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本書的內(nèi)文，與我八年前在上海古籍出版的《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基本相同。我那時寫下這樣的序言：
《金瓶梅》是以一種諷刺和批評性的體裁入手的，作者不滿《水滸傳》中武松報兄仇的敘述，他沿襲這個故事，稍做修改，開出新局面。這種筆法在英文有幾個名稱，常見的是parody。英國小說在18世紀第一回繁花盛放時，“四大家”之一的亨利·菲爾丁（H.Fielding）曾使用這樣的筆法來嘲弄另一位大家塞繆爾·理查遜（S.Richardson）。事緣理查遜出版了小說《帕米拉》（Pamela，或譯《美德有報》），講述寒家少女帕米拉（姓Andrews）入城市為傭，男主人慕少艾，屢圖染指，帕米拉恪遵父親誡命，一直守身如玉，終于感動主人迎娶其為妻，讓她飛上枝頭，入了富室。菲爾丁不喜歡這個“好品行有好報”的故事，他立即另寫一本小說，題為《約瑟夫·安德魯斯》（Joseph Andrews），講述帕米拉的弟弟約瑟夫如何也因貧寒外出為傭，主家恰是姐夫的姐妹，這位富家女子同樣見色起意，強他就范。約瑟夫的行動是可預期的，一方面他有“守身如玉”的家訓；另一方面，讀過《圣經(jīng)》的人都知道，《舊約》中的約瑟被賣到埃及后，曾為主婦脅迫，但并沒有就范。這個約瑟夫也不肯失身，于是女主人惡待他，與數(shù)千年前那個埃及女人如出一轍。菲爾丁這樣講故事，不必呼名道姓就批判了理查遜。
《金瓶梅》的作者在比菲爾丁早兩三百年之時，使用了差不多的筆法。他修改《水滸傳》中武松報兄仇的故事，講述這位都頭如何未及下手殺西門慶，已被官府逮捕，流放他鄉(xiāng)，于是西門毫發(fā)無損，還納了潘金蓮為妾。故事敘述至此已有所批判了，它說出的道理是，像西門這樣有財勢的惡霸，偷了賣餅販子的老婆算得什么？得手后平安無事是世情之常，《水滸傳》中的報仇故事只是大快人心，其實欠缺真實性。這一點，與菲爾丁批判理查遜差不多。但《金瓶梅》其后的敘述更有深意。武松流放了，西門慶的日子過得更好，愈來愈富貴，妻財子祿都齊全，他縱情聲色，無所不為，更在志得意滿之時說盡狂妄的話。只是榮華是鏡中花，水中月，不多久他就因縱欲身亡，武松刑滿返鄉(xiāng)待要復仇，只余潘金蓮和王婆供他屠戮。作者用這一番修改道出《水滸傳》之不足，他認為罪業(yè)深重的西門慶，如果寫成死在武松刀下，我們只見到報仇兇殺，不見人生的大道理；若要講出佛家深刻的果報之理，應當叫西門壽盡于自己手中，命喪自己選擇和安排的生活里。依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金瓶梅》中的西門慶胡作非為而自鳴得意之時，步步種植惡果，這些因緣織出一大張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網(wǎng)，最后把他收了。
我們這位不知名的作者下筆寫這小說，就給佛教文學開了生面。佛教原是個最具合理性的宗教，釋迦牟尼汲取“六師外道”諸家思想精華，以所謂“四圣諦”和“因緣”這些平實的道理取代了神話迷信，教導大家潔凈心靈，讓自身脫離苦海，更使人間變成凈土。我們讀《金瓶梅》，知道作者相信這種“原始佛教”的道理。可是佛教用于宣教傳道的文藝，從《阿含經(jīng)》中的本生故事到一代代的變文和寶卷，多有夸張荒誕而且十分滑稽的話。比如我國道家的宗師叫作老子，儒家宗師叫孔子，弟子對他們的尊稱只是“夫子”而已；但佛家叫宗師釋迦牟尼作“大雄”“能仁”“世尊”。《阿含經(jīng)》說釋迦具有“卅二大人相”，那是三十二種尊貴特征，其中有些像只鵝（因此佛祖也叫“鵝皇”），又有些不方便在大庭廣眾中講出來；釋迦小皇子才從母親脅下生出，就會說“天下四方，唯我獨尊”（氣得有一位禪宗祖師要將他一棒打死喂狗吃）。這些話語與釋迦創(chuàng)教的精神并不融洽，是否可笑或可惱，猶其余事。怎么會這樣的呢？原因是信仰已經(jīng)變了，釋迦所不取的神話迷信在他圓寂后陸續(xù)從別的信仰中傳入佛教里。變遷是宗教的平常事，耶穌教同樣變得面目全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個小故事，講耶穌重生世上，教廷所設宗教裁判所的裁判長將他處死，因為他不合時宜了。）來到中土的佛教以密教和顯教的大乘為重，密教固然專事法術(shù)，大乘也宣稱能夠為善男信女護持，幫助避禍求福。至此，信仰墮落，僧伽亦不免腐敗。《金瓶梅》沒有隱惡揚善，書中講到有些僧尼為爭布施就互相中傷，而西門慶有一回捐了銀子給廟宇，吳月娘再有所規(guī)勸時，他哈哈大笑說既已捐輸，功德已積，再為惡也不愁減損富貴了。這樣的宗教信仰還不可怕嗎？看來書中胡僧藥的情節(jié)，表面說西門縱欲亡身，深處還隱藏一點告誡，教世人不要向法力求福，免致斷送了慧命。僧伽和信眾間若有利益交換，宗教文學會更用力講神靈的大能，但是這種故事只能夠令信眾懾服，卻與他們的生活失了聯(lián)系，不能幫助他們警惕和修行。那么，應該怎樣宣傳佛理呢？《金瓶梅》的答復令人耳目一新。這小說講的不再是佛陀菩薩于百年前的神異，而是凡夫俗子今生今世的罪孽，作者要用這方法把信眾帶回到原始佛教去。小說的主體既是西門和妻妾等庸夫愚婦的生活，內(nèi)容當然就是一道“貪嗔癡”的毒流，漂浮著瑣碎的吃喝玩樂，夾雜著妒忌、怨懟、爭吵、陷害。要繪出這種人生的整體，床笫之事怎能避過？《金瓶梅》于是走進了明中葉后文學藝術(shù)的一種潮流里。但作者同時用了更是多得多的筆墨在一件其他作者所不愿多語的事上，那就是死亡——佛家稱之為“無常”的人生重要課題。
這冊小評論以《金瓶梅的藝術(shù)》為題卅年前初版于中國臺灣（按：指1978年2月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金瓶梅的藝術(shù)》），現(xiàn)在再在大陸面世，內(nèi)容沒有更動。論述的字里行間可以見到我下筆時的興奮，那時人還年輕，受過長久西洋文學的教育，乍睹這本小說，驚和喜都掩不住。管見中可以修改和補充的地方必定很多，諸如作者擅觀事情不同的面相和相歧的意義，這種目力或者是他參透佛家二諦之說得來，我在小書里嘗試討論，但講得并不好。我的過失與不足，若能起一些刺激作用，或者成為反面教材也好，讓《金瓶梅》這本曠世巨著更為國人賞識，欣幸何似！
上面的序言接著就向上海古籍的編輯方曉燕小姐致謝。現(xiàn)在后浪把這書重新出版，我也應當向為此付出了許多時間的林立揚小姐、叢銘小姐和任新亞先生致謝。
本版的書名與上一版稍異，我希望它能把意思說得更清楚。這本小說闡釋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而敘事時經(jīng)常道出事件表里不一、內(nèi)外相歧的不同意義，也正是釋家 “俗諦”和“真諦”的分辨。這些相信都是作者的本意。
孫述宇
美國加州，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