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五年剩下的日子里，整個內閣顯得分明的平靜。
    自從張居正那次主動找了林晧然后，便不再提及被他推崇為盛世之法的一條鞭法，顯得默默地處理手上的事務。
    郭樸在上疏請辭被拒后，偏偏還真的染了一場嚴重的風寒，便索性稱病在家，卻是徹底將事務全部交給林晧然。
    只是讓外界不解的是，林晧然在拋出那份轟動一時的《即位詔》后，卻是遲遲沒有后續的大動作。
    當然，這其實是一種表象，林晧然雖然沒有拋出法令，但亦是一直一步步落實《即位詔》中的具體方針。
    跟著那些急躁的年輕官員不同，他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今百歷帝年僅三歲，留給他還有很多的時間，卻不需要急功近利。
    不僅是下面的地方官員需要一個接受和轉變的過程，而且下面的百姓同樣需要一些心理準備，故而有時候的慢反而是最快的方式。
    在年底這段時間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將領的考核和清洗上，卻是要將地方衛所的毒瘤給拔除。
    另外，有鑒于現行翰林院培訓儲相的方式過于脫離群眾，他從中挑選一批優秀的年輕翰林官外放，讓這些擔任國家未來的翰林官接觸普通百姓的真實狀況。
    唯一比較明顯的大動作則是推出的養廉銀制定，得益于現在財政的改善，他決定讓地方官員合法收入得到提升。
    海瑞這種半年不吃肉的官員固然可敬，只是天底下的官員不可能全都是圣人，而且他們都有養家的責任。
    京城的官員之所以能夠接受低俸的工資待遇，其實不是他們多么的高尚和愛國，更多還是地方官員的冰儆、炭儆將他們喂飽了。
    在這個看似平靜的朝堂，林晧然實則正在一點一滴地治療這個王朝的弊病，駕馭著這個王朝駛向盛世。
    百歷元年如期而至，整個京城越發的熱鬧，卻是顯得越來越有年味，更是隱隱有了一種盛世的味道。
    春節剛剛過去，以林晧然為首的內閣打響了新年的第一槍，朝廷頒布今年的第一項新法令——攤丁入畝。
    在明朝現行的雜稅體系中，不僅雜稅的種類繁多，而且征收的范圍和群體顯得十分的混亂。
    像近年著名的徽州絲絹案，一位世襲新安衛的湖廣江夏普通弟子帥嘉謨想在徽州府衙里混得一個錢糧管事的書吏，通過關系弄到徽州府衙戶房繁雜戶籍稅糧賬冊后，便埋頭苦算起來。
    然而，帥嘉謨發現徽州府每年要向南京承運庫交納的稅糧中，除了正稅之外，還有一筆科目叫“人丁絲絹”稅目。
    “人丁絲絹”本質是一項雜稅，卻是要以實物繳納，且數額頗大，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折銀6145兩。
    只是他下查徽州府六縣分賬之時，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人丁絲絹”稅目，而其他五縣均無此稅目，即徽州府這項雜稅全部由歙縣單獨承擔。
    帥嘉謨很快將自己想要成為徽州府衙的初衷拋之腦后，卻是想要為歙縣“伸張正義”，當即將這個不合理的事情捅了出來。
    在歙縣鄉紳的支持下，徽州府很快便是引發了該由歙縣單獨承擔還是應該六縣共同承擔的爭端，引起了一場驚動朝野的“絲絹案”風暴。
    從“徽州絲絹風波”中不難看出，徽州府一府之地的雜稅都能夠如此的混亂，更別說下面的縣衙。
    事實亦是如此，由于種種的歷史原因，大明縣級的稅種不僅巧設名目，而且征收的對象亦是隨心所欲。
    除此之外，大明現行雜稅的征收對象是以“丁男”為計量單位，但這種看似公平的做法，卻蘊含著一種更大的不公。
    官紳階層本質是特權階層，他們所面對的地方知縣往往都是弱勢的三甲進士或舉人，故而很容易出現壓制地方官員的現象。
    縱使僅是一些普通的豪紳，但他們擁有更多的教育資源，族中的子弟往往在縣衙的六房中辦差，亦或者是跟土生土長的胥吏相勾結，卻是很容易通過隱漏人丁等方式來逃避雜稅。
    正是官紳階層通過自身的權勢或資源，造成了“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的不公現象。
    縱使是張居正所倡導的一條鞭法，其實僅是在“丁男”上的表面一體均當的公平，但根本不能消除這種“富者少出，貧者多出”的現象。
    正是如此，大明現行的雜稅既存在著稅種混亂且無序的問題，亦有“富者少出，貧者多出”的不公，且征收的群體亦存在明顯的偏差。
    林晧然在看清大明雜稅體系的種種問題后，并不想做一個和稀泥的當權者，亦沒有打算討好那幫掌握著土地資源的鄉紳，所以在將一府一縣雜稅全部簡并一體的基礎上，選擇推行真正能夠惠民的“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結束以“戶、男丁”為單元的征稅方式，而是采用以“田畝”為計量單元，擁有田畝多的富人要多納雜稅，而擁有田畝少的窮人則少納雜稅，甚至不用納雜稅。
    亦是如此，雜稅的負擔直接轉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的人要多繳稅，土地少的人少繳稅，沒有田地的人則不繳稅。
    地方官府不再免費奴隸百姓，今后要搞什么大型工程，卻是由官府雇人代役，從而獎勵真正勤勞的人。
    林晧然不知自己為何會魂穿而來，只是上天既然給了他這么一個難得的機會，那么他就不許華夏民族走上山河破碎的道路。
    經過這么多年的朝堂爭斗，他已經成為華夏民族的領袖，那么便有義務改變這個腐朽的王朝，帶領華夏走向嶄新的輝煌。
    自己位極人臣不是輝煌，聯合商團坐擁天下金礦銀礦不是輝煌，大明海外開疆拓土亦不是輝煌，真正的輝煌是大明民富國強。
    在他的理想的輝煌里，不僅僅是華夏能夠無敵于海上，而且底層的百姓不再遭受國家機器的壓榨，不需要耕種一畝三分卻要肩負財政的全部收入，而是能夠像自己當年那般能夠給自己妹妹扯一匹棉布、用上一盞油燈、吃上香噴噴的肉包子。
    正是如此，他雖然知道這是一個很難走的路，但卻是義無反顧地前行，既要帶領國家走上強盛，亦要讓底層的百姓過著富足的生活。
    他相信只要朝廷能夠真正體恤底層的百姓，哪怕他哪一天突然不在了，那么將會出現無數個像岳飛般的英雄來守衛這個相親相愛的民族，而華夏亦會永遠傲立于民族之林。
    “這才是真正為我們百姓著想的好官啊！”
    “可不是嗎？我早說林青天是天下第一的好官！”
    “你們都錯了！林青天不僅僅是好官，他更是咱們大明真正的賢相！”
    ……
    這一項法令一經昭告天下，當即引發無數大明百姓和讀書人的強烈擁護，很多人對林晧然更是冠予了“賢相”之名。
    當然，鄉紳無疑是很難接受這個結果。在早前的“刁民冊”中，他們所藏匿的田產早已經登記，現在攤丁入畝會大大增加他們在雜稅上的開支。
    不過他們縱使有萬般不甘，現在的林晧然的相位即不可動搖，亦手握著天下軍權，誰都不敢輕舉妄動。
    其實情況似乎還可以樂觀一些。大明朝廷近些年重水利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多鄉紳得益于水利建設所帶來的豐收，亦不見得全都痛恨林晧然。
    在攤丁入畝發布的當月，大明朝廷接著推出了影響更大的《金融法案》。
    大明建國之初，朱元璋以強硬的手段打擊民間的金銀交易，卻是想要打造了一個以大明寶鈔為核心的貨幣體系。
    只是大明寶鈔并沒有健康財政的支持，在初期寶鈔體量較少且借助強權還可以勉強運行，但隨著當政者瘋狂發鈔來解決財政開支問題，這個體系很快便崩潰了。
    到了如今，大明寶鈔幾乎沒有了流通屬性，卻是早已經被金銀所取代，現行的雜稅都是以白銀為結算貨幣。
    不過這里無疑埋下了一個極大的隱患，由于華夏沒有自己的貨幣體系，卻是無法調節本國的經濟，且很且容易受到擁有大量金銀的西方力量的沖擊。
    最為重要的是，華夏沒有屬于自己的貨幣體系，可能可以比肩西班牙的海上霸主，但無法真正影響全世界。
    林晧然作為一個后世之人，卻是知道金融的威力，更是知道在大航海時代中打造自己貨幣體系是多少的重要。
    在內閣形成統一的意見后，他親自前往坤寧宮游說陳太后，而后決定拋出屬于大明的新官方貨幣——百歷銀元。
    百歷銀元暫且僅發行一錢銀元和一兩銀元兩種面額，材質均采用純銀加入鎳、銅鑄造，單是實物的價值便已是不低。
    有鑒于不受限制發行的大明寶鈔信譽崩塌的教訓，百歷銀元并不是由朝廷鑄造和發行，而是交由聯合錢莊所代為發行。
    跟當年大明寶鈔只發不回收完全不同，朝廷今后的稅收只收取百歷銀元和聯合銀票，正式確立了百歷銀元和聯合銀票的官方貨幣地位。
    普通百姓既可以用自己的碎銀和銅錢到聯合錢莊換得百歷銀元，亦可以用百歷銀元到聯合錢莊進入兌換金銀，卻是保障了百歷銀元跟金銀的兌換。
    正是如此，聯合錢莊已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央行。
    林晧然深知競爭才是發展的原動力，故而在《金融法案》中，亦是向民間放開了金融業。
    朝廷除了繼續打擊高利貸外，允許民間建立以百歷銀元為主要貨幣的地方性銀行，從而加強了百歷銀元的流動屬性。
    正是如此，在大明寶鈔完全退出歷史舞臺之時，卻是沒有讓白銀成為官方貨幣，而是將官方貨幣的使命交給了聯合錢莊。
    當然，很多保守的土財主亦不會輕易認可百歷銀元和聯合銀票，他們很多人都選擇將金銀窯藏，到需要辦什么大事才選擇用金銀換取聯合錢莊的百歷銀元和聯合銀票。
    只是這其實是一種正常的現象，畢竟任何一種轉變都不會一蹴而就，而是呈現著一種緩慢的大趨勢。
    隨著這兩項法令執行，而新的征稅系統正式運轉的時候，百姓很快便知道這兩項法令的優劣。
    底層百姓無疑是懂得精打細算的，卻不管當權者吹得多么天花亂墜，但他們都牢牢地盯著一年的支出和留存。
    盡管他們都知道林晧然是一個好相國，只是他們到聯合錢莊換足百歷銀元而后到縣衙繳納雜稅的時候，卻是感覺一切都宛如是做夢一般。
    很多百姓在繳完雜稅之時，卻是向書吏一再確認他們有沒有算錯，這是不是真是他們本年度僅需要交的雜稅。
    書吏原本還耐心地進行回答，最后實在是不耐煩了，只好站上書桌對著后面排隊的百姓再度講解起攤丁入畝。
    一些智商比較低的百姓對著攤丁入畝還是有所不解，只是看到本縣首富繳上一百個百歷銀元，這才恍然大悟起來。
    敢情是有田的多繳，少田的少繳，無田的不用繳，大明朝廷這是在偏幫著他們這些無權無勢的普通百姓。
    當然，這亦是產生了一個負面的影響。以前大家都想著如何積攢更多的“祖產”，只是現在多田則要承擔更多的雜稅，卻是讓很多人選擇望而卻步了。
    畢竟購買的田產僅靠耕種的話，起碼十幾年才能收回本錢，而現在又要多繳雜稅，這無疑是加劇了田畝的成本。
    正是如此，在《攤丁入畝》和《金融法案》推行不久，全國田畝的價格出現了小幅度的下滑。
    時間眨眼到了三月中旬，整個京城顯得十分的熱鬧。
    京城的百姓發現京城多了很多奇裝異服的番邦人，這些番邦人對大明的商品極度好奇，同時還帶著大量的奇珍異寶在這里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