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隆十二年冬，司空府諭令廣州、福州、秀州、潤州、廉州等地效仿杭州、泉州新設市舶司專務海商貿易等事，卻也沒有將葛伯奕、葛鈺等人所盤據的浙南地區排斥在外，特許浙東制置安撫使司、明州州衙于明州城北的三江口擇址設立明州市舶司，開埠迎納海商停泊貿易。
    不過，在逃京事變之后，葛伯奕、葛鈺、魏楚鈞、羅望等人率部盤踞錢江以南的兩浙東路，重點經營越州（今紹興）、明州（今寧波）等地，事實上不僅直接征用當地的幾家造船場建造戰船，發展水軍,也暗中用海船裝載浙南所產的絲綢、瓷器運往呂宋、安南等地販售，籌措養軍之資。
    兩浙路分治東西兩路之后的兩浙東路，轄域主要位于錢江以南的浙南地區，轄明越婺衢臺處溫嚴八州，境內多崇山峻嶺，地狹險僻，極少平川，除了田畝之數遠不能跟錢江以北的浙北地區相提并論外，還不時受風暴侵害，動輒破屋毀城,地方相對浙西、江東要貧困得多。
    此時浙東想要以八州狹仄之地想要養活三萬精銳以及兩萬多地方治安兵馬，實在是有些窘迫了。
    倘若葛伯連嫡系精銳都養不活，又談何在浙南站住腳跟？
    只不過之前杭州、泉州兩地設有市舶司，作為大越接納海商停泊、登岸進行通商貿易的官埠，乃是立朝之初就延續下來的；絡繹不絕的海外商船也都習慣在
    杭州、泉州停泊。
    葛氏驟然間想在明州、溫州等臨海的州縣搞海船走私，一時半會也發展不出什么規模來，只能親自組織商船遠赴呂宋、安南等地進行海外貿易。
    現在司空府公開允許兩浙東路可以在明州設立市舶司開埠，不僅令葛氏暗中控制的走私海船往海外販售商貨無法再有顧忌，也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請海外商船到明州?？抠Q易，可以鼓勵浙南地區的商賈籌造大型海船或租借海船，運輸商貨出海貿易。
    當然,兩浙東路制置安撫使司內部也普遍存在憂慮，擔心司空府如此慷慨，實是行引蛇出洞之計，目的就是要將葛氏這些年暗中發展的水上力量都集中到明州，以便有朝一日能一舉殲滅。
    特別是司空府明令允許兩浙東路在明州設立市舶司的時機，是在取得殲滅東路虜兵主力以及收復京東東路、河北路及燕薊、河東路等失地之后，怎么看都像是徐懷要為最后的奪權篡位，著手掃平內部的障礙了。
    在逃京事變之后，司空府起初并沒有直接往錢江以北的杭州、湖州等地派駐多少精銳兵馬。
    王番出任浙西制置安撫使時，僅有兩都直轄于司空府的嫡系精銳隨之進駐杭州；當時甚至就連作為江南東路的監司駐地、舊都建鄴也僅有三四千精銳甲卒駐守。
    駐扎于潤州、揚州等地的水師精銳，也主要是防范虜兵水師有再寇長江的可能。
    不過
    ，待潁州大捷之后，徐懷先調唐天德出知杭州，協助王番加強對錢江北岸地區的控制，之后又調唐青出任兩浙西路兵馬都部署，進一步加強對浙北地區的軍政控制。
    這時候杭州、湖州等地，明面上依舊沒有直接增加司空府直屬的精銳兵馬，但在唐青接任浙西路兵馬都部署前后，這些年來從浙西地方征調、參與防線戰區輪戍以及收復的軍將武吏，開始大規模回歸地方。
    在唐青的主持下，又有兩千多回歸地方的軍將武吏參與了從兵馬都部署司到州縣的兵馬都監司、縣尉司，再到廣泛增設的巡檢司及軍寨較為徹底的重構，初步形成不同以往、體系更為嚴密、有較強戰斗力的地方治兵體系。
    一方面司空府在河東、河北以及關陜等地追亡逐敗，不斷取得針對赤扈人的關鍵性勝捷，一方面司空府對浙西、江東、荊南等地的地方控制日益嚴密，葛伯奕、魏楚鈞、葛鈺、羅望等地也日益感到勒在脖子上的繩索變得越發緊固起來，卻苦無對策——秘密遣使聯絡西秦路，發現高氏也有泥足深陷之感。
    紹隆十三年三月中旬，隨著意外收復云朔地區以及周鶴、顧藩率文武百官奏請冊封徐懷為豫王等消息傳到明州，一乘馬車也在淅瀝細雨中，意外的駛入魏楚鈞出任知州的明州府衙大院里。
    身穿官袍的陳松澤瘸著腳走下馬車，朝率領明州官員在大院
    中等候的魏楚鈞拱手說道：“過錢江時，唐青將軍見風浪有些大，留松澤在北岸多留了半日，叫魏大人久等了……”
    雖說各地新設市舶司歸地方管轄，榷稅收入也并入各地路司，但司空府同樣要求諸市舶司有協助軍情參謀司搜羅海外蕃邦情報的職責，必要時還要接受軍情參謀司派遣武吏直接進駐市舶司衙門。
    更不要說諸市舶司的榷賣收稅，都要遵循中樞統一制定的標準，避免有的地方為了爭奪海商，隨意降低榷稅標準，實際損害整個帝國的關稅收入——相應的，中樞有權力派遣官員定期或不定期視察、監督諸路市舶司及榷場、榷務司。
    魏楚鈞以明州知州兼領明州市舶使，陳松澤以巡視市舶榷務的名義，大咧咧渡過錢江趕來明州，只要整個浙南名義上還接受朝廷的轄管，魏楚鈞都只能捏著鼻子恭迎陳松澤的到來。
    草草談過公事，又在州衙宴廳用過晚宴，陳松澤卻并沒有急著帶扈隨前往驛館歇息的意思，而是示意其他地方上的陪同官員先行離開，他還有一些體己話找魏楚鈞私聊。
    陳松澤雖然是董成的大舅子，卻非攀附董成的關系而得崛起，實是其人有過人的能耐，才最終在司空府占得一席之地。
    逃京事變發生時，陳松澤更是代表徐懷提前趕到建鄴連縱合橫；魏楚鈞最終勸葛伯奕做出妥協，當時跟陳松澤私下見面的次數，都
    要比見王番、顧藩、錢擇瑞等人多得多。
    甚至葛氏內部有人一度攻詰他在逃京事變發生后，態度太過軟弱，為陳松澤利用。
    對這么一個人物，魏楚鈞哪里敢摒棄眾人與他獨處？
    即便他是葛伯奕的長女婿，即便這些年來葛伯奕對他還算信任有加，但魏楚鈞心里清楚，他真要有什么舉動沒有檢點，遭受到葛伯奕的猜忌，浙南同樣沒有他的立足之地。
    不管陳松澤如何明言暗示，魏楚鈞還是堅持留下州通判陳宗伯、隸事參軍周魁二人陪同，不與陳松澤獨處一室。
    待侍女將長案上的殘羹冷炙撤去，沏上香茗，陳松澤小口飲著滾燙的茶水，說道：“這些年來，葛國公數度派船隊出海，前往呂宋、安南販售絲茶紙硯，魏公也不辭辛苦，曾親自秘密出過一趟海，想必早在海外相中哪個落腳之地了吧？”
    魏楚鈞心里一驚，輕輕放下手里的茶盅，微微瞼起眸子盯著陳松澤，似乎聽不懂陳松澤話里的意思。
    “不能說浙東手段拙劣，實是浙東這么一個地方，錢糧有限，數萬兵馬嗷嗷待哺，就擠不出多少來辦其他事，難免破綻百出，”陳松澤淡然笑道，“而且浙東聯絡的那些士紳，他們最初同意配合，本意也無非想著浙東能替他們出頭，卻沒有要為浙東拋頭顱灑熱血的決心。因此隨著司空府大軍在河東、河北接連斬獲大捷，他們中就有不少人主動
    站出來爭取司空府的寬大處理，將浙西賣了個干凈——浙西在襄陽宮里有哪些眼線，我們其實早就調查得一清二楚，之所以沒有打草驚蛇，也無非是要魏公、葛國公你們自己知道大勢已去，無需我們苦口婆心派人來相勸！好了，你們既然有出海之意，也知道陛下的心思也有所動搖了，不妨讓我們打開窗戶說亮話，呂宋或安南，你們到底相中哪個地方了？”
    魏楚鈞瞇起眼睛，淡然說道：
    “不管我們是否相中哪個地方，我們倘若有朝一日拱手讓出浙西，在海外換一處安身立命之地應已足夠，又何需再委屈自己？”
    這些年過去，浙東當然有千方百計在襄陽安插眼線監視宮里的動靜，甚至還成功收買了幾個宮里的老人傳遞消息，卻不想一切都在司空府的監視之下。
    不過，陳松澤既然提及紹隆帝，魏楚鈞也很快猜出他的來意。
    說到底紹隆帝堅持不肯禪讓退位，即便司空府有種種手段強迫，甚至可以拿一杯鴆酒，從肉體上除掉紹隆帝，確保徐懷順利登基，但無法改變“篡奪”這一事實。特別是江淮荊湖等地的士紳還普遍排斥新政的情況，這有可能給新的帝國埋下動亂的隱患。
    因此在成功收復云朔之后，周鶴、顧藩等人一面奏請冊封徐懷豫王之事，一面對紹隆帝威逼利誘。
    其中對紹隆帝開出最關鍵的條件，就是承諾紹隆帝嫡系子孫可
    以在海外世襲藩國。
    在當前的形勢之下，被軟禁數年之久的紹隆帝也確實意動了，甚至暗示他可以退位，但他頒詔退位后需要親自到海外就藩，而非被永遠幽禁于襄陽，同時需要司空府保證他能在海外真正建立穩固可靠的藩國。
    陳松澤此來，說白了就是司空府要將紹隆帝這個爛攤子踢到葛家頭上來。
    不過，問題在于，葛家完全可以拿浙西出來進行妥協，換取獨立去海外建立藩國的條件，為何還要憑白帶個一堆名義上永遠騎在他們頭上的祖宗出海？
    魏楚鈞明明白白告訴陳松澤，他們不可能接紹隆這個爛攤子。
    “魏公不要這么急著拒絕嘛，”陳松澤笑道，“收復云朔比較意外，相信魏公也不會清楚收復云朔的細節，且聽松澤給魏公一一道來……”
    能意外提前收復云朔，說到底就是降附漢軍撤退到云朔，士氣已經低迷到極點，幾乎所有的中下層武吏及普通兵卒都強烈抵觸繼續北撤，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反抗乃至暴動層出不窮，最終叫徐憚在雁門關抓住戰機。
    陳松澤絮絮叨叨將金城等捷的細節說給魏楚鈞知道，說道：“陛下或許肩不能扛、背不能馱，但不管魏公與葛國公是相中呂宋，還是安南，沒有陛下坐鎮，沒有司空府的鼎力支持，想率部數萬健兒在海外站住，恐怕不是一件易事吧？”
    葛伯奕、葛鈺以及魏楚鈞、羅望等人，
    想要率數萬兵馬在呂宋或安南站穩腳，如何維持住軍心士氣不崩，是他們第一要解決的難題，甚至比建立補給更為艱難。
    陳松澤此來是游說葛家先奉紹隆帝的長子趙顯為主，出海建立藩國，然后在紹隆帝退位之后，再迎紹隆帝出海奉為國主——這個過程也恰好能解決掉葛家率部出海軍心士氣崩潰的威脅，畢竟名義上是奉朝廷的政令出海征討外藩，而非狼狽逃亡海外。
    魏楚鈞沉吟片晌，活動了一下手腕，但不等他說什么，陳松澤便說道：“魏公將這些話稟告葛國公即可，也請葛國公不要提什么讓大家難堪的條件，要知道葛家并非司空府唯一的選擇。司空府不少人甚至主張先征剿浙東，另一家會更方便坐下來慢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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