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的這次演講，信息量非常大，大得讓有些人沒有立刻反應過來。
不說民國年間，就連到了21世紀初的前十年，普遍中國人都還覺得自己的國家難以追趕西方。這是自晚清以來，歷次對外戰爭失敗產生的自卑，是國家長期積貧積弱帶來的不自信。
民國時期尤甚，無數仁人志士為中國崛起而努力，但卻伴隨著茫然與惶恐，因為大家看不清前方道路上的重重迷霧。
或許只有周赫煊這個穿越者，敢一次次的高呼中國必將繁榮復興。甚至在這次的演講中，他把中國復興的關鍵都預言出來，那就是戰勝日本，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不僅僅是胡亂猜測，周赫煊在《菊與刀》中，已經詳細分析預測了“二戰”的起因與必然，看過那本書的人都能很好理解。只是有人選擇相信，有人表示懷疑，更有人嗤之以鼻。
但不管如何，演講是可以讓人熱血沸騰的，好多學生因為周赫煊的預言而歡欣鼓舞，那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為中華之崛起而奮斗”更是把部分學生感動得熱烈盈眶。
哭了，是真的哭了。
未來的人可能無法理解這種情緒，僅僅畫出一個虛無的大餅，就能把熱血青年感動得流淚，甚至有人可以為了這個目標去犧牲性命。
在歡欣之余，也有些冷靜的學生，仔細思考周赫煊預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有可能出現。十年之內，日本必然入侵中國，這個說法更是讓人感到憂心忡忡。
以中國現在的混亂局面，真的能夠打贏日本嗎？
恐怕很簡單，希望也十分渺茫。
一些有朋友在日本留學的學生，紛紛寫信詢問，想要知道日本現在的情況。當他們得到答案時，不可避免的變得更加擔憂，因為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太可怕了。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中國像甲午年間那樣戰敗，豈不要跟朝鮮人一樣成為亡國奴？
傅東華就是感到憂心的人之一，他恍恍惚惚地站在操場中，腦子里盡是中國和日本未來的大戰，以至于連這次來南京的目的都忘了。
好半天，傅東華才回過神來，然后朝周赫煊飛奔而去。
周赫煊被學生圍著回答了諸多問題，終于在段錫朋的幫助下脫身。他還沒回到教師宿舍，傅東華便追上來喊：“周先生，請等一下！”
周赫煊回頭，見傅東華不似學生模樣，微笑問道：“你好，請問有什么事嗎？”
傅東華遞上來一張名片，自我介紹道：“鄙人傅東華，上海中國公學中文系講師，兼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
“原來是傅先生，幸會！”周赫煊熱情地握手道。
傅東華學歷并不高，只是中學畢業而已。但他卻能自學成才，如今不僅當了上海大學、中國公學的講師，兩年后還會成為復旦大學的教授。
此人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他翻譯了《唐吉坷德》、《失樂園》、《伊利亞特》、《飄》等諸多名著。
傅東華的翻譯跟魯迅的翻譯截然相反，魯迅屬于“死譯”，傅東華的“活譯”卻活到沒邊。他為了作品的結構和流暢度，在翻譯時隨意刪減大段原著描寫，提高文學藝術性的同時，又使得譯本極度“失真”。
傅東華翻譯作品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外國人名進行漢化，每個人物都擁有中文姓氏。比如《飄》的男女主角，他把Rhett_Butler翻譯成白瑞德，把Scarlet_O’hara翻譯成郝思嘉，中國讀者閱讀起來有趣又好記。
周赫煊把傅東華請進宿舍，為他倒來一杯水問：“傅先生特意從上海過來找我的？”
“是的，”傅東華道明來意，“前段時間，我拜讀了周先生的著作《泰坦尼克號》，深感佩服。我希望能把這本小說引進到中國出版，商務印書館也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派我來找周先生談談。周先生，你的這本書，不會已經有中文稿件了吧？”
“沒有，我直接用英文寫的。”周赫煊道。
“那就好，”傅東華舒了一口氣，問道，“我能夠有幸翻譯這本小說嗎？”
似乎怕被周赫煊看輕，傅東華從皮包里拿出幾本書，其中有荷馬史詩《奧賽德》、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辛克萊的《人生鑒》等等。傅東華說：“這些都是我的翻譯作品，周先生請過目。”
周赫煊隨便翻了幾篇，笑道：“傅先生的《奧賽德》我看過，翻譯得很好，我也相信你能把《泰坦尼克號》翻譯好。”
“這么說，周先生是答應了？”傅東華喜道。
“當然，”周赫煊點頭說，“我只提一個要求，不要隨便刪我的原著內容，即便是那些看似無用的景物描寫和說明性文字。”
“我會注意的。”傅東華有些尷尬，同時也有些意外，沒想到周赫煊居然也知道他的翻譯風格。
至于周赫煊，他對傅東華的翻譯版本頗為期待，很想知道《泰坦尼克號》的男女主人公杰克和蘿絲，會被傅東華翻譯成什么名字。
按照傅東華的一貫作風，將小說里的西方姓氏音譯過來，恐怕男主角會叫鄧杰克，而女主角則叫貝露絲。還有各種配角，比如大反派男二號叫霍卡爾，女暴發戶叫貝茉莉……
絕對，絕對，非常有可能！
鄧杰克站在船頭，抱著貝露絲的腰，鄧、貝二人一起吹海風。
偶買噶！
周赫煊想想就覺得那畫面太美，完全不敢看啊。
然而，讓周赫煊最意想不到的居然是書名——
三個月后，傅東華把翻譯稿寄給周赫煊，《泰坦尼克號》赫然變成了《愛情方舟》。
什么鬼？
不愧是能把《Gone_with_the_Wind》翻譯成《飄》的男人，這尼瑪也太隨性了點吧。
傅東華這種翻譯風格叫做“歸化翻譯”，可以規避異國普通讀者的閱讀障礙。直到20世紀70年代，德國才興起一種“功能派翻譯理論”，與傅東華的“歸化翻譯”情況類似，只是更具理論性和系統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