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和王鉷走在興慶宮前的直道上，右相的臉色不太好看，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差點兒沒有掌控住局面，現在局面雖然控制住了，某些讓他不痛快的人卻躲過了他的圍追堵截，成為了讓他難以控制的不可控因素之一。
    右相一再降低對同黨的要求，貪污害民無所謂，聚斂錢財也無所謂，唯一有一條硬性標準是，官職必須出自他門下，有了最根本的利益關系，他們就會緊密地團結在他的周圍。如今長安城中多數官員都出自他的門下，沒有通過他門路的官員，統統都會遭受到他的打壓。
    邊鎮十節度使關系著皇帝的安危，所以十節度使的任命被李隆基緊緊地掌握在手中，李林甫再受寵信，也不能越過這條權力。
    為此李林甫試圖從別的方面對節度使們進行影響，或在他們升任節度使之前，就對他們進行提拔。高仙芝和安祿山等人，多多少少受過右相的恩惠和影響，他們在很長時間之內，都是互相給予支持。
    李嗣業如今在隴右身居高位，他自然不能當做其不存在，就如同那個叫安祿山的野心勃勃之子，他不便于得罪所有人，就必須將他們摻和其中，相互利用以求達到自己的目標。
    理想有時候很美好，但現實卻又是很骨感，有時候想掌控局勢或掌控全局，就必須做出妥協。這這個道理對李林甫適用，對李嗣業也適用。
    李嗣業獻上嗩吶和樂曲后的第六天，李隆基下旨要在長安城中給他建造一座宅邸，能享受此殊榮者，之前好像只安祿山一人。
    為了保證狡兔三窟，他絲毫沒有泄露早以前買下的新昌坊的舊宅，新的宅邸在長安城中街朱雀大街靠右的廣福坊中，這坊中好像沒什么出名的大官，至少到現在為止，就數他李嗣業的官職最高。這樣也好，至少以后住進坊里，無需去拜訪什么貴人，他也無需去看誰的臉色。
    府邸建成之前，李嗣業就住在由米查干給安排的宅院中，皇帝派人來下了旨意，先后授予了他七八個職位的符節。特別是采訪使、群牧使和募兵使這三使雖然只是職務，但權力不可謂不大。采訪使監管各州各縣刑律和考課，考課很大程度決定了官員將來的前程，整個隴右道的管轄都在他之下。隴右群牧使管轄范圍不大，不過就僅僅維持在幾個牧場中間，但他卻管轄了隴右道所有軍馬的供應。像這種這種時候，給北庭節度使給予一些厚待，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至于隴右募兵使的職權范圍，李嗣業還特意去吏部查閱了一下，由于之前沒有這么一官職，李嗣業只好自己去尋找解釋權和下屬，兵部有許多官員都擔任過這種押送士兵的官職。
    一日，他最終明白了這三個官職對他最大的幫助，那就是可以名正言順地去安排人經營印度到陽關的商路，完成戴望所完成的初步鋪路，正式將運輸胡椒檀香等香料作為大宗貨物的進口。
    如今沒有海關這類東西，他到天竺進口不需要花一分錢，甚至在原材料地區的掠奪收割，他們難于察覺并且毫無防范意識。
    這可真是和印度人做生意的黃金時代，佛教在印度有了衰微之相，奉行種姓制度的婆羅門教大行其道，過去的戰爭已經結束，印度陷入到一種多城邦多種勢力的和平年代。
    沒錯，他們分裂為一個個的小國家時，會有相當長時間的和平時期，反而阿育王，孔雀王等人的統一時期時，長時間地處于戰亂時代。
    根據戴望的消息，這些國度的人口在穩步上漲，越多的人口代表著越多的商利。
    在西邊他需要印度人，但在磧西至長安的商路上，他需要許多米查干這樣的胡商來聯通經營。
    長安城的中亞胡人中，人數最多的是中亞商胡。粟特人本身就是一個商業民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唐代的經濟繁榮和穩定吸引大批胡商東來，有很多人來到京師長安一帶。當時長安有東西二市，均是商業之區，亦是胡人們比較活躍的地方。其中東市坐落在貴族和官僚住宅區附近，其“街市內貨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萬年縣戶口減于長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所占勛貴，由是商賈所湊，多歸西市”。盡管如此，東市亦有不少胡人店肆，如有畢羅肆及賣胡琴者。關于畢羅，《唐語林》卷8云：“蕃中畢氏、羅氏好此味”。向達先生認為安國之西百余里有畢國，其人常至中土貿易，故所謂畢羅，因來自畢國，遂以為名。畢羅應是指今流行于新疆、中亞一帶的抓飯。唐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財物、金銀絹藥等總燒盡”。其中當有不少胡人店肆。
    不過商胡聚集最多的還應在西市，所謂“商賈所湊，多歸西市”即是，其“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長安縣所領四萬余戶，比萬年為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注：《唐兩京城坊考》卷4“西市”條下校補，第117～118頁。）市內有衣肆、帛肆、食店、飯鋪、魚肆、酒肆、兇肆、波斯邸等，（注：《唐兩京城坊考》附（清）程鴻昭《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第208～209頁；《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4“西市”條下增訂，第210～212頁。）中亞及西域胡人多居于此。《太平廣記》卷402中錄有許多胡人買寶之奇聞秩事，多指西市胡商。錢易《南部新書》有云：“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虵（ｓｈé）珠，虵珠者，虵所吐爾，唯胡人辨之。”（注：（宋）錢易：《南部新書》，己部，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7頁。）另，劉肅《大唐新語》卷9亦記：“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不獲。時楊篡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余請不問。’俄果獲賊。”（注：（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9《從善》，中華書局1984年版。）可見西市為胡商最大聚居之所。
    除商胡外，活動并定居于長安的還有一些中亞上層人物，他們大多為入質于唐的中亞王室成員及其后裔和一部分慕義歸化者，亦有一些宗教（祆（ｘｉāｎ）教、景教等）首領及通過經商而暴富者。這些人入唐后，受唐冊封，享受種種優厚待遇。關于這些人的居住之地，史載不多，似難判斷。不過唐對在長安做官的中亞人多賜有宅院，供其居住。他們死后，同僚及子孫往往為其立碑豎銘，碑銘中亦往往提到其居住之所。我們從現今長安出土的一些有關中亞胡人的墓志銘及相關史料中或能找到一些線索（注：下面所列人物，除李素、卑路斯為波斯人外，其余均為昭武九姓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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