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詩人、戲劇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和社會活動家。
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樂山市沙灣區的一個商人兼中等地主家庭，學名郭開貞。樂山是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的交匯處。大渡河古稱沫水，青衣江古稱若水。后來郭沫若發表第一首新詩時，為了表達對家鄉的思念，用了“沫若”的筆名。
郭沫若少年時代接受了嚴格的教育，他很早就會寫格律工整的律詩絕句，在今文經學上有一定的造詣。他也喜歡梁啟超的文章和林紓的翻譯小說。在成都上中學時，他經歷了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對政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學，他先后就讀于岡山六高和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學會了英語、日語、德語三種外語。他閱讀了泰戈爾、歌德等人的作品，深受他們的影響，開始寫作新詩。1921年，郭沫若將他的新詩結集為《女神》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成熟的新詩集。郭沫若還同成仿吾、郁達夫等留日學生一起，辦起了文學社團創造社，編輯出版《創造》《創造周報》等刊物，提倡自由抒發情感，在文壇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1924年，郭沫若翻譯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并通過閱讀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著作，在思想上逐步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1926年，郭沫若南下廣東，擔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不久參加北伐，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四·一二”事變前夕，郭沫若撰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受到通緝。郭沫若參加了南昌起義，并在撤退途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2月，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
在日本流亡期間，郭沫若完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郭沫若后來在史學上繼續耕耘，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領軍人物。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郭沫若開始系統研究甲骨文、金文，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古代銘刻匯考》《殷契粹編》等十余部著作，成就卓著，被公認為甲骨文研究的四大權威之一。
抗戰爆發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國內。他先后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領導抗戰宣傳、民眾動員和學術研究工作。在重慶期間，郭沫若創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歷史劇，這些劇作演出后引起了陪都的轟動；郭沫若還完成了《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兩部學術著作，在先秦思想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抗戰勝利后，郭沫若積極參加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成為文化界追求進步的一面旗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等多個重要職務，為科學文化教育工作和民間外交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繁忙的國務活動和社會活動外，郭沫若還寫作了《蔡文姬》《武則天》等戲劇作品，完成了《管子集校》《李白與杜甫》等學術專著，主編了《甲骨文合集》《中國史稿》等著作。
郭沫若一生創作了《卓文君》（1923年）、《王昭君》（1923年）、《棠棣之花》（1941年）、《屈原》（1942年）、《虎符》（1942年）、《高漸離》（1942年）、《孔雀膽》（1942年）、《南冠草》（1943年）、《蔡文姬》（1959年）、《武則天》（1962年）等十多個歷史劇。這些劇作強烈地奏響了時代的高音，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達到了現當代文學史上歷史劇創作的高峰。在郭沫若的戲劇作品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和《蔡文姬》。
郭沫若對屈原一直十分崇敬，早在1920年，他就以屈原為主人翁創作了詩劇《湘累》，在流亡日本期間，他給中學生寫了《屈原》這本小冊子，還用白話詩翻譯了《離騷》等作品。抗戰時期，屈原被文化界推崇為民族詩人。在長期積累和抗戰文化氛圍的推動下，1942年1月2日至11日，郭沫若用十天時間完成了五幕劇《屈原》。
《屈原》以秦并六國前夕為時代背景。楚國在戰國七雄中疆域最大，是最有可能跟秦國抗衡的國家。屈原和張儀在政治上處于對立狀態。張儀誘騙楚王跟齊國斷絕交往，跟秦國結成聯盟。屈原在政治上一直主張聯齊抗秦。楚國一些大臣，如靳尚等人，收受了張儀的好處，跟屈原也處于對立狀態。楚王寵愛的南后鄭袖為了阻止張儀為楚王去魏國選美女，幫助張儀陷害屈原。她請屈原來看她組織人員排演《九歌》，中途假裝頭暈倒在了屈原懷里，故意讓楚王撞見。南后大叫屈原非禮。楚王大怒，疏遠屈原，滿足張儀的要求。屈原被關在牢里。《九歌》中釣者的扮演者向人們講出了真相，人們同情屈原，衛士決定引導屈原去漢北。在劇中，郭沫若還寫了宋玉和嬋娟這兩位屈原的學生。宋玉趨炎附勢，嬋娟為了屈原飲下毒酒，替屈原而死。屈原把本來寫給宋玉的《橘頌》用來祭祀嬋娟。
劇本將如此錯綜復雜而重大的事件濃縮在屈原四十歲左右的某一天來寫，情節集中，矛盾突出，符合西方戲劇的三一律。《屈原》的情節在奸臣迫害忠良的傳統戲曲模式中展開；同時，戰國之爭也符合部分文化人對抗戰的想象；加上《屈原》中回旋著楚辭的詩句，尤其是《橘頌》，在開始和結束兩次出現，成為一種基調。這些都使《屈原》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
《屈原》的創作和演出得到了周恩來等人的全力支持。創作期間，周恩來到郭沫若家與他探討寫作上的問題。同時，周恩來指示陽翰笙“幫助配置強有力的演出陣容，保證劇本的演出效果”。經過充分的準備，1942年4月3日，《屈原》開始在重慶國泰大劇院上演。音樂家劉雪庵為《屈原》譜寫了插曲，導演陳鯉庭用了一個龐大的管弦樂隊伴奏。周恩來非常欣賞劇中的《雷電頌》：“屈原并沒有寫過這樣的詩詞，也不可能寫得出來，這是郭老借著屈原的口說出他自己心中的怨憤，也表達了蔣管區廣大人民的憤恨之情，是對國民黨壓迫人民的控訴，好得很！”
1957年11月，毛澤東說：“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謀，可曹操這個人也不簡單。唱戲總是把他扮成個大白臉，其實冤枉。這個人很了不起。”1958年11月，周恩來對郭沫若說：“不妨寫一個劇本替曹操翻案。”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曹操的關注，引起了郭沫若的高度重視。1958年12月，他開始醞釀話劇《蔡文姬》的創作。
1959年2月3日到9日，郭沫若花了七天工夫，在廣州完成了《蔡文姬》劇本初稿。劇本以曹操派人從南匈奴將蔡文姬迎接回漢朝撰述《續漢書》為情節線索。第一、二幕場景設置在南匈奴，圍繞蔡文姬的去留問題展開矛盾沖突。蔡文姬是著名學者蔡邕的女兒，多才多藝，尤其擅長賦詩彈琴，她因為漢朝戰亂被左賢王帶到南匈奴，為左賢王生下了一兒一女。如今曹操派遣使臣來接她歸漢，單于和右賢王都同意了。蔡文姬希望帶回兒女，但左賢王執意不肯。曹操使臣董祀向蔡文姬說明了曹操和好匈奴、廣羅人才、力修文治的政策，躲在屏圍后面的左賢王聽后，才明白董祀并不是來宣揚武力的，于是和董祀結成生死之交，并答應蔡文姬歸漢。第三幕在長安郊外，蔡文姬在蔡邕墓畔悲傷過度，董祀勸她要以天下人的哀樂為哀樂。第四幕在鄴下，副使周近向曹操狀告董祀，說董蔡二人在歸漢途中深夜相會，行為不檢點，且董祀將朝廷命服及曹操所持佩劍贈給左賢王，這層關系不明不白。蔡文姬向曹操說出了實情，曹操追回殺董祀的命令，給董祀加官進爵。第五幕距離第四幕已有八年了。左賢王戰死，兩個孩子終于回到漢朝與蔡文姬團聚，曹操將蔡文姬許配給董祀。劇本隨著情節的發展穿插進《胡笳十八拍》的詩句，充滿了濃郁的詩意。
《蔡文姬》的主題是替曹操翻案。郭沫若說：“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對于我們民族的發展、文化的發展，確實是有過貢獻的人。在封建時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但以前我們受到宋以來的正統觀念的束縛，對于他的評價是太不公平了。”“曹操對當時的人民是有過貢獻的，對民族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發展也是有過貢獻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凡是有功于人民的人，人民是會紀念他的。”在這個劇本中，曹操以重金將蔡文姬從匈奴贖回來，讓她繼承父親的志業，幫助撰述《續漢書》，體現了雄才大略的君主氣魄。劇本對于曹操的文韜武略多從董祀等人的口中進行側面刻畫。該劇的主要人物并非曹操，而是蔡文姬。
1959年5月21日，《蔡文姬》作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節目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首都劇場公演，六十七歲的郭沫若在觀看演出時，一邊流淚一邊說：“蔡文姬就是我啊。”郭沫若在《蔡文姬》單行本的序中也曾說：“其中有不少關于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于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說，想來讀者也一定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郭沫若在寫這個劇本時，想起了他二十多年前“別婦拋雛”的往事。為了抗戰建國，他悄悄離開妻子安娜和五個孩子，喬裝從日本回到國內。后來婚姻發生變故，他跟安娜和五個孩子再也不能在一個屋檐下生活了。他內心深處對他們充滿了愧欠，這種愧欠并沒有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減淡。但另一方面，祖國建設事業蓬蓬勃勃，作為在科學文化戰線上擔當重任的郭沫若，又豈能陷入兒女情長不能自拔呢？蔡文姬聽從董祀的勸告，從個人悲情中醒悟過來，這也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代郭沫若對個人情感的壓抑和升華。
李斌
陽翰笙：《戰斗在霧重慶——回憶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斗爭》，《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1期。
章文晉、張穎：《走在西花廳的小路上》（增訂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
郭沫若致周恩來信（1959年2月16日），郭沫若紀念館館藏資料，轉引自蔡震《四時佳氣永如春》，《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