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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血帝國補二章：霸府初期的改革概述（光緒十七年光緒二十年）
    “革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為了解放生產力。”
    在掌握政權，基本上控制京畿軍務后，劉云、文易等人連續召開了幾次“過來人”的全會，基地的人員也分批參加了會議。其目的是統一思想，討論如何在當前的國情下建設新的中華。
    劉云提出的逐步消滅社會封建殘余，牛金提出的建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扶植民族資本，鼓勵工商，文易提出漸進廢除不平等條約，田正宏提醒注意的貧富分化問題，逐步建立福利制度的建議以及馬豐、提出的現代科研教育體系的方案大家都沒有什么大的意見，但是對于清庭的處理則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大致分成了立憲派和共和派兩大派別。
    立憲派的主要理由就是國家發展需要穩定，列強虎視眈眈于周邊，沒有必要增加新的動亂。這一派以文易、馬峰、田正宏等文官為多。
    共和派的主要理由就是革命不徹底，“掃把不到，灰塵不會主動跑掉”，對未來的發展必然造成阻礙。清廷是一個包袱，應該早點放下它輕裝前進。這一派以鐘夏火、丁介云、武定國等武將為多。
    兩派理念不同，開始的爭吵很快變成了相互的攻擊，立憲派說共和派就知道打仗不懂政治，只會破壞不會建設；共和派說立憲派是被榮華富貴腐蝕掉的軟骨頭，其中馬豐被武定國譏笑為“鉆裙子的”，不但馬豐本人額頭青筋直冒，雖被旁邊的同志們拉住還是掙扎著要和武定國決斗，就連一直不表態的劉云也是臉色微變。
    劉云和文易私下對此多次交換意見，他清楚知道不但如今權力很大部分來自帝黨體系，而且國內的時流革命根本還不得人心，革命現在是不成熟，今后就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在紅旗下成長的同志們不都理解這一點是正常的，但這個時候重要的是不能發生內部的分裂。他覺得應該做總結發言了。
    “同志們，”劉云環視迅速安靜下來的全場，滿意地看到昔日訓練仍然起著作用，說道：“革命和改革是為了什么？在我們的世界里，新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早做了精辟論斷：‘革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來到這里不是為了個人的名譽利益，甚至做好了必要的時候犧牲生命的準備，因為我們擁有更加偉大的理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至于采用革命還是改革，都是實現這一偉大理想的手段。”
    “腐朽的封建制度和野蠻的民族壓迫必須解除，這是不容懷疑的事情。但是君主制度還是共和制度，完全是政體層次的問題，和國家的體制沒有關系，在我們的世界里，西方實行君主立憲的大有國在，并沒有因為君主制度就讓他們變得如何落后。但是，”劉云表情一寒，“君主只能是一個象征性質的存在，名義上是國家的代表而已。當然，他如果學習新知，未嘗不可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科學研究馬峰你說呢？”
    “啊？”
    就這樣共和派的意見被劉云暫時壓制。趨向于保留帝制，同時可能別有想法的文易的軍政分離案從實際上削弱了“過來人”中的共和分子的勢力。隨著時間推移，因為出入上層社會，周旋于富貴之間，立憲派的聲音在“過來人”為主的禁衛軍官團中也日漸變大了起來。
    劉云政變后，后黨被大批清洗，朝中為之一空，使他在精兵簡政之余大量安插了“過來人”在新的政府架構內負責軍政要職。面對這批志士對于政權的把持，帝黨內部存在著不同的意見，隨著新政陸續出臺，翁同和為首的大部分士紳紛紛反對，他們進一步提出了“尊皇”的口號，被對方稱為“古舊派”，但是少數，特別是從后黨中轉化過來，以醇親王為首的王公及張之洞等洋務派中較為激進的大臣則把政治籌碼壓到劉云他們的身上。醇親王為此曾向光緒奏道：“非劉卿不得保國祚，不從，身后亦未可期。”光緒對于劉云等人的凡是寫“請予準奏”的奏請都寫“閱”字或者“知道了”，其他的也極少批駁，至多命其復議，只在劉云等人明確寫上：“恭請圣裁”字樣才發表意見，不能說和醇親王的進言沒有關系。他們希望在變革中轉變，仍保其地位，因此極力主張朝廷和志士集團結親合流，因為鄰國日本有“公武合體派”的稱呼，他們也被世人稱為“公武派”。劉云等人對于用日本的稱呼有些不爽，但是不能否認這個稱呼也頗為貼切。
    處于“義士”控制下的光緒帝，卻變得更加開明，甚至超前。十七年政變時，宮中太監大部分都是太后一黨，因此在掃蕩后黨的運動中，后黨牽連的大部分宦官都被清洗或驅逐出宮，留下的只有幾十人，光緒也沒有多少嬪妃，于是在光緒十八年下詔遣散內務府，安全工作由直隸總督劉云負責，隨后交其奉旨建立的內政部管理，幾千年封建宦官制度就這樣草草結束了（光緒對于古舊派的今后是否有“穢亂宮廷”問題的爭論，答復道：“朕讀古書，朝廷昏庸有宦官也不能防止，難道你是在責備朕的德行不修嗎？”）。光緒十九年公歷新年（自十九年起帝國采用年號和公歷日月紀年，舊歷仍然出現在農用日歷中，被稱為“農歷”），皇帝為了增收節支，將大部分的紫禁城開放為“帝國博物館”，百姓經過安檢后可以購票入場，帝家珍品分批拿出來展覽供人觀瞻。光緒二十年，翁同和帶領群臣奏請大慶祭典，光緒第一次在太和殿否決了沒有要“恭請圣裁”的次謀部集團的奏章經過牛金審核，認為可行的慶祝方案而提出將十八年起每年牛金、馬豐舉辦的京師產品交易會中的焰火等娛樂項目和慶典合并，通過他出席主持交易會，發表祝詞，“與民同樂”，不但為帝國節約了八百萬元（約八十八萬兩白銀或二十九萬英鎊）的慶祝費用，而且通過推動交易會進入高潮，反為帝國帶來國營工業利潤及其他稅收項目受益超過一億三千五百萬元（一千五百萬兩白銀或五百萬英鎊）。這三件事成為次謀部內部，文易等立憲派打擊共和派的“大口徑炮彈”。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事件都是在光緒十八年的除辮事件之后發生的。
    朝廷中，古舊派對光緒十七年公武派廢除科舉制度的《新科令》狙擊未果，對于光緒十八年劉云提出《滿漢合一諭暨除剃法令》進一步發動了最激烈的狙擊。許多老臣以頭戧地，叩頭出血，次日朝會之前，倒懸宮門要求維持祖制的大臣有數十人，劉云奏請“凡閉蒙不思進取者，其心與后黨同。”一下子嚇住了大部分的古舊派群臣，光緒也有些色變。
    文易、劉云二人當夜入宮（劉云管理宮廷宿衛，古舊派大臣非朝會不得見駕）向皇帝密陳，至天明方回。其后兩天光緒未上朝（據說次日光緒自閉于屋中整日，再次日召見次謀部眾官員，眾臣出來后面帶驚喜色，京城大小繡房當夜接到官家急活連夜開工）。其后第十一天，光緒又未上朝，次謀部眾臣也未到場，只見全副武裝的內衛軍官帶著大隊士兵在殿中。在古舊派眾臣沸沸揚揚，數十人齊聲高聲呼喚“圣上”的混亂中，光緒皇帝，在拋棄了假辮子，文官一律西服革履，武將一律身穿帝國軍禮服的次謀部眾臣簇擁之下緩緩而出。只見他身穿 “肩挑日月，背負星辰” 對襟、闊袖的正黃九龍衫袍，頭上沒有了辮子，不長的頭發被通天冠束住，其他眾臣見了俱是目瞪口呆。海軍大臣張之洞學識淵博，立刻熱淚盈眶，五體投地涕泣道：“圣天子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數位漢人大臣也紛紛伏在地上嚎啕，哽咽著稱“萬歲”不已。
    內衛軍官一聲令下：“除辮！”內衛官兵紛紛把帽子取下，拽掉了假辮子。“反了，反了”無數滿族古舊派大臣面色如土，有幾個行將就木的老臣受不了刺激，當場口吐白沫暈厥過去。光緒皇帝下詔道：“中華本屬一統，復國制本合天意，朕乃中華之子，當為萬民表率。”命內衛向所有大臣當庭發放新的朝服立刻更換，賜金剪刀允許自由剪辮，公武派及不少漢族大臣紛紛湊趣。隨后，光緒帝在帶領眾臣到達天壇祭天，并寫祭文送往盛京祭祖，宣布《除剃發令》（規定剃留自由）立即生效，并下詔各級官員按先中央，后地方逐漸易新服。
    后來分十年廢八旗制度的《民族法》、廢除等級森嚴的貴族制度的《勛爵法》和建立先中央后地方、先特殊后一般，在光緒二十五年基本建立新型司法體系的《法院法》的一系列改革政策，雖出自次閣手筆，但多為光緒宣詔親自宣布，古舊派大臣已經無力發動大規模抵搪行動。最后一次反彈是光緒二十年春，京畿八旗“清君側，復古制”的旗丁暴動，還被衛戍師事先得知，盡數俘滅。為首的慶親王世子載振死于亂軍之中，慶親王奕劻被新成立的最高法院合議庭宣判有罪，判處終身圈禁，成為司法改革后的第一個祭品。從此，朝中古舊派大臣式微，內閣為公武派完全控制。
    雖然政見分別不大，但從光緒剃發事件開始，皇帝和內閣官員爭相標榜民意進而爭奪改革主導權的競爭卻隱隱開始。退出行政的古舊派轉而利用其尚被承認的社會地位，進入立法和司法機構，特別是常在主導立法的資政院設計對內閣的杯葛。因為資政院和內閣均在名義上對皇帝負責而不存在隸屬關系，“院閣之爭”成為控制行政的內閣推行帝國新政的主要障礙。有時，不愿意“武力干預民主制度”的內閣，也不得不依賴皇帝出面平衡資政院的反擊。
    改革自上而下強制推行起來也引發了不少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在于雖然政府機構中的反對派可以鎮壓，但民眾觀念的改變卻也頗費時日；激進的改革甚至就在中央如何實際落實有時也是很難辦的事情。
    新科舉推行后，羅素蘭面對國家的師資力量嚴重欠缺的數所空殼大學欲哭無淚，絞盡腦汁去節省每年一億元的西學教育經費。他徹查手下有沒有貪污到了神經質的地步，甚至熟睡中聽到“貪”字就能從床上跳起。千省萬省，三千多萬學校設備采購維護費、超過四千萬元西方專家學者的聘金和近二千萬的翻譯費用是無論如何省不下來的（這還是在他強拉無數同志客串教師的前提下，如始作俑者馬豐曾在一開始被他勒令每周完成28小時以上的教學任務，不得不把鋪蓋和每天的文件帶到大學，每天夜里講完了就在教師休息室繼續辦公）。幸好軍事方面的教育特別經費不算在內，要不然連教育署少得可憐的經辦人員們的月薪都發不出了。
    而扛了一個中央銀行的空殼的莫寧除了要保證軍費，支持國家工商業（莫寧每次都是陰森森地對始作俑者牛金說：“我一定支持你，牛。”），還要防止偽鈔、打擊不法商人狙擊新貨幣的圖謀。他在天津、上海先后成功擊退了投機商的行動，并在山西和不法錢莊反復周旋。雖然極大充實了國庫，卻至少熬出了幾百根白頭發。
    （據說，內閣任命時，恰好同時得了風寒，結果被馬豐和牛金分別代理了幾個月的教育、財政事務的羅素蘭和莫寧到了任上當天就大大問候了那兩位急著當“創建者”的仁兄的女性前輩們，此后更是隔三差五就要親切慰問一番）
    如果說這些內政上的努力是嘔心瀝血，那么這個階段外交上的工作，按照外務次官張志高的話，就是“功勞全當白干，苦勞一定挨罵”。外交是妥協的藝術，而且“弱國無外交”，辛苦了半天反而被別人說是賣國賊，這種痛苦非置身其中者絕難體會。
    不能否認，最招致詬病，尤其是在資政院被杯葛次數最多的就是外交修約的工作。連公武派議員都對張志高起初提出的“門戶開放換取廢除不平等條約暨收復租界”的主張大肆抨擊，認為是“喪權辱國”，次閣會議上農林大臣田正宏和財政次官莫寧也非常反對，認為該政策將有利于殖民主義不利于民族經濟，只有是工商大臣牛金和科技次官馬豐明確表示贊同，認為是時代潮流。后來不久發生了英國水兵強奸事件，劉云奏請將所有外國租界中國居民遷出，并在租界外圍筑圍墻，這個要了外國商人的命。經過緊張磋商，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先后和張志高進行了修約談判，帝國收回了治外法權，向各租借地派駐法官，但是當地民法遵循租界國法律，治權也沒有收回。張志高的修約談判中，通過努力達成“自中國頒布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典，建立獨立司法體系，并以明文法律作為唯一司法根據之日起，租界國法律即行廢止”和“自中國承諾遵循行政體制依照明文法律及承諾涉外處分事先向友邦通告之程序之日起，租借地治權即行歸還”的條款被議員們譏笑為“鏡花水月條款”，以及世人談論都把修約功勞歸于劉云的筑墻令，無不令張志高十分沮喪。當然，次謀會議上大家對他的勸慰和鼓勵，多少讓他的心理恢復了平衡。現在，次謀會議上最狂熱的好戰分子不是鐘夏火等武將，而是這個文質彬彬的張志高：迫切希望中華顯示天威的他，已經把目光投向了遙遠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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