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講的題目是“知命與努力”。知命同努力這兩件事，驟看似乎不易合并在一處。《列子·力命篇》中曾經說明力與命不能相容，我從前作的詩也有“百年力與命相持”[17]之句，都是把知命同努力分開，而且以為兩者不能并存。可是，究竟是不是這樣呢？現在便要研究這個問題。胡適之先生在歐洲演說中國文化，狠攻擊“知命”之說，以為知命是一種懶惰哲學，這種主張能養成懶惰根性。這話若不錯，那么，我們這個懶惰人族，將來除了自然淘汰之一途外，真沒有別條路可走了。但究竟是不是這樣呢？現在還當討論。
在《論語》里面有一句話：“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意思是說：凡人非有知命的工夫不能作君子。“君子”二字，在儒家的意義常是代表高尚人格的。可以知道儒家的意見，是以知命為養成高尚人格的重要條件。其他“五十而知命”等類的話狠多，知命一事在儒家可謂重視極了。再來返觀儒家以外的各家的態度怎樣呢？墨家樹起反對之幟，矯正儒家，所攻擊的，大半是儒家所重視的，所以墨家自然不相信命。《墨子·非命篇》中便極端否認知命，在現在講，可算“打倒知命”了。列子的意見，更可從《力命篇》中看出，他假設兩人對話，一名力，一名命，爭論結果，偏重于命。列子是代表道家的，可見道家的主張，是根本將命抬到最高的地位，而將力壓服在下面，和墨家重力黜命的宗旨恰恰相反。可是儒家就不然，一面講命，一面亦講力，知命和努力，是同在一樣的重要的地位，即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一句論，為君子便是努力，但卻以知命為必要條件，可知在儒家的眼光中兩者毫無軒輊了。
“命”字到底怎么解呢？《論語》中的話很簡單，未曾把定義揭出來。我們只好在儒家后輩的書籍中尋解說，《孟子》《荀子》《禮記》，這三種都是后來儒家的重要的書。《孟子》說：“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謂并不靠我們力量去促成，而它自己當然來的，便是命。《荀子》說：“節遇謂之命。”節是時節，意謂在某一時節偶然遇著的，便是命。《禮記》說：“分于道之謂命。”這一條，戴東原解釋得最詳，他以為道是全體的統一的，在那全體的里面，分一部分出來，部分對于全體，自然要受其支配，那叫做“分限”，便是命。綜合這幾條，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的行為，受了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支配，偶然間遇著一個機會，或者被限制著，只許在一定范圍內自由活動，這便是命。命的觀念，大概如此。
分限——命——的觀念既明，究竟有多少種類，經過詳密的分析，大約有下列四種：（一）自然界給予的分限：這類分限，極為明顯易知，如現在天暖，須服薄衣，轉眼秋冬來了，又要需用厚衣，這便是一種自然界的分限。用外國語解釋，便是自然界對于人類行為，給的一個order，只能在范圍內活動，想超過是不能的。人類常常自夸，人力萬能征服了自然界，但是到底征服了多少，還是個問題。譬如前時舊金山和日本的地震，人類幾十年努力經營的結果，只消自然界幾秒鐘的破壞，便消滅無余。人類到底征服了自然界多少呢？近幾天，天文家又傳說彗星將與地球接近，星尾若掃到地面，便要發生危險。此事固未實現，然假設彗星尾與地面接觸了，那變化又何堪設想，彼時人類征服自然界的力量又如何呢？這樣便證明自然界的力量，委實比我們人類大得多，人類不得不在它給予的分限中討生活的。（二）社會給予的分限：凡是一個社會，必有它的時間的遺傳和空間的環境，這兩樣都能給予人們以重變的分限。無論如何強有力的人，在一個歷時很久的社會中，總不能使那若干年遺傳的結果消滅，并且自身反要受它的影響。即如我中華民國，掛上“民治”招牌已十六年了，實際上種種舉動，所以名實不符者，實在是完全受了數千年歷史惰力所支配，不克自拔。社會如此，個人亦如此，一人如此，眾人亦如此。不獨為世所詬病的軍閥、官僚，難免此惰力之支配，乃至現代蓬勃之青年，是否果能推翻惰力，不受其支配？仔細思之，當然不敢自信。吾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所不為經歷所干涉者，實不多見的。至于空間方面，亦復如是。現在中國經濟狀況，日趨貧乏，幾乎有全國國民皆有無食之苦的景況。若想用人的力量去改這種不幸的情形，不是這一端改好，那一端又發生毛病；便是那一端改好，這一端又現出流弊。環境的勢力，好似一條長鏈，互相牽掣，吾人的生活，便是在這全國環境互相牽掣的勢力支配的底下決定，人為的改造，是不能實現的。小而言之，一個團體也是這樣。凡一個學校，它有學風，某一個在這學校里念書的學生，當然受學風的影響和支配，想跳出學風以外，是不容易的。而這個學校的學風，又不是單獨成立的，即與其他學校發生連帶關系。譬如在北京某一學校，它的學風，不能不受全北京學校的學風的影響和支配，而不能脫離，就是這樣。全北京的學風，影響到某一校；一校的學風，又影響到某一人。關系是如此其密切而復雜。所以社會在空間上給予人們的分限，是不可避免，而不易改造的。（三）個人固有的分限：在個人自身的性質、能力、身體、人格、經濟諸方面，常有許多不由自主的狀態，這便是個人固有的分限。這些分限，有的是先天帶來的，有的是受了社會的影響自然形成的，然而其為分限則一。譬如有些人身體好，有些人身體壞。身體好的人每天做十多點鐘的功課，不覺疲倦；身體弱的人每天只用功幾點鐘，便非常困乏，再不停止，甚至患病。像這種差別，是沒有法子去平均和補救的。講其原因，自然是歸咎于父母的身體不強壯，才遺傳這般的體質。這不獨個人為然，即以民族而言，華人同歐美比較，相去實在很遠。這都是以前的祖先遺留的結果，不是一時的現象；然而既經墮落到如此地步，再想齊驅并駕，實無方法可施。既曰實行衛生，或可稍圖改善，然一樣的運動，一樣的營養，而強者自強，弱者自弱，想立刻平等，是不可能的。才能、經濟諸端，尤其易見：有聰明、有天才的人，一目十行，倚馬萬言；資質愚笨的人，自然趕他不上。有遺產的子弟，可以安富尊榮，卒業游學；家境困苦的人，自然千辛萬苦，往往學業不完。這種分限，凡為人類，怎能逃脫？身體、才能，固然不能變易，即如物質方面之經濟力，似乎可以轉換，然而要將一個窮學生于頃刻中化為富豪，亦是不能實現的事。物質的限制尚且如此之難去，何論其他？個人分限，誠不可輕視的了。（四）對手方給予的分限：凡人固然自己要活動，然而同時別人也要活動，彼此原都是一樣的。加之人的活動方面，對自然常少，而對于他人的常多，所以人們活動是最易和他人發生關系的。既然如此，人們活動的時候，那對手方對于自己的活動也很有影響，這影響就是分限了。人們對他人發生活動，他人為應付起見，發出相當的活動來對抗。于是自己起了所謂反應，反應也有順的，也有逆的。遇見順的，尚不要緊；遇見逆的，則自己的活動將受其限制，而不能為所欲為，于是便構成了對手方的分限。這可以拿施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做個比方，施者雖極力求其領會，然受者仍有活動的余地，若起了逆的反應，這個教育的方法，便要失敗的。此猶言團體行為也，個人對個人也是如此，朋友、夫婦間的關系，何莫不然？無論如何任性的人，他的行為總難免反受其妻之若干分限，妻之方面亦同。人生最親愛者，莫如夫婦，而對手方猶不能不有分限，遑論其他。猶之下棋，我走一著，人亦走一著，設禁止人之移棋，任我獨下，自屬全勝，無如事實不許，禁止他人，既難做到，而人之一著，常常與我以危險，制我之死命，于是不得不放棄預定計畫，與之極力周旋，以求最后之勝利。此即對手分限之說，乃人人相互間，雙方行為接觸所起之反應了。
此四種分限——再加分析，容或更有——既經明了，只受一種之限制時，已足發生困難，使數十年之工作，一旦毀壞；然人生厄運，不止如是。實際上，吾人日常生活，幾無不備受四種分限之包圍和壓迫。因此，假使有一不知命的人，不承認分限，甚至不知分限，或不注意分限，以為無論何事，我要如何便如何，可以達到目的。此種人勇氣雖然很大，動輒行其開步走的主義，一往直前。可是，設使前邊有一堵墻，攔住去路，人告訴他前面有墻，墻是走不過去的，而他悍然不顧，以為沒有墻，我不信墻的限制，仍然前行。有時前面本是無墻，僥幸得以穿行，然已是可一不可再的成功。今既有墻，若是墻能任意穿行，自然很好，但墻實在是不能通過的東西。于是結果，他碰了墻，碰得頭破腦裂，不得不回來。回來改變方向，仍是照這樣碰墻，碰了幾回之后，一經躺下，比任何軟弱人還軟弱，再無復起的希望。因他努力自信，總想超過他的希望，不想結果失望，自然一蹶不振。這種人的勇氣，不能永久保持，一遇阻礙，必生厭倦。所以不知命——不信分限，專恃莽氣的人是很難成功的。
儒家知命的話，在《論語》中有最重要的一句，便是批評孔子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那一句。可見知其一可為而為之——不知或不信分限，不是勇氣；必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才算勇氣。明知山上有金礦，動手去掘的人，那算有勇？要明知不可為，而知道應該去做的人，才算偉大。這句話很可以表現孔子的全部人格，也可以作為知命與努力的注腳：“知其不可為”便是知命，“而為之”便是努力。孔子的偉大和勇氣，在此可以完全看出了。我們的科學家，或是夢想他的能力可以征服自然界，能夠制止地震，固不算真科學家；或是因為知遇地震無法防止，便不講預防之法，聽其自然，也非真科學家。我們的真科學家，必具有下列的精神，便是明知地震是無法控制的，也不作謬妄的大言，但也不流于消極，仍然盡心竭力去研究預防的法，能夠預防多少，便是多少，不因不能控制而自餒，也不因稍一預防而自夸。這種科學家才是真科學家，如我們所需要的。他們的預料，本來只在某一限度，限度之上就應當無效或失敗，但他們知道應該做這種工作，仍是勤勉地去做著，嘗試復嘗試，不妨其多。結果如是失敗，原不出其所料，萬無失望的打擊；幸而一二分的成功，于是他們便喜出望外了。知命之道，如此而已。
這種一二分的成功，為何可喜呢？因為世界的成功，都是比較的，無止境的。中國愛國的人，都想把國家弄得象歐美、日本一樣富強，好似歐美、日本便是國家的極軌一樣。誰知歐美、日本，也不見得便算成功，國中正有無窮的紛擾哩！猶如列子所語的愚公移山，他雖不能一手把很高的山移完，可是他的子孫能夠繼續著去工作，他及身雖止能見到移去一尺二尺，也是夠愉快，比起來未見分毫的移動，強得多了。成功猶如萬萬里的長道，一人的生命能力，萬不能走完，然而走到中途，也勝與終身不走的哩！所以知命者，明知成功之不可必，了解分限之不可逃，在分限圈制前提之下去努力，才是真能努力的人啊！
我們為何需要真正的努力，因為只有真正的努力，才可不厭不倦。人何以有厭倦，多因不知分限，希望過大，動遭失敗，所以如此。知命的人，便無此弊。孔門學問，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居之無倦”“請益，曰：‘無倦’”“自強不息”“不怨天，不尤人”諸端。所謂不厭、不倦、不息、不怨、不尤，都是不以前途阻礙而退餒，是消極的知命。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都是以稍有成功而自娛，是積極的努力。所以我們不止要排除尊己黜人的妄誕，也宜蠲（juān）去羨人恨己的憂傷，因這兩者都于事實是無益的。我人徒見美國工人生活舒適，比中國資產階級甚或過之，于是自怨自艾，于己之地位運動寧復有濟？猶之豫湘人民，因罹兵災，遽（jù）羨妒他省人民，又豈于事實有補？總之，生此環境，丁此時期，惟有勤勉乃身，委曲求全，其他夸誕怨艾之念，均不可存的。
孔子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工夫，實在是知命和努力的一個大榜樣。儒家弟子，受其感化的，代不乏人。如漢之諸葛亮，固知輔蜀討曹之無功，然而仍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職志者，深明“漢賊不兩立，皇室不偏安”之義，曉得應該如此做去，故不得不做。此由知命而進于努力者也。又如近代之胡林翼、曾國藩，固曾勛業彪炳，而讀其遺書，則立言無不以安命為本。因二公飽經事故，閱歷有得，故諄諄以安命為言。此由努力而進于知命者也。凡人能具此二者，則作事時較有把握，較能持久。其知命也，非為懶惰而知命，實因鎮定而知命；其努力也，非為僥幸而努力，實為犧牲而努力，既為犧牲而努力，做事自然勇氣百倍，既無厭倦，又有快樂了。所以我們要學孔子的發憤忘食，便是學他的努力；要學孔子的樂以忘憂，便是學他的知命。知命和努力，原來是不可分離，互相為用的，再沒有不相容的疑惑了。知命與努力，這便是儒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民族一大特色，向來偉大人物，無不如此。諸君持身涉世，如能領悟此一語的意義，做到此一層工夫，可以終身受用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