀方面的文藝觀點了。這種“主題先行論”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文藝的明確教導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有人懷疑：我們在搞西方美學史，為什么要辯論歷史唯物主義問題？從這一具體事例就可以得到回答。不弄清歷史唯物主義，就不可能有正確的美學觀點。從這番辯論和學習，我深刻地體會到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輕而易舉的武器，同時也認識到許多號稱馬列主義權威的人，特別在蘇修那里，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實在太不嚴肅，前車之覆應引起后車之戒。這個歪曲馬列主義的蓋子是不會長久捂住的，愈早揭開就愈早肅清流毒。我們要弄清問題，并不是要全盤否定斯大林。毛主席對斯大林早有“三七開”的正確評價。斯大林在辯證唯物論方面沒有正確理解否定的否定；在歷史唯物論方面他以意識形態代替了上層建筑；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方面沒有正確理解這種過渡的艱巨性和長期性而過早宣布蘇聯為“全民國家”；這些可以說是他的“三分”過錯，但并不能埋沒他在國內戰爭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偉大功績。
恩格斯在上文引過的致布洛赫的信里闡明了推動歷史前進的三種因素之后，還強調必然的東西要“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而起交互作用；還說明了人類創造歷史首先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次“最終的結果是從許多個別的意志互相沖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無數平行四邊形的力量，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他還警告我們說：“我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材料來進行研究，這倒的確容易得多?！弊屑毻嫖哆@些話，就可以認識到要懂透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一件易事，要善于運用就更難了。
迷惑之三：是特別關于思想史研究工作本身的問題，即如何對待恩格斯所說的“思想材料有相對獨立的發展”，亦即“純思想范圍”或“純思想線索”問題，如果“經濟唯物主義”是修正主義者的法寶之一，那么，“純思想線索”就是持唯心史觀的資產階級史學家們的唯一法寶。編者自己過去研究美學史也是從“純思想線索”出發的，就是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一直追蹤到康德、黑格爾和克羅齊等人的思想，看這一聯串的思想是怎樣一個接著一個發展出來的，仿佛美學史領域是一個從思想到思想的獨立自足的小天地或世外桃源。解放后學習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編者才認識到這個程序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認識到這個小天地只是宇宙整體的無數部分中一個小部分，它與無數其他部分以及各部分所組成的全體都是互相依存，牽一發即動其余的。自己對這個小天地知道得就很有限，對此外廣闊宇宙，不是完全無知，就是近于無知，如果還是走從純思想到純思想的線索那條老路，就是死路一條。如果嚴格按照唯物史觀辦事，理清自己的這個小天地和廣大宇宙整體及其各部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糧食儲備實在太貧乏了，能在崎嶇的長途上探險嗎？想到這里，編者不僅是迷惑，而且是惶恐。編者也看到一條光明的出路，待下文再說，現在且談一談在現在歷史階段，我們這些既不懂經濟史，又不懂政治史和其他有關科學的人能否或應否仍去冒險探索美學史呢？“思想線索”是否就一文不值了呢？
首先，且不對客觀事實作出評價，先看意識形態（包括一切觀點和理論）是怎樣一種客觀事實。恩格斯在上引給梅林的信里對意識作為“思想材料”是這樣說的：
這里所說的有兩點，第一點是每門領域以內有獨立形成和獨立發展的思想材料，也就是專業知識儲備。這是客觀事實，不容否認。第二點是本領域以外對本領域發展有影響的那些事實（實指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也被認為是思維過程的結果。這卻是歪曲客觀事實的唯心史觀了，這種情況也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它起于社會分工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是這樣說的：
這種社會分工制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還要繼續存在，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專職工作者也還要繼續存在，而且文化日益前進和高漲，分工還會日益嚴密，新科學和邊緣科學還會日益倍增。我們應肯定分工制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一種動力，但同時也應認識到分工制的局限性和流弊（這些流弊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里論“異化”時已多次指出過）。如何發揚分工制的優點和消除分工制的流弊是我們科研工作中的一項艱巨的任務，還有待逐步解決。
分工制在意識形態領域里所產生的流弊之一是主體反映客觀世界時的歪曲，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作為客觀存在在人腦里的反映，必然要受當事人主體方面的各種因素的影響，例如階級地位、文化程度、民族的歷史傳統和地理環境乃至個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情況等等。因此，主體反映對客觀存在不免有所歪曲而成為“首足倒置的”“折光的反映”，其中有些有片面的真理，有些只是幻想或謬論，人類思想史中就充滿著這種幻想和謬論。例如“神”“天意”“命運”“天才”“普遍人性”“永恒真理”“先驗的真理”“超驗的純理性”“理性的王國”“孤立的個人”之類“天經地義”，曾迷惑過多少人，造成多少災害！在美學史領域也是如此。對這種幻想和謬論我們應采取什么態度呢？想要幻想和謬論在世上絕跡，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幻想，相反相成，這就是辯證的道理。有正有反才有矛盾，才能推動歷史發展。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群眾的實踐，根據實踐，世世代代的人對過去的思想體系不斷地進行檢驗和批判，因而不斷地克服錯誤，逐漸接近真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偉大導師毛主席都費過大量的精力去批判過去的幻想和謬論，上文所舉的那些幻想和謬論都是他們所批判過的。試想一想，馬克思、恩格斯如果不批判一系列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能建立科學的社會主義嗎？不批判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對他們自己的影響，能建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嗎？一切思想工作的任務（包括研究思想史）就在于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批判工作，這樣才能把各門科學逐步推向前進，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想到這里，編者就打消了怕蹈追溯“純思想線索”那種唯心史觀覆轍的顧慮?！凹兯枷刖€索”的要害在于“純”，“純”就要排外孤立，就要否定“物”而獨尊“心”，蔑視思維以外任何歷史動力。如果把倒置了的心與物的關系擺正了，思想線索還是客觀存在的，思想史對它還是要清理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及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等光輝著作里都替清理思想線索的思想史做出了光輝典范，每個研究思想史的人都應把這些典范當作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南和衡量自己研究成績的尺度。如果拿這個尺度來衡量我們自己到現在為止的一些思想史著作，那就還有天淵之隔，這部《西方美學史》就更是如此，如果在這些著作上面貼上“馬克思主義的”這樣光榮的標簽，那就未免把思想史研究工作看得太輕易了?！疤撔氖谷诉M步”，要想進步，還是謙虛一點為妙。首先我們對自己應有一個正確的估計，要認識到自己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都還學得不夠，嚴格運用唯物史觀所絕對必需的文化知識和專業資料都還太貧乏。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為此就要“詳細地占有材料”。毛主席還指出我們的毛病在于“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情況的濃厚空氣”，“瞎子摸魚，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這里所涉及的根本問題是學風和文風。萬惡的“四人幫”長達十年之久的橫行霸道把我們的思想陣線搞得混亂不堪，現在首要的任務仍是徹底掃除他們的流毒，才能整頓好學風和文風，來保證我國科研工作的健康發展。分工制帶來了單干、分散、重疊，閉門造車和浪費人力等現象也還有待克服，克服的辦法只有仿照計劃經濟來實行計劃科研，仿照生產社會化來實行科研社會化。編者多年來一直在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和對學術界一般實際情況的觀察，來考慮在科研中如何發揚分工制的優點，克服分工制的流弊這個問題，認為全國規模的計劃科研和科研工作社會化是今后必由之路，而現在這正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各種科研規劃會議所探索的道路。在黨的領導之下，按周密的短期和長期規劃，分期安排人力進行全國規模的集體分工協作，第一步宜組織人力搜集和翻譯必需的資料。培養這方面的新生力量也是一個迫切的任務。
自黨中央粉碎“四人幫”以來，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形勢一派大好，工農業和科技方面已初見成效，社會科學也勢必很快就跟上來。我們有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真正干起來，步伐必然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質量也必然好得多。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里預言過：
祝愿我們將會是這個偉大預言獲得實現的見證人，不但在自然科學方面而且也在社會科學方面，同心協力地踏上這樣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