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的中國，除了抗日戰爭之外，還有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那就是英美對于中國的文化影響爭奪戰。
    去年，美國特使費正清就致電羅斯福，希望美國政府提升中美文化關系、對中國的教育進行科學研究、派遣美國學者到中國高校進行交流等，并得到羅斯福的鼎力支持。至于幫助中國學者解決生活困難，只不過是費正清計劃中的一部分。
    在費正清提出這個計劃之前，英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布菲爾德就已經在做了，這也是羅斯福表示支持費正清的主要原因。
    到了現在，英國人直接成立中英科學合作館，大大加強了英國對于中國的文化影響力。費正清更加坐不住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正式創建僅一周，他就建議美國駐華大使高斯感快行動，并得到美國政府的授權，邀請大量中國學者進行赴美交流活動。
    首批受邀赴美的學者一共有六人，分別為金岳霖、費孝通、蔡翹、劉乃誠、張其昀和蕭作梁。其中金岳霖是哲學家，費孝通是史學家，蔡翹是生理學家，劉乃誠是法學家，張其昀是地理學家，蕭作梁是政治學家，囊括了中國學界的方方面面。
    這種文化影響戰略是為長遠打算的，后來擴展到了文化藝術領域。比如第四批受邀學者，有文學家老舍、劇作家曹禺、漫畫家葉淺予、舞蹈家戴愛蓮等九人。
    美國佬甚至把共黨都列入邀請范圍，共黨方面準備派4名學者赴美，但由于各種復雜原因，最終并沒有成功出行。
    周赫煊不在受邀請之列，因為他自個兒以前就在美國各種交流，羅斯福犯不著再花那個冤枉錢。
    常凱申雖然沒有答應費正清給中國教授發生活費，但對費正清邀請中國學者訪美卻極為重視。他讓秘書陳布雷專門負責此事，并鄭重其事地對受邀學者進行了五天培訓。培訓內容很簡單，就是教導學者們基本外交禮儀，規定有損中國形象的話不能說、有損中國形象的事不能做等等。
    培訓結束，常凱申還親自設宴款待六名學者，并贈送了自己的簽名照片。
    七月，費正清帶著首批訪美學者齊聚周公館。
    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并花了兩天時間跟這些學者進行探討。
    費正清說：“中美學者交流計劃，是為了加強中美兩國在文化科技領域的互相了解。現在大部分美國人對中國認識不多，有些美國人甚至以為中國人還留著辮子。我們交流計劃的第一步，就是要讓美國認識中國。在此，我想選用周先生的《萬歷十五年》，作為中美學者交流書籍之一。”
    “當然沒問題，我會讓邁克—勞爾圖書公司發行英文版本，稿件翻譯工作我都已經做好了。”周赫煊說。
    費孝通突然說：“周先生，我對《萬歷十五年》有些粗陋的意見。”
    周赫煊道：“請講。”
    “恕我直言，你的那本大作太過側重文官制度，而忽視了地方自治力量對張居正改革的影響，”費孝通說著又補充了一句，“當然，這只是個人拙見，周先生不必太在意。”
    周赫煊笑道：“明朝的地方自治，也屬于文官制度的一個附屬產物吧？”
    費孝通搖頭道：“明朝的地方自治當然跟文官制度有關，但并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來的。事實上，在明朝初年的時候，皇權是可以下縣下鄉的。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地方政府根據里甲編戶制度，進行田賦差役的政派，其中田賦大部分上交中央，少部分留給地方政府支配。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較寬松的權力，而地方士紳的勢力則要小得多。”
    “請繼續。”周赫煊認真傾聽，他也不是什么史學書籍都看過。
    費孝通繼續道：“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權且有錢，那么就能做很多事情，譬如水利、教育、交通、慈善、治安等等。由于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稅越來越少，在沒錢的情況下只能放棄部分權利職能，轉而由鄉紳宗族力量承辦地方公共事務。這種辦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錢又省事，于是積極認可和鼓勵，鄉紳宗族漸漸接管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權和管理權，甚至連政府收稅也得依靠士紳了。”
    “原來如此。”周赫煊豁然開朗。
    費孝通又說：“其實‘一條鞭法’也非張居正首創，而是因為地方稅收太過雜亂，由南方各縣政府根據實際情況自發進行調整，張居正把這種賦稅調整辦法總結為全國性的制度。由此可見，當時許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員，還是想要收回基層管理權力。張居正的改革并非無人支持，只不過他的改革手段太過激進，引起了官員和士紳的集體反彈。”
    “多謝指教，我準備對《萬歷十五年》進行修改，再過幾個月就出修訂版。”周赫煊說道。
    費孝通沒想到周赫煊如此虛心接受異見，他連忙說：“不必修改。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錯誤，只是有少許疏漏而已。”
    “能改則改，你說的是一個大問題。”周赫煊已經把黃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結果還是被歷史學家指出不足。
    張其昀贊嘆道：“周先生不愧為大師，治學態度之嚴謹，足為我等楷模。”
    張其昀乃是中國“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的開山鼻祖，師從哲學大師劉伯明、地理大師竺可楨、史學大師柳詒徵，因此他在哲學和史學方面也有頗高造詣，且精通藏學、滿學、蒙古學等少數民族學。
    周維烈讀高中時的地理教科書，就是張其昀主編的。他還跟戴運軌一起主編了高中物理教科書，跟林語堂一起主編了高中英語教科書。這三本教科書，抗戰期間被中國的大部分高中所采用。
    1949年初，常凱申不知何去何從，向張其昀問策。
    張其昀猶豫多時，終于說了一句話：“上上策是退守臺灣！”
    常凱申心頭一驚，立即把張其昀叫到密室里詳談。
    在此之前，常凱申有三個選擇，即退往西南、海南或臺灣。而國黨的大部分官僚和將領，都傾向于退守西南，最終底線也是盤踞四川，固守山川之利而靜待良機。
    其實這很好理解，日寇那么強悍都無法攻入四川，共黨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國民政府的官員們就是如此想法，大不了以后統治“巴蜀國”。
    唯獨張其昀力勸常凱申退守臺灣，并詳細分析了各種選擇的后果，常凱申當場就被張其昀給說服了。
    正因建言有功，在老蔣南撤臺灣以后，張其昀一路飛黃騰達，歷任臺當局的國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國黨中宣部長、教育部長等職。而在此之前，張其昀只不過是國民政府的教育部特聘教授而已。
    如果沒有張其昀出謀劃策，老蔣很可能盤踞在四川割據抵抗，就不存在什么兩岸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